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0-10-10 08:42 编辑
“来盘花生米！”
这样的语句应该是在成年之后才经常听到的，地点通常是在一些排挡和小饭店里，上了档次的酒店一般不用这个，至少这么个东西谁都知道便宜，没有赚头。
而且，用花生米喝酒通常有两个情况，一个是上了年纪的人为了消磨时间，可以一边抿一小口白的，一边往嘴里丢一个花生米，喝酒的时间就是数花生米的时间，不知不觉，睡意袭来，这一天也就混了下去。还有就是桌子上杯盘狼藉，喝的人也酒足饭饱，还不忍离去，再上硬菜太过浪费，索性再来盘花生米垫吧垫吧，直到结束。
花生米是时间的润滑剂，且不费钱，这是我向来的认识。
但在农村来讲，种花生的并不多，甚至算是奢侈品。它太无用了，不能当饭吃，填不了肚子。尽管可以下酒，可是一盘花生米往桌上一放，似乎不弄点酒还真不大妥帖。为了花生米还得买瓶酒，亏大了。于是，要么是山地实在不合适种别的，点几眼花生，将来也好调调口味，属于废物利用；要么就是有些闲人尤其是老人，喜欢喝点小酒的，也会点几眼，成熟之后，打发打发冗长的老年时间，属于心有所属。
有人说，花生不还是可以榨油吗？的确行，不过我们那儿每家的油菜都能堆成小山，轮不到花生出油的。
我家几代人都喝酒，量有大有小，我是最次的。人家说什么八辈贫农，从我家单薄的一张谱系表上来看，我们家可能八十辈乃至于八百辈都是贫农，就没见过宗族里能说出一个响亮的名字或者是出格的事件。其实，这是好事儿，蚂蚁是最耐活的，我们就是蚂蚁的命。历史和传说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祖上太过显赫了到了后世被截胡的很多，灭门的、流放的、诛九族的都不是平头百姓。有的好歹命是保住了，但还是得仰人鼻息。项伯投降了刘邦，后代姓刘了；刘禅的后人为了留条命，把姓给改了，刘字的繁体字左下角是一个“金”字，可能某一个金姓的人没准就是天潢贵胄；杨坚翅膀硬了，就从普六茹坚变成了杨坚。当然，这都是戏言，赐姓改姓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把祖上搬出来说事，也就是搬出来一些谈资而已，与当下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启功先生从不拿弘昼的九代孙显摆，甚至反感。只有阿Q才会说自己祖上也曾显赫过的。
贫农的后代喝酒是很少用花生米的，没那么多讲究。我爷爷还有我爸喝酒都是酒是唯一，其余不论，一堆黑乎乎的咸菜或者其他什么的往桌上一上，风卷残云也就完了，然后立马干活，才不会在那儿一个地戏弄花生米呢！爷爷即便八十多不干活的时候，也依然没有那样的细腻，要是摆一盘花生米，他的急性子能把盘子也咽下去。他走路快，说话也快，快到了我们经常听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最后走得也快，快到我们猝不及防。昨天我们还在家算，老爷子零三年走的，八十三，今年刚好一百岁。
我爸那个时候也天天喝，哪怕是在田里做农活。为了省时间，中午不回家，我妈送饭去也会带瓶酒。他就骑在宽宽的田埂上，三下五除二咕几口，然后就立马投入到农活当中。他一生早起，做事情也很快。当然活做得也都比较毛躁，在水田里收稻，所到之处都是稻粒儿；在山地里剥麻，他能踩掉一半。这里面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更愿意干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对山里田里的事情有点排斥，可是不做也不行，态度上就有问题了。
因为他中午和晚上都喝点，所以我妈的概念里，男人到中午和晚上的时候就是应该喝酒的，乃至于我有时回去，她都问，你不喝点？我揉揉眼睛：老娘啊！我见到这东西都怕！
我特别佩服能喝酒的人。因为这东西我就是不行，通过努力都不行，还不大甘心，经常还想着能不能挑战一下自己，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就酒而言，别人是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我是从哪儿爬起再继续在那儿跌倒。
我外公也喝。他当过村干部，似乎也做过生意，家里排场一些，时常来客人。一到吃饭的时候，铁锅烧得通红。外公家就住在我家后面，我有一半时间在他家待着，偶尔会有人夹个一两块鸡鸭鹅之类的打个抽风。鱼我不行，经常被鱼刺刺得眼水汪汪，这个急性子遗传了我爷爷。有时候外公也会带我出出门，也就是混点好吃好喝的，这些都不大记清了。能记得住的是他带我到澡堂洗澡，私人开的浴室，大通铺。洗完澡之后，喝茶的喝茶，抽烟的抽烟，还有专门用纸包的花生米，也不知是五分钱一包还是一毛钱一包，他会买一包给我。很脆，有一点点咸，“咯噔”一下，下肚了。没过瘾，再来一个，还是很快的——一包太少，都是可以数出个数的。
这可能是我至于花生米最初的印象，后来我看余华《兄弟》的时候，看到李光头吃冰糖的样子就想苦笑。“快活的想骂娘”——没有生活的真切体验，是不会有那样感受的。
小学课本上有篇课文叫《落花生》（这篇课文还在，也是一个奇迹），不长，老师要求背诵的。老师讲了这个多么多么好，我们始终不明白好在哪儿。不就是一家人聚一下，家长借用花生教育教育孩子要做一个花生一样的人吗？对于许地山来讲，可能这件事当真影响很大，毕竟他后来还用过这个笔名，而且一生也的确勤勉低调、爱国，成就一代大家。但那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要是每个人都能从一次教育当中就能定性一生的话，教育就太万能，也就天下太平了。喜欢说道的人，见个什么都能说教一翻，主动权掌握在人身上。花生有花生的好，石榴也有石榴的好，萝卜青菜都能挖掘出教育的因子。对于那篇课文我的印象有三个：一个是花生还叫落花生；第二个是收个花生还过收获节，那我们可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那天过节了；第三个，吃个花生，父亲还“难得”来了，他爹莫非平时不跟他们在一起？有钱有身份的人还真讲究。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许地山的文字的，不是这篇《落花生》，而是他颇有些禅意的其他一类文字的片断，类似的还有冯文炳，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他们。
那个年代影视作品当中，对于不良青年的描述通常都是穿个喇叭裤、留个长头发，吹个口哨，几个人坐在某个高处，有的点支烟，有的拿着一包花生米，一个个往天上抛，然后嘴伸得老长，接着花生，表示有能耐。现在回头看，当个那个年代的不良青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都不是缺点。
后来，我们接触花生还是比较少，花生米很少上农家的桌子的。直到开始上班了，尽管那是一个连厕所都不周正的学校，但好歹也算一个老师了，也会有那么一两个饭局，至少领导要是下来，我们还是能改善一下伙食的。领导们吃肉，我们好歹能喝点汤，领导们也会平易近人地扔几枝好烟，我们也能开开荤，所以我们是很欢迎领导的。
领导下来自然要准备，鱼肉是少不了的，鸡鸭鹅至少得一样，实在没有就买点卤菜。最后来点下酒的花生米，下饭的臭小菜蒸豆腐，基本上就上的了台面。不要以为我们有多么铺张浪费，我们就在家里烧，不进饭店。学校里校长主任们陪领导们谈谈工作、工作之后再打打扑克，我们几个平头的老师忙得都脚不沾地，最后花的也不算多，集体主义的劳动也能凝聚人心的。
一个桌子坐不了几个人，小年轻有时候能上，有时候上不了。上桌子还不如不上桌子，上桌子屁股就沾不得板凳，站着一轮又一轮地敬酒，还得喝光。硬菜是在那儿，还得装模作样地不动筷子，也就夹夹花生米或萝卜青菜之类，最后头昏脑涨的。最悲催的是好容易吃点好的，最后能全吐了，还得搭上第二天一天的乏软无力。不上桌子就不同了，不需要捏着鼻子说那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奉承话和陪着小心，在端菜之前，见样来个一两块，然后往院子一座，大块朵颐，不枉一场忙碌。
我好像没有学过自行车。有一次快十一点学校来人了，他们让我去买卤菜，骑同事的自行车去。我不能拒绝，哪怕是推也不能说自己不会骑车啊！就这么左右摇摇晃晃的，不时再用脚在地上踏几下，也就成了。
与花生米有关的事情是，随着能上班，能有点工资，花生米不再娇贵了。
真要是有大鱼大肉，谁还吃那玩意儿？至少当时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和瓜果鱼虫相比，花生还真算不上我的朋友，至少四十岁之前是这样的。小时候没得吃，后来有的吃得先吃好的，还是轮不到它。三五年的光景，头发白了，肚子出来了，眼皮耷拉着像个九层妖塔。养生保健的鸡汤老在眼前晃悠，三天打鱼两天上网也得跑几圈，伸伸胳膊蹬蹬腿的，效果并不大，也就不再强求。面对生命当中无可挽回的溃败，你只有接受，同时也争取争取，如同一个老人说的，喜欢赌就赌小一点，喜欢吃就少吃点。这时花生米就重新回到朋友的范畴当中了。
“来盘花生米！”，不知不觉也成了我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句话，也是，还能吃点什么呢？花生米在嘴里嚼着嚼着，嚼出了日子的冗长，嚼出了岁月的无奈，也嚼出了自己的从容。
偶尔回村里，找不到花生了，村子荒芜了，连个下脚的路都找不着，原来的山地和水田里最常见的都是杂树和杂草。即便是搬迁到的新村，看起来很规整，庭前屋后都是栽了不少风景树，以桂花树和樟树为主，原先绕着村子的果木树不见了，至于花生——连水稻和小麦都没有了，哪来的花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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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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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8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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