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精神

一阵风909

《孙子兵法》的精神
  
春秋时期是我国学术思想的开创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老子、孔子、孙子、墨子等思想家，而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又无不以伦理道德为宗旨，都对后世影响深远，老、孔、墨诸家因思想不合时宜，而被当时的统治者们所排斥（当然道家本身就是采取避让的态度）而孙武，则以其卓越的军事思想与战争艺术而备受当时及后世的帝王、军事家及现代中外企业家们的青睐。孙武是春秋末期吴国将领，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他的荣誉不仅来自他百战百胜的战争艺术，还因为他高明的战争伦理思想。甚至可以说，他的战争艺术也即在这一战争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体系中。本文无意于《孙子兵法》的战争艺术，而着眼于被人们所忽略的伦理思想部分。
春秋时期的伦理思想，强调的是君主与人民的关系准则，孔子说“必以正名”，正什么名呢？正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加上朋友，就成了五伦。这是比较广泛的人际关系模式，不过这主要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阐述法，是以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根据其扮演的角色而分别以“忠、孝、弟、义、信”等道德标准为衡量。而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伦理体系，则显示出“国家、统治者、人民”三者的关系。以这三者关系建立起来的伦理体系，我们可以把他叫做国家伦理，而因国家活动又可以分为很多个方面，我们又可以分出政治伦理、外交伦理等等。孙子的伦理思想，因其主要体现在战争的各个环节，因此名之曰“战争伦理”。换言之，孙子的战争伦理即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表现“国家、统治者（体现为君主或将领）、民众（主要是军队）”三者关系的伦理体系。
一、 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战争观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古代中国，君主居于主导地位，国家是君主的，人民也是君主的，所以伦理价值最终体现为君主利益。不过从《孙子兵法》中的种种表述，则表现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战争价值观。
在《孙子兵法》的开篇《计篇》中，孙子这样说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当然他也同时提到了“兵者，诡道也”。前者关系国家利益，是国家伦理的部分，而后者则是战争艺术的部分，我们且叫他“诡道艺术”吧。所以国家利益与“诡道艺术”乃是本与末的关系，战争艺术是战争伦理的延伸。在这篇中，他先在理论上，认识到战争是国家大事，是会影响到国家利益的重要事情，所以是不可不重视的。所以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而在具体的战争中，则“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充分展示“诡道艺术”，最大的“诡道”莫若“用间”，所以孙子也很是看重“用间”。一部《孙子兵法》也因为其“诡道艺术”而获得了恒久不衰的生命力，被后代人从军事、政治直至用到了商业、生活中。而中国人也被人目为有“构思过度”的嫌疑。但作为思想本源的战争伦理方面，倒反被人忽略了。
“兵者，国之大事也。”为什么是国之大事？首先，不论胜负，战争一开始，就会产生大量的军备需求，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他在《作战》篇中这样说道：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这还只是十万军队的耗费，更何况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呢？
在作战的过程中，当然首先影响到的是军队本身。他说：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所以他主张兵贵神速。
而战争，在削弱军队的同时，也会让国家和民众疲敝。因为后勤补给和运输，而生出很多问题。
“国之贫于师者：远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一阵风909

最初由 高迎春 发表
满篇犹闻锦绣香！

感谢老师的鼓励和关注，近来有点懒了，许久没有来孙子版写文章，感觉有难度，另外自己的阅历有待加深，呵呵，向老师学习……

高迎春

满篇犹闻锦绣香！

善战者

感谢一阵风909！！1

一阵风909

朋友说得不无道理，问好朋友，有时间多来交流……

善战者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
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平时的“令之以文”是为了关键时刻的卖命：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
一将成功万骨枯。

善战者

我认为孙子兵法的精神实质在于取胜，“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讲什么仁义道德？
对待间谍：
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兼死。
对待士兵：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
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
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
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一阵风909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老子这句话是对《孙子兵法》的最佳注脚。不管是从历史资料看，还是从《孙子兵法》的文本中看，孙武都不是喜欢搞侵略的恶徒。但他后来所事的君主则不然，所以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可以说夫差之败，不仅是应了老子的这句谶语，也是违反了《孙子兵法》精神的下场。
所以，《孙子兵法》的战争伦理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慎战思想，他不是教人巧取豪夺、尔虞我诈，获得不仁之利，而是建立在国家利益、民众利益基础之上的为将法则，也即现代人所乐道的管理者风度。这就是《孙子兵法》的精神。

一阵风909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番话，可以是他自己的人生准则，同时也是他期待于他的同僚或部下的。当然也适合于现在很多人拿来当座右铭。孙武真是个性情男儿，不贪求个人财富地位，而以国家、民众、君主利益为重。吴国名将孙武、伍子胥等人无不如此，而伯喜破例，是以致败。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是对为将者的要求。
“严”，就是前面提到的“修道保法”的“法”。是以战争利害为驱动的将领的执行能力。“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将领是否服从军事统帅的决策，是取舍将领的标准。而将领的才能、道德等因素如果无助于战争，不在考虑之列，统帅就应当放弃他。
“智”，就是“诡道之术”。他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避免被伤害的危险，以诡诈的方式行动。那么，“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要考虑到利益与危险两方面。
“仁”，是对国家、对民众的爱护。军事统帅，对一次战争，对国家、民众都有莫大的干系。所以孙武强调“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他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军事统帅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直接负责人，尽量减轻国家、民众的负担；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要慎于战争，“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勇”，这里应该是指“势”。他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他主张将帅努力创造有利的态势，而不是对部下求全责备。他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信”，是取信于部下。他说“兵非益多，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又说：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在这里，他强调的还是修道保法，与众相得、上下一心。
上面是一般对将领的要求。在所有的军人中，孙武特别看重间谍，并且认为“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看来对间的要求也较高。间谍是深具阴谋者，而孙武说“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用间是孙武的重要军事举措之一。他甚至以远古圣贤为例。“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在《用间》篇，孙武更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写怎样使用间谍。他强调使用间谍的重要性说：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从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功，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使用间谍是做到知己知彼，他曾说“知己知彼，百胜不殆。”，在战场上，是以唯物的认知来决斗，不可取于鬼神。是对国家财产，对民众的爱护与珍惜。这是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他强烈指责那种爱爵百金，又不知道敌人军情的人。这样就等于是把国家和民众的财产拱手赠予别人，把民众生命视同儿戏。把国家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是对国家，对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样的人，不配做君主的助手，不配做国家的守卫，不配做民众的将领。
四、结论，《孙子兵法》的精神
老、庄称圣人，孔、墨论君子，而孙武则言“善战者”。老子和墨子都反对战争。老子说“夫兵者，不详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墨子有《非攻》之篇，窃人之国比于大盗。孔子，不曾听说他关于战争的言论，但他的后继者孟子有“善战者服上刑”之说，而当齐闵王问他“燕可伐与？”他说“可”，不过是要有利于人民，是“惟仁”。当然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嗜杀成性的兵匪、盗王，但并不反对为国家利益而战。墨子不也是宋国的最佳守城将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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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主张“务食于敌”。这样一方面减轻本国百姓的负担，一方面也是削弱敌国的战斗力，加重敌国的经济负担。从而削弱对方的国力。在战场上获取利益以填补国家利益的损失。
虽然孙武参与的吴国的多次战役都以胜利告终，但是孙武本人并不主张战争，他是比较“慎战”的。
“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战争不以国家君主或军队统领的一己之情为主导，而应符合国家利益。“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即使是非得战争不可，也是“庙算”胜者，可以战，而“庙算”不胜者，则不轻举妄动。孙子说“非得不用”。而用战，则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矣！”，所以“百战百胜”也不是他追求的境界。所以他在《谋攻》篇中说：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他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而短兵相接的攻城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他说“攻城之法，为不得已”。⒁这并不是孙武生性懦弱，而是他希望用最小的战争成本来博取最大的国家利益。
总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二、 以国家利益为宗旨的君主观
孙武认为战争必须要重视的事情有五件：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诡也。”这里面除了天和地，一个是天时，一个是地利，是关于战争的自然条件外，其他三条几乎都在人事方面。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诡也。”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他主张修道保法。他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这个“道”不是指战争的正义与否，而是看是否君民同心，这个“法”即是国家法令，或可说是军事法令。在战争中，君主也必段服从国家利益的调度，与军民一心。
他告戒君主和将军们说“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国家的存亡、士兵的生命重于一切，统治者不能以一己之怒而轻人生死，不顾国家安危。在战争中，将领为了军队利益和国家利益，可以不考虑君主的命令与威严，可以“君命有所不受”。
《尚书·五子之歌》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典籍中的国家伦理体系，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但国家似乎始终在一个君与民之间的位置，而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则把国家提到了最前面。当然在家天下的春秋时代，国家利益最终也就代表了君主的利益，是以孙武有“善保其民而利合于主”23的说法。只不过这里面有更多的考虑到了民众与国家利益的成分，所以相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比较先进的。
三、 以国家利益为标准的将领观
在《孙子兵法·计篇》所提到的“庙算”要考虑到的“五事”之一，即为“将”，也即是人才。
当然首先孙武就是一个不错的将才。
从《史记》与《吴越春秋》所记的史实看，孙武是个常胜将军，几乎没有吃过一次败仗。即使吃过败仗也丝毫不影响他的“兵圣”风度。他的“兵圣”风度，与 战神不同，不是以成败来断定的，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为后世留下了战争艺术的“葵花宝典”、“万能秘方”。孙子兵法不是万能秘方，并不能保证谁能凭借他就可以百战百胜。夫差、赵括、马谡均是深谙《孙子兵法》的著名将领，而均以失败而著名。即使如曹操、诸葛亮等号称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也难免多次失败。所以《孙子兵法》并不仅仅以他的战争方法论而为孙武博得“兵圣”之名。这个“圣”字，一般是对有一定才能而又具有典型道德素养的人的一种尊称。如孔子、孟子、关羽、杜甫等人。而孙武，从史料记载中，也没有看到他带领的军队嗜杀坑降的记录。当然，这个都可以不论，且看《孙子兵法·地形》篇中的一句话，应该算是他的自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