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虞城传奇 于 2016-1-1 16:44 编辑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是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的一首绝句。公元十一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发动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称“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年终岁末，王安石见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春节，联想到变法伊始的新气象，有感而发创作了此诗。
“元日”就是春节之意，诗中描写了春节除旧迎新的景象。诗意并不难懂：一片爆竹声送走了旧的一年，饮着醇美的屠苏酒人们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家家门上的桃符（即春联）都换成了新的。这首诗充满欢快气氛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含蓄地抒发了王安石的政治抱负。他要藉新政之机一展宏图，除旧布新，强国富民，让革新之“曈曈日”光耀天下，泽被苍生。
这首诗既是句句写新年，也是句句写新法。王安石巧妙地用“除旧迎新”这一共同特点将春节与变法两者结合得紧密贴切，天衣无缝。他把元日的温暖光明景象，写得如火如荼，歌颂和肯定了实行新法的胜利和美好前途。熙宁三年，即1070年新春，王安石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因为他和神宗赵顼一起，给北宋绘制了一副全新的锦绣蓝图。
变法始于两人的相遇，两个锐意进取的男人间碰撞出了美妙的火花。名为君臣，二人实乃好友。其实赵顼一早就很赏识名满天下的王安石，继位次年，他就促成了二人的会晤。一番长谈，让赵顼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深得神宗的信任与倚重的王安石于1069年二月官拜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年后又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王安石就此承担起变法重任，尽心辅佐朝廷。
1070年这个春节，处于蜜月期的君臣二人过得十分舒畅，尤其是王安石。皇帝的信任与支持让王安石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拥有最高统治者的全力支持，拥有一展抱负的政治舞台，拥有志同道合的新政群体。新时代的到来可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切尽在掌握，一切都是如此美好！站在人生巅峰的王安石应该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做什么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好像天底下没有什么能够难住他似的。
看着那家家户户喜滋滋换大红春联，看着那三两顽童乐呵呵放烟花爆竹，看着那百姓团圆庆贺新春痛饮屠苏，心花怒放的王安石眼前仿佛出现了新政之无限美景。那即将出笼的条条新法将带着雨露甘霖润泽大宋的每一寸国土，惠及大宋的每一位子民，甚至连大宋朝的牛马牲畜也将在新法之下焕然一新，茁壮成长。新政将化身为一轮光亮耀眼的旭日，腾空而起，泽被万物，将朝廷的恩泽遍洒天下，让本苦不堪言的大宋子民也能脱离水深火热之窘境，从此安居乐业。就像本已奄奄一息的小苗沐浴着暖暖的阳光，也能尽情舒展开身姿，肆意生长。
只是，这阳光能否顺利落到小草身上，不仅要看阳光本身的强度，还得问问云的意见，或许也要考虑一下雾与霾的态度。后来玩起了云遮雾罩伎俩的，自是大宋权贵势力的代表，他们是新政最强悍的拦路虎。
革新的理想很丰满，只是大宋的现实却骨感，不妨来看看那时北宋的“旧”，说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一点不为过。当时北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三冗”与“二积”，即冗官、冗兵、冗费与积贫积弱，财政与军事的双重危机压得北宋喘不过气来。外有辽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在庆历新政之前，公元1040至1042年，西夏连续向宋朝发动了三次大战，分别是延州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宋朝三战皆负，损失惨重。连年征战又屡战屡败，宋朝国库空虚，捉襟见肘。此前，大宋还与辽国多年鏖战，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胜少败多。内里，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民不聊生之糟糕现状仅从赋税一项就可管中窥豹，民众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丁身税”、“杂变”、“支移”、“折变”等等，多不胜数。由于没有生路，农民只能纷纷揭竿而起。
为改变大宋朝内忧外患之现状，实现复兴，宋仁宗决定施行新政。他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以范仲淹、富弼为首推行新政，希望彻底解决朝庭的财政危机与军事危机。史称“庆历新政”的温和革新历时一年即告失败。改革其实很微小，但触动了皇族的利益。享受了既得利益的权贵势力十分强大，在他们的阻挠下，新政很快就败下阵来。大宋朝只能依旧积贫积弱，且每况愈下。
这般局面其实源于北宋初期实行的一项政策：集权。统治者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五代十国的分裂主要源于诸侯拥兵自重。于是他们刻意加强了中央对权钱兵的控制，增设机构人浮于事，年年增兵庞大臃肿，分散军权又造成战斗力低下，“三冗”与“二积”结果直接造成了北宋的经济危机与军事危机。
就在这般危局下，王安石踏上了他的除旧迎新之路。王安石变法比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走得远，他的改革涉及的范围与触及的深度都远超以往，虽然两者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命运。与后者一样，王安石的努力也是折损在坚不可摧的权贵势力手里，撞得头破血流。
但凡重大改革，往往都是以限制特权、追求社会公平与公正为目标。王安石变法也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权贵的利益，权贵们釜底抽薪，通过各种手段瓦解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终让赵顼对王安石产生了怀疑。保守派抓住了新政的命脉，没有皇帝的全力支持，所谓新政只是镜花水月。另外，由于推行新政的人群良莠不齐，主张不一，新政本身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改革派内部出现了裂痕。神宗的犹疑不决与集团内部的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格外沉重。变法革新就此走向了下坡路。最终，在神宗对保守势力的妥协下，进退两难的王安石两次罢相，第二次罢相后直至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未回朝。当初两人一起规划的宏图伟业最终成就了一场革新闹剧。
之后，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任司马光为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止。最具讽刺意味的一幕出现，“旧”仍在，“新”却已薨。除旧迎新结果竟是如此，着实让人唏嘘。
王安石变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统治者缓解了财政危机，延长了北宋王朝的寿命。但这不完全是他强国富民的初衷。他光耀天下的理想发生了不可预知的折射，最终没有落到黎民百姓的身上。没有做到富民，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问题根源在于改革并未真正提升社会生产力，只是在分配上更倾向于统治者，将社会财富快速向统治者聚拢。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人民的生活水准自然只能明显下降。
虽然除旧迎新化为泡影，但王安石的变法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他卓越的才华与革新的勇气自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那“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言至今依然掷地有声。王安石与神宗的惺惺相惜，携手共创伟业的史实也算是一段佳话。只是后来遭遇了不可抗拒之力，两人才被迫分崩离析。不妨这样推想：如果变法一如初衷而不是后来的分道扬镳，也许，北宋的局面会大不一样也未可知。可能，结果会更接近两人当初的美好设想。只是，历史没有如果，所以王安石的《元日》只能成名诗，而成不了现实。
纵观古今中外，成功的改革基本都符合历史的趋势与人民的利益，这是革新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对如今的各项改革依然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只是，王安石毕竟是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虽才惊天下但有他的局限性。在今天这辞旧迎新时刻，遥想王荆公当年之意气风发，细品他离去时的寂寥落寞，让人不禁慨叹：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有多好！ 2016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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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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