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vhq018 于 2018-5-30 14:41 编辑
草原上只有牧主，没有地主。被冠以“地主”成分并在旗里与我们为邻的那家人，应该是从与草原接壤的农业区迁徙过来的，住在居民点最靠边的土坯房里。
草原人是包容的，对牲口都倍加爱惜，何况人。所以相处还算和平。关键是他们自己老实。连牧主都很老实了，他们更没有理由不老实。
但孩子们不这样想。我就是其中之一。草原也不是净土，也讲阶级斗争。耳濡目染，孩子们从小就懂阶级斗争，只是方式不同罢了。看过无数次“一块银元”、“半夜鸡叫”这些幻灯片以及“二十响的驳壳枪”、“向阳院的故事”这些画本的我们，有坚定的对于地主的憎恶和戒备心，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家地主曾经干过什么，也根本上没见过真正的耀武扬威的地主。这家地主是被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震慑住了，看着老实，谁知道他们心里是不是惦记复辟，或者藏一肚子坏水、时刻准备搞破坏呢？
儿童团是我们自发组织起来的。我组织的儿童团，自然要找比我小的人，为的是我当团长。红缨枪是用树杈和废铁皮做的，缨穗用红布条——哪有那么多红布条，所以大部分用马尾巴，于是红缨枪变成了“白缨枪”和“黑缨枪”，但这丝毫不影响威风。再在腰上捆一条草绳，简直就威风凛凛了。
儿童团的任务有三个：一是挖地道，备战备荒；二是捡石头，为哥哥们下午放学打群架用；三是监视地主家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搞破坏。那时只上半天课，时间有得是。
当然，监视地主是主要任务。地主家两间土坯房，外屋有炉灶、水缸、菜板、牛粪什么的，总之是做饭的地方，里屋是全家四口睡觉的地方，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和我们年龄仿佛，曾经试图想跟我们玩，好像被地主呵斥住了。除了做饭，他们是很少出里屋的。有时我们玩累了，踹开他家外屋的门就舀凉水喝，他们也不出来管。居然没被药死！于是胆大的孩子渐渐放松了警惕，时不时也拿些玉米锅贴吃，咸菜疙瘩也不错。也只有这些了。孩子们很奇怪，为什么地主家比自己家还穷？我以团长的身份正告他们，千万不要被敌人的伪装蒙蔽。也许敌人的银元、饼干、奶糖都埋在地下呢！于是我们组织了几次突袭行动，夜深人静时去侦察，看看他家烟囱是否冒烟，是否挖地埋东西。一无所获。
没给他家引电线，所以他家没电灯。外屋的门也永远不敢锁死。所以外屋几乎成了我们的据点。我们在外屋玩耍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在里屋，很安静。地主和地主婆有时出来拿东西，看见我们，也只是笑一下。两个孩子碰见我们难免恐慌。晚上里屋也不挂窗帘——睡觉也得接受无产阶级监督。一盏煤油灯常常很早就熄灭了。即使亮着，那也是全旗最微弱的灯光。
大年三十，我们提着用罐头瓶做的灯笼到处疯玩，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热气腾腾的年夜饭香从屋里飘到空中，好像整个镇子都是食堂。地主家在干什么？这个想法让我们有了探奇的冲动。
地主家与平时没区别。还是一盏微弱的煤油灯，没挂对联，没年夜饭。区别在于，他们家与全旗的气氛格格不入。对了，我们听见他们在里屋窸窸窣窣嗑瓜子的声音——只是嗑瓜子，再没溢出任何特别的味道。失望！我们一气之下，将二踢脚扔进外屋的炉子里，“嘭”的一声之后，是水浇在火上的“滋滋”声。闯祸了！锅漏了。如果是在家里，一顿胖揍是免不了了。地主和地主婆都出来了，我们做好了与地主斗争的准备。但什么也没发生。地主先是惊讶，然后凄惨地咧了一下嘴，转身进屋了。两个孩子趴在门框的惊惧表情我终身难忘。
心里对地主家有了一些同情，但绝不敢流露出来。这是立场问题。
那年九月，领袖去世了，天塌了。家家都做白花。强烈的责任心让我不由地想起地主家。阶级敌人越是在大家六神无主时越会搞破坏。我约了几个小朋友（已经不是儿童团了，我们是红小兵了）去侦察地主家的动向。依然死寂。他们会暗中庆祝吗？趴在门缝上听里面的动静，我分明听见里面也发出“嘤嘤”的哭泣声。
“爸爸为什么哭？”男孩的声音。
“天塌了！以后可咋活呀！”应该是地主的声音。
我惊讶于地主家的人居然会说话。很长时间了，我们都以为他们全家都是哑巴。我更惊讶，地主也因为领袖的去世而悲痛欲绝！难道也有好地主？
从此，我们放松了对地主的警惕。因为他们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重要的是，我上初中了，我有了更远大的目标，早日当上红卫兵。但不幸的是，不久，学校大喇叭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了。我哭了——当然别人并不知道我哭了——我在心里哭了。
偶尔路过地主家，才发现，地主家已经人去屋空。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也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走，更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的，又去哪了？他们本来也不属于这里。他们随着一个时代消失了，但只是实物的消失，与那个时代一样，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依然默默地注视着今天的一切。
草原枯荣兴叠，而我在童年时期长在心里的杂草，至今仍然没有剔除干净，顽固得可怕。谁知道它有一天会不会又蓬勃成一片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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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30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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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8-6-11 16:42
符合你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