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失踪的人》发布后，陆续有好友反馈说没太看懂，询问作品的中心思想是啥，并且希望我能撰文详述，引导一下读者的理解方向。
这部作品的写作，从构思到成稿，断断续续有一年，可以说倾注很多心血，当然希望读者能看懂，没有哪个作者的写作目的是让人看不懂吧？况且，我也不是有多么深刻思想、多么广博知识的人，即使想写深奥的东西，也没有那个能力。《三个失踪的人》之所以会让读者产生看不懂的感觉，大概率是因为没采用传统叙事方式。也并非是为噱头用比较新颖的写作手法，内容决定形式，这种视点人物心里独白的表现手法，是故事本身决定的，我必须遵从。作者，很多时候是被自己创作的故事和人物牵着鼻子走。
在我上学读书的时代，写文章讲究主题先行，老师教导的是，动笔之前先想好要表扬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写出来的文章当然要黑白分明，亲不亲，阶级分。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好人就是革命的，从头到脚，完美无瑕，没有俗人的七情六欲，而坏人则坏到极点，从外貌到个性，一无是处。而同时期，外部世界的文坛，却百花齐放，各种流派呈现，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千姿百态，我们却一无所知，根本看不到。那时的我，能读的小说很少，因为大量的小说都是“封资修”，烧毁了，没烧的也封存在仓库深处。我记得邻居一个小姐姐很爱看书，不仅看，而且想成为书里的人，她偷偷告诉我：“我想报名下乡，去农村。”
“为什么？”我很惊讶，因为知道很多知青挖空心思变着法儿的想回城。
“农村有阶级斗争。”
当时被允许读的几部小说都是农村题材，当然也都是写的阶级斗争。她跟我年龄差不多，文化革命轰轰烈烈时，还是小孩，否则，她不会有此想法。
“你家下过乡，你去的村庄有阶级斗争吗？”小姐姐问我。
我拼命转动脑瓜，回忆在农村的五年时光，寻找阶级斗争的故事，想给她一个满意的回答。
想了半天告诉她，“村里有阶级敌人，有几家是地主富农，也开过几次批斗会。”
批斗会的场景我记得挺清楚，全村社员都集合到小学校的操场，会台上猫腰撅腚的是地主富农，还有一个王家哲，满头白发，高高瘦瘦的。这人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家成分是中农，他跟地主富农一起挨批斗是因为抗日战争中喊过“皇军万岁”。
王家哲没参加八路军，但是他全家都支持八路军，我父亲养伤时就住过他家。就是因为支持八路，帮助八路，有一次鬼子围庄时，就把他抓住，要用刺刀挑死。保长向特务求情，说这人就是糊涂，以后肯定不敢了，饶他一命吧。特务队长就说，“他得自己表态，如果他喊皇军万岁，就放了他。”
喊一句口号就能保住性命，他当然乐意，换位思考，有不乐意的吗？如果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而是一个英雄，一个宁死不屈的英雄，当然不应该做这笔交易。士可杀不可辱，与尊严和立场相比，生命算什么？面对敌人的死亡威胁，应该大义凛然的赴死。这是革命小将的逻辑，是和平年代看着样板戏的人们的理论，是没经历过刀架在脖子上、直面生死的人的观点。
王家哲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上有老母，下有幼子，他有很多理由珍惜生命，每个人都仅有一次的生命。所以，他喊了。在他为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换取生命而窃喜的时候，绝想不到，有一天，会为此不仅自己甚至子孙都受辱蒙羞。
王家哲，让我知道了“应该”和“做到”之间巨大的鸿沟，那些高声说着“应该”的，轮到自己头上也大部分是做不到。“站着说话不腰疼”，老祖宗总结的很精辟。没经历过战争的人，理解不了战争的残酷。战争考验人性，又有多少人能经受住考验？
看着样板戏长大的我，曾经是多么轻蔑贪生怕死的人，也曾为电影里受严刑拷打威武不屈的革命者叫好，很有代入感地自以为我也可以那样。直到步入老年，直到读过很多描写战争时落入敌人手里真实遭遇的书，我意识到，我是人，人是动物，是生物，即使你意志顽强，也有生物固有的生理承受极限，这极限无关信仰和品格。
盖世太保的一个头子说，审讯用的手段，是经过科学研究和实践的，研究透了人的生理承受极限。
日本特高课一个头子也说，落到他们手里，所谓意志顽强，不过是多拖延一些时间而已。
但是，对那个经受酷刑折磨的人来说，为保护同志，他会拼命用意志去抵抗痛楚，争取多坚持一会儿，哪怕是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都关乎同志们的生死。
我曾问过父亲，“被拷打时怕死吗？”
父亲说，酷刑的折磨不只是痛，灌辣椒水时喘不上气才是最痛苦的，那种窒息的难受超过任何一种刑罚的疼痛，那时候他渴望死，希望敌人快杀死他，结束痛苦。他说，那时的大骂敌人，是故意激怒对方以求速死，也是神经崩溃所致的爆发。在你大骂时，神经已经到负荷极限。
激烈的战斗，无疑会让很多人神经负荷超过极限，因而崩溃。当代，人们正视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有了专门的心理医生治疗战场归来的心理异常者，即使是我国，也不再把精神上的伤者视为胆小鬼而鄙视，而在过去，在我是青少年的时代，革命战士都是特殊材料制成，英勇无畏，怎么可能因为战斗而发疯？也许是出于对当年那种虚假教育的反抗，我写了陈岚的受刺激精神失常。不，也不是我故意要写，是她真的发疯，是故事的必然发展。
我没写，我什么都不需要写，是那些惨烈的画面，化作了文字。是那些战争死难者的冤魂，驱动我的手，敲打键盘，把他们的一声声悲泣化作文字，流淌在电脑屏幕，像战场上一股股流淌的鲜血。我的泪，也在键盘的哒哒声中，悄然滴落，打湿书桌。
朋友，你还要问这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吗？让失踪的三个人自己来回答吧。
陈岚，凋零于血雨腥风的白山茶。她的原型是我父亲在被捕后关押于感化院时结识的一个同志。真实的陈岚，真的给一个日军翻译做工作，成功策划了叛逃，把他带到抗日队伍。小说中得到陈岚帮助的孕妇是我舅妈和外祖母，闫区长就是我二舅。可以说这部分情节都是真实的。
小说中的陈岚本是一朵娇花，在民族危亡中，跟随仰慕的人离开优裕的家庭，到冀东参加抗日大暴动，当同学们有的牺牲有的退出后，她坚定的留下来，尽管历经被俘和一次次激烈的战斗，依然无悔。支撑她的，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和对组织的忠诚，也有对周成哲的爱情。周是她一生所爱，周爱不爱她？我觉得也爱，只不过远没有陈岚爱的那么深，那么热烈。战争让他们的爱情像落到岩石缝隙的种子，生根发芽的概率极低。对陈岚来说，战争首先是摧毁了爱情，其次是摧毁了夫妻间的信任，以至于她亲手杀死丈夫，那个爱她胜于爱自己的丈夫。
小说最初的名是《坍塌》，有双重含义，一层是三人躲藏的山洞的坍塌，另一层是信任的坍塌。
信任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了信任，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一切都将消失殆尽。残酷的战斗中，身怀六甲的陈岚因周成哲的牺牲而精神崩溃，在心灵极为脆弱的时刻，石铁心昏迷中的谵语使她对丈夫的信任动摇。这动摇似猛兽将他们齐心合力挣脱困境的可能吞噬，她发疯地认为洞口有猛兽，其实，魔鬼般的猛兽，威胁他们生命的猛兽在内心，是内心深处对丈夫的怀疑在膨胀，在张开血盆大口。
小说改名，是文友的提议，理由是三个失踪的人更吸引眼球。当下，短视频一统天下，严肃的纯文学作品几乎到了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娱乐至上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战争的残酷，对祖辈曾经历的苦难，竟然会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想让他们认真思考，认真阅读一篇反映战争状态下人性的复杂的作品，难于上青天。有点扯远了，还是说陈岚和丈夫之间的信任问题吧，《三个失踪的人》在探讨气节和生死的命题之外，也探讨了爱情，陈岚和周成哲，陈岚和田牧，田牧和同父异母的妹妹，作者的功力不足以下定论，也可能没写的能让读者看懂，实属遗憾。
笔者认为，爱情与信任紧密相连，信任因爱而生，爱因信任而牢固。陈岚对田牧的信任只因几句话、只因一支笔就动摇，归根结底，是她对田牧爱的不够，不够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她深爱周成哲，女人对男人因敬生爱，敬慕越强，爱越强，陈岚对周的爱，简直不是一个爱字能表达能涵盖。对周的爱，是支撑她在困苦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周的牺牲，抽离了她的精神支柱。她的世界已经破碎，就如那半坍塌的山洞。这样的陈岚，很难再爱别人，虽然田牧救过她的命，虽然她和田牧有共同的爱好，甚至共同孕育一个新生命。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挡她在认为对方背叛时起杀心。
有朋友问我田牧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我真的没法回答。很多朋友习惯了书中人物非黑即白，我只能说，田牧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不值得称颂，却不能否认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多，甚至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个“田牧”，虽然每个人都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正视。有一次我参团旅游，因为参观的景点发生过一场边境冲突，导游就讲了一些未公开的细节。坐我旁边的一位壮年男子，就高喊，“被俘当然就该定为叛徒，不想叛变谁会投降？”声音太刺耳，我忍不住说，“被俘不等于投降，你可以保证你不投降，但你不能保证自己不被俘。”他有些困惑，反问：“为啥？”我说，我父亲就被过俘，他被子 弹从背部射入从腹部穿出，跳入河中又被捞出，昏迷中被俘虏了。他主观意志不想投降，但客观现实是成了俘虏，这不是个人意志能决定的。
田牧中日混血儿的身份，注定了交战双方都视他为异己，那种被大众排斥的感觉，我用了兄妹不伦之恋来表现。写那场有悖人伦的爱恋，不是为了猎奇，是象征，是隐喻。就如同陈岚目睹驾辕的母马分娩，类比的是战争中孕育生命的女性。田 牧有妹妹吗？也许没有，那不过是一个被迫当间谍的人，长期承受心理压力的产生的幻觉。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幻影，向其倾诉苦恼，给自己一个逃避现实的理由。他给自己的心理暗示：“隐瞒不伦恋是他心怀的鬼胎”，真是这样吗？不是，他真正的鬼胎——身负使命来潜伏。爱情不过是他为了打入抗日队伍的工具，是跳板。剖腹而死的丽诺尔，是陈岚的投影，血腥的一幕不是过去的重映而是未来的预知。我这么讲，朋友肯定更看不懂了。无奈。文学的笔法有虚有实，不可太较真儿。
最后再谈谈石铁心。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不同于陈岚和田牧，石铁心不能与现实中的任何人完全对上号。他是一类人的浓缩。这种人，我不知道他们如果落入敌手是否能经受住考验，但他们肯定要求别人做钢铁战士。正因为他们没经过拷打和酷刑，所以对经受者产生不了共情，就是认为只有自己才是赤胆忠心，所以会怀疑一切人，看谁都像特务，不能说他这么做没有道理，但是他正确的代价是无数无辜者的生命。
最后再解答一下会议地点泄露的问题。
泄密者肯定不是田牧，他孤身潜入我军内部，没有建立跟特高课的联络线，他被安排当参谋，一直跟随主力部队行动，没机会接触外部，联系不上日伪军。那个年代，我军部队活动范围都是农村，他即使有电台都没处弄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用电池的发报机还在研发中，即使特高课给他装备，他也没地方充电，能工作一两年的锂电池还未发明出来。二战中情报人员使用的发报机，体积最小的也有饭盒那么大，另外还得有天线，所以，钢笔绝不可能是发报机，就是当下，钢笔那么小的体积，如果担负收发报职能，其芯片也得足够先进。
既然不是田牧泄露，那么是谁？其实我已经暗示了，读者朋友大概没细看。在敌占区，那么多县、乡、村，三级干部汇集到一个地方开会，能不引起敌人注意？每个村都有日伪的保长甲长，每天都要向特务报告有无抗日分子活动迹象。另外，派出去那么多交通员送会议通知，能没有被敌人捕获的吗？事实上，据胜利后从日军档案获悉，正是一个交通员被捕时未能来得及吞掉通知，才让日军确定了会议地址。
写到这里，感觉该收笔了。不会作诗的我，借用两首诗让陈岚和田牧跟大家再见吧：
“ 那极乐时光
我再也不会去享受
因为希望的翅膀变暗发黑
而当它飞翔时——掉下一种元素
其威力足以摧毁
一个以为它美好的灵魂。” ——托尼.库什纳
“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
我只想成为一棵树，
为岁月而生长，
不伤害任何人。”
——米沃什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23-10-15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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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18 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