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楠 于 2020-8-17 13:31 编辑
原标题：从虚构开始 到有效炼意
写作课应该首先从“学习虚构”开始。在英文中“fiction”既是“小说”之意，又是“虚构”之意，可见“小说就是虚构”，某种意义上，文学也就是虚构，属于“无中生有”的东西。在我看来，文学的使命不是试图“书写现实”本身，而是凭藉语言的另行创造，同时也是对现实进行透视和“透析”，找到“现实”赖以产生的缘由。
可见“虚构”与“真实”是一对矛盾，同时与“经验”也可以构成对应和对照关系。它们是影与形的关系，人与镜子的关系，是共生的。我们经常说，写出真实，或者表达经验，但如何才能做到？这就需要虚构。这是很奇怪的，所有经验与真实都要靠虚构来抵达或者实现。所以，对初学者来说，第一句话就是要提醒他们，学会虚构。
如何能够进行虚构，首先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自己的那点经历，学习“从别人的故事开始讲起”，而不是从自己的那点事儿讲起。
这是需要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不要以为“现实”是本然和客观存在的，离开了正确的看法，不可能有“自动呈现出来的现实”。而且更多的时候，是人们自以为秉持了正确的看法，而实际却是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文本，要做出评价，这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你不得不肯定作者的写作，但你知道这种写作是毫无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在堆砌现实，他写出了现实的某些部分，但结果却并不真实。因为他没有对现实进行有效的处理，将之上升到“具有正确伦理的处置”，他只是凭借着一种非常庸俗的想法，或者自私的本能——试图去获取某个奖项或利益，这样的态度下怎么可能有“真实”？
一、“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这个问题必须说，但显然又非常难于说清楚。我们必须先从哲学上来澄清一下。前面说反对“知识化”，但我又必须给我们的看法找出根据。从哲学的意义上讲，这个世界的“虚构”是普遍的，或者说，虚构首先是有一个哲学范畴的。正如美国的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他是新历史主义理论主要的代表人物——“所有的历史文本都是文学文本”，因而也都是虚构之物。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并不存在一个终极意义上的“真实的叙事”。举个例子，拿到一本历史教科书，我们会说，“这是历史”。但是如果从哲学的意义上认真追问一下，那是历史吗？绝对不是。那只是“关于历史的一个叙述”或一个修辞活动。我们只用了有限的两三个或者更多个事件，让它们进入到历史叙述之中，它们就变成了历史么？显然是以偏概全的。
在海登·怀特看来，所有具体的事件，即便其是真实的，但它们在“进入历史叙事”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扩展了的隐喻”。这就是所谓“三人成虎”，李白诗中所说，“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有人制作一个新闻，电视里面出来三个人，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年轻人，一个是妇女，他们会说，这项活动非常有意义，特别好，“我们都很喜欢”。这是一个新闻，看上去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现场。然而如果被采访的是你，你在回答时是否意识到，你的话会被扩展，“变成一个隐喻”，一个不经授权就擅自“代表了他人”的说法？所以，不要随便表态说“我们认为”，谁给你授权让你说“你们认为”？你要说“我”，不要说“我们”。但是有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这个边界，他在无意识中就觉得，自己已天然地被授权，不容辩解地可以说“我们”。
这样做是有后果的，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危险。“**”时期红卫兵造反，三个红卫兵组成一个战斗队，马上就可以用“群众”的名义，来揪斗他的老师，揪斗一个革命干部，然后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谁给了你这个权力？这一点当时确没有人意识到，现在当然我们会意识到，但并不是所有人，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会这么想。
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我举一个好玩的例子，杨子荣打进威虎山，他冒称自己是土匪胡彪。由徐克执导的新版电影也是一样。杨子荣是一名解放军排长，他扮演成土匪打入威虎山，这一切原本进行得很顺利。但是突然跑来一个土匪栾平，栾平说出一句“他是共军”，杨子荣便置身于危险之中了，怎么办？他必须要扛到底。他用了革命者正义的话语强势，硬是“以假战胜了真”。他是一个“假胡彪”，但是他战胜了“真栾平”。这个时候真和假的意义就全然颠倒了，栾平说的是真话，杨子荣说的是假话，但是杨子荣战胜了栾平。他最后不但让土匪都相信他就是胡彪，而且迫使众匪愤然而指斥栾平。座山雕发出了狞笑，让栾平死。杨子荣抓住栾平的衣服领子，在革命现代京剧里面就是“我代表人民处决你”，砰砰两枪。冒牌土匪处决了真正的土匪，杨子荣在这里可以说既是当事人，又是法官，同时还是法警，他代表人民当场执行了对栾平的枪决。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戏剧故事，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法理上来讨论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另外一回事。
所有真实的事件，在进入叙事之后可能反而变得“不真实”了。比如我们在描述1848年的欧洲革命时，会出现一个修辞，即“暴风雨的1848年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这是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开篇的一句话。这句话将一个年份变成了“暴风雨”和“转折点”，这样他接下来所描绘的所有文学事件，也都变成了比喻或者隐喻，为了让我们相信这是暴风雨的一部分的比喻。这表明，它既是一个“关于文学史的叙事”，同时又是一个标准的“文学叙事”，充满了虚构性。
所有的历史叙述，在海登·怀特看来，都是文学叙述，本质上都是一个修辞活动。
再看一下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你就会认同这个说法。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我们通常会认为是史实，史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实可靠的、可考的“信史”。但是司马迁的历史叙事中却充满了文学虚构。比如他写到舜的经历，可谓是让人揪心的，在他的笔下，舜可谓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第一冤大头，窦娥的老祖宗。舜是一个那么诚实老实的人，但在他的家里却不受待见，他的父亲瞽叟，和他的异母弟弟象，合伙几番加害于他，让他爬上房顶，然后把梯子抽走；让他下地去刨井，然后从上面把他活埋。好在舜存了一个心眼，他挖井时提前挖了一个通道，他弟弟在上面用土把他埋掉，以为他死了，结果爷俩回家一看，舜已经在家里坐着，他们很吃惊。这样的叙事你们相信吗？世界上有这样的爹和兄弟吗？当然可能有，但是不合逻辑。有两个可能：可能合真实但又不合逻辑；合逻辑又不合真实。司马迁从哪儿看到这些材料？我们知道司马老师特别有学问，但是不知道他是从哪儿看到了这些材料。上古时，人们即便纪事也是惜字如金，哪里会有如此详尽的细节，来叙述舜的遭际？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为了凸显舜作为一个十足的仁义之人，作为一个心性仁厚胸怀宽广的一代圣君，他的人格之高尚，早已准备好下地狱的这种人品，而不惜笔墨捕风捉影，刻意虚构了这些冤情故事。但是我们看了以后又绝对会相信，觉得这是真的，不然怎么符合尧和舜那种圣君的形象呢？
还有“鸿门宴”，司马迁详尽地描述了鸿门宴的格局，项王坐在哪，刘邦坐在哪，什么表情；樊哙是怎么进来的，吃猪腿的样子，喝酒，为沛公据理力争；然后项庄、项伯、亚父范曾，他们每个人微妙的心理活动……反正在场每个人的心理都跃然纸上，就像一幕电影一样栩栩如生。请问：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那一刻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怎么知道？他根据什么复原了这个现场？又没有影像资料。但是没有人怀疑《史记》的真实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文学，因为司马迁的《史记》真正弘扬了中国“史传”叙事的一个特点，就是创造了“人本主义历史叙事”的范本。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它分为“本记”“世家”“列传”类型和级别不一样的人物，作为叙事单元，都是以人物为本位讲述历史的，而不是像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历史这样，都是围绕时间和事件讲述的，而且都是国家大事、战争或政变，君王或伟人的叙事——是“帝王将相”而没有“才子佳人”。当然《史记》中也有世系、年表这些，但是他是以人物作为核心来讲述的。一旦讲到人物，当然就会有生老病死，就有成败存亡，就有悲欢离合，就有爱恨情愁，他笔下的历史就“人格化”了，最终也就变成了诗。
这就是《三国演义》开篇词里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否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一旦被人格化，将人的生命经验投射到历史当中，或是从历史当中提炼出来的是生命经验本身，历史自然就转换成了文学。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史不分”是有理由的，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确实是文史一体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虚构是一个哲学范畴，或者说从哲学的意义上看，所有的叙述都是虚构。“真实”即便存在，也是一个无法呈现的东西，因为它广大无边，一旦被认知和呈现，从哲学上讲，就有了“虚构”的性质。而从文学的角度，就更是如此，在叙事的意义上，“真实”只是一个愿景罢了。
这样我们就为“写作”找到了一个起点，并且为它找到了合法性所在——连历史都是虚构的，何况文学？
来源： 扬子江文学评论（微信公众号） | 张清华 2020年08月16日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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