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vhq018 于 2023-4-26 09:51 编辑
都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博大在哪？精深在哪？如果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核是文字，应该没几个人反对，如果进一步说，这个内核的精髓是每个文字或每组文字所蕴含的意义，有些人就会云里雾里了。
其实也不难理解。汉字之所以博大精深，多由一字多音而代表不同意义，以及由本源引申出不同含义所致。比如一个“慊”字，既表示“不满”（ qiàn），又表示“满意”（ qiè），不念出来就可能闹笑话；比如一个“打”字，用作二声就是量词，代表“十二”，用作三声，与其他词组合，就会派生出完全不同的含义：打架和打球，打算和打工，打草稿和打比方……都是“打”，但只有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翻译成外语，恐怕早已看不见“打”的影子了。就算组成了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场合，也会派生出完全不同的含义和意境：打成一片，是群殴呢还是和谐成一个整体了呢？外国人直接昏倒。
但是这种一字或一词多义也常常把中国人自己绕晕，以致于在对某种文论的解析上产生歧义，离本源越来越远，并以讹传讹，出现“桃之夭夭”变成“逃之夭夭”、“无度不丈夫”变成“无毒不丈夫”、“狠毒莫过负人心”变成“狠毒莫过妇人心”、“人不为（wéi）己天诛地灭”变为“人不为（wèi）己天诛地灭”、“无尖不商”变成“无奸不商”这样意义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情况不胜枚举。当然，对于日常生活，语言文字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只要双方能听懂意思，绝无大碍，你约朋友周末一起“钩”鱼，而不是“钓”鱼，肯定是无所谓的事。而对于圣贤的微言大义来讲，如果我们还是不求甚解，以讹传讹，往小了说，你失去了一次升华自己的机会，往大了说，则是糟蹋了古人的苦心，淹没了中国智慧，将富于思辨哲理的博大精深的中国语言归于直白简单的狭隘肤浅。
本文试图展示一种从本源认识汉字的精深的方式，如果读者对于语言内涵产生歧义，可以一带而过，因为追求语言内涵的正解不是本文的目的，展示对汉语言文字的思索方法、叩问圣贤内心的教诲才是本文的目的。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麦克·哈特著）一书中，排在前5位的穆罕默德、耶稣、释迦摩尼、孔子都是哲人，只有牛顿是科学家，但他的另一半也是哲人，可见圣贤所语对人类历史影响的重要性，弄清他们所语才能开启智慧之门。所以本文欲沿着这个通道展开思索，其中荒谬粗陋之处望读者见谅。
凡治学者，第一要紧处是劝导人们“用功”，凡夫粗妇也知以“用点功吧”之类的训诫让孩子学业进步。都知用功，许多人却不知如何用功。用功本是两字：“用”和“功”，不知如何用功，实是不知“用”什么为“功”。用功是手段，“功用”是目的。那么“用”什么为“功”才能达到“功用”的目的呢？
用功，是“用心做功夫”，需得有个“心”，这个心，是孟子所谓的“良知”，是《大学》所言“止于至善”的心。而“用心”，是王守仁所谓的“致良知”或者孟子所谓的“尽心”，而不是掺杂邪念的用心，否则这个功夫也达不到目标，还可能越做越远。比如在用功行孝上，要遵从内心而去发力，如果不是以良知而是以邪念（取得遗产、获得别人夸赞等等）去行“孝”，这就不是孝，而是私欲，结果你离德性就越来越远。比如“尊德性”“道问学”，尊的是心，问学的是“道”。所以用功的关键处在于用心，“正心”的心。
心正做“功”才会真精进。这个“功”，是以“力”做“工”，“工”是“力”的落实和显现，是“工”的手段，心不正，不能致良知，则力不可能尽发，发而方向不明，作用点不准，如是则难以成“工”，如同扑人逐块的道理——有人用石头砸狮子和狗，狮子会扑向投石子的人，而狗却去追逐那石块。狮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狗发错了“力”，结果可想而知。
致良知，才能尽心用功，才能使“用功”达成理想的功用——正心的功效。简单的“用功”，圣贤的苦心在深处。以此“用功”去用功挖掘聆听圣贤教诲，才不枉圣贤切切真意，还原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魅力，指导我们正确地生活。
孔子教诲：“道不同，不相为谋。”真像坊间理解的“志趣不同，不能在一起共事”吗？若真是这样，孔子可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他说了一句大众不可能执行的话，你的领导想发财，你想普惠大众，道不同就不能共事，连工作都不要了吗，咋活？要知道孔子因为富豪子贡出钱赎人没报销都骂子贡没德——因为子贡把道德的门槛提高了，所以孔子不可能说出这样的千千万万民众够也够不到的道德箴言。问题出在“谋”上，是后人将“谋”引申为不能共事，究其本源，此“谋”应为“出计策”之意，你不给他出主意就罢了，事还是要做的。孔子的意思是，道不同，你帮他想办法，他不会听的，白费功夫。总之是不要把精力用在无用处。
另一句话被曲解得更狠：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流行的意思是“不与仇敌在同一个天底下并存”，就一个天，不共存在这个天底下，去哪？显然，这句话的歧义来自两个字，一个是“戴”，一个是“天”。如果你把“戴”理解为披星戴月的“戴”，把“天”理解为蓝天白云的“天”，事情就会闹得“不与仇敌在同一个天底下并存”那么大，不管是什么仇、多大的仇，不问青红皂白，便准备大开杀戒，你死我活了，那么这句话就成了道德绑架——圣贤怎么会教唆人冤冤相报、没有底线呢？显然又让歪嘴和尚念错经了。我们还是在儒学中找正解。这里的“戴”应是感恩戴德的“戴”，是“遵崇、拥护”的意思，而这个“天”，则不是物象的“天”，应该是“天理”的“天”，天即理，理是良知，因为出自《礼记》，那么这个“天”又是尊崇理的“礼”，是致良知而成的“礼”，以此探究，则“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就可理解为劝诫：与父亲的仇人，只是不去尊崇或拥护一个“礼”而已，“礼”是来往之节，内心之“理”，是所谓“道”，也就是说，只是与仇者“不相为谋”，或者断绝来往，这符合儒家“中和”之道——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儒家绝没有让你跟人拼命去。这也符合今天我们的为人处世——不蛮干，依靠法律。否则，世界真成浪子江湖了，中华也成戏杀之地了。
再来看《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人之初，性本善”符合儒家学问，“性”者，心也，人之初，“心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从字面上看，也没问题，人之初性本善嘛，当然“性相近”啦，“习”是实践，随着成长，每个人都会从事不同的职业，从善的形式自然不同，务农者以土地行善，为官者以规制行善，治学者以化育行善，从方式上看起来，行善的方式是大大不同了——习相远。“苟不教”也没什么问题，“教”是教育，“教”“育”一体，“教”是镜子，是提醒，是标杆，告诉受教育者，良知（即心性，即善性）的标准是什么，受教育者容易被哪些恶性蒙蔽良知，而“育”则是通过照镜子，发现自己的“良知”被什么蒙蔽了，要时时擦拭，以保持“善性”一尘不染，纯洁如初。那么问题来了，“苟不教”，会导致“性乃迁”吗？前面说，“善”是人本，如耳口鼻舌一样，是人固有的，结论又说“乃迁”，俨然成了住旅馆的，感觉环境不好，就一走了之，这不是前后矛盾嘛。就像太阳，沙尘暴也好、乌云密布也好，太阳只是被蒙蔽了，绝没有离开须臾。“善性”是人固有的，可能被邪恶蒙蔽，绝不会须臾离开，这是儒家的立学根本。而《三字经》是儒学的追随，所以只能说《三字经》的作者搞错了。既然立文之始就没弄对，后面不看也就无所谓了。
诸如此类，无不把我中华悠久灿烂的文化浊混得鱼龙混杂、面目全非、自相矛盾，一些曲解甚至都成了邪恶者的“圣经”了，搬弄是非者高呼“最毒妇人心”，吃亏上当者谩骂“无奸不商”，自私自利者呐喊“人不为（wèi）己天诛地灭”，杀人越货者狂叫“无毒不丈夫”……生生把根植于儒学的何等儒雅、精深、充满哲思和东方智慧的中华文化给嚎叫成烂俗的剧本。
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一群人也可能做不到还中华文化清洁和一贯性，但我们至少能让自己心性纯洁一些，并具有一惯性，以“诚意”“致良知”的态度汲取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涵，虽有偏颇，总无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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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26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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