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落满南山
一场雨跟着一场风，把炙烤了两个月的夏天送走了。气温从多日的四十多度一下子降到了二十五度，这凉的早秋，凉的江南，凉的风雨输入进了人们的心田，实实在在的是“苦尽甘来”。而对于有故事的人，尤其是有秋天故事的人，这凉，又是一番滋味。
床头的枕边躺着张枣的诗集，封面上有他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右边用竖排文字写着他的生平简介，名字后面的小括号里写着他的生卒年1962—2010。
1962，这个年份让我似乎想到了什么。拿起诗集随手一翻，出来的页面作品竟然是读者最为熟知的《镜中》。开头和结尾的两句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想起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我合上诗集放回枕边，抬头望向窗外，稻田还是绿油油的一片，并没有秋天丰收的金黄与沉甸，只是，这风和雨的声息，让我在安静之中反复咀嚼和回忆：“只要想起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与我有什么故事，而且，还一定要是最后悔的。
我像里尔克一样，一个人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蓦然的一抬头，看见堆满书的架子上面有一摞笔记本，过去全部取了下来，其中有两本是我去年春天从老家带过来的两个日记本。我没有打开它们，只是把它们抽了出来放在一边，然后把其他几个笔记本放回到原位后，拿起它们来到了电脑桌前，结束了我的“不安的游荡”。
两个日记本，其中一个记录的是我1999年初中最后半学期的日记，另一个记录的是毕业后半年的日记，两本合起来，等于是记录了我完整的1999年。
两个日记本，一个我都不愿意打开看，去年发现它们后我打开读过几篇，稚嫩潦草以及模糊发黄的笔迹，每一个字仍然都能让我辨认出来。那些一个个汉字组成的一句句话，它们像电影镜头的回放，一幕幕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有声、有色、有影、有形。那些都是我美丽的花季16岁，但是，一个个文字串联成的一个个句子，都是黑色星期五，我害怕一打开，眼前的天气就变成了黑云压城城欲摧，密密麻麻大而冷的雨点止不住地落。
我再一次地拿起放在枕边张枣的诗集，看着他生平简介上的生年1962，想着他的《镜中》即是开头也是结束的句子：“只要想起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突然听见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声，然后看见一个高大魁梧，和我现在的年龄相仿的、一个穿着灰色衬衣的男人，从我的身边落寞远去的背影。
这一声叹息和这个背影我都很熟悉，尽管二十三年了，尽管这个背影的人他自己早就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但他在我的心里却一直是清晰的。这一声叹息和这个背影是我的中学英语老师杨先告送给我学生生涯最后的深情“错爱”，和他无限失望的落寞。
档案里查询我的学籍是九年义务教育。其实，我小学六年，每一个学期正常上课的日子加起来，最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在学校里。还有，五年级之前，正常每天上学，我几乎都会迟到一堂课。这样算，我在小学实际只读了三年或是四年。而那个年代的农村小学是没有英语课的。我仅有的英语知识，全部是初中三年两个英语老师教的。教我第一年的启蒙英语老师是个女的，她对我很好，但她教学的水平真的很烂，许多单词都读错，课堂上又管不住学生，一个学期结束了，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学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别说认识单词，更别说朗读句子。我因为在入学前我的小姨给我补了一个星期的英语课，加上我也很喜欢这门外语，第一次大型考试，我的英语成绩排全年级第一，这更是让我偏爱这门许多同学都惧怕和讨厌的科目。但老师的水平实在是不行，课后又没有人辅导我，慢慢地，我学起这门课变得越来越吃力，成绩也由最开始接近的满分下滑到了只能及格。
升入初二后，英语老师换成了一个男的。至今我都记得他的第一堂课，那是1997年9月初的某一个上午，教室在三楼，上课铃声响后没一会儿，一个戴着眼镜，身材魁梧，不拘言笑的年轻男老师走进了教室。他其中的一个咯吱窝里夹着一本英语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水杯，上身穿着一件花格子衬衣，打着一条领带，下身穿着一条灰色西裤，脚上穿的是皮鞋。他走上讲台后把水杯放在讲桌上，用拿水杯的手把夹在咯吱窝里的英语书取出来也放在讲桌上，然后用低沉的嗓音，用一口我之前没有听过的英语音说了一句： Boys and girls.Stand up, please（同学们，请起立）。班上五十多个同学，四分之三的人除了Yes，No,Good morning class,Good morning teacher,还有一句“Sit down, please”外，其他的英语都听不懂，只要老师讲英语，他们的眼睛都是看着我们几个会英语的同学，我们怎么做，他们就跟着怎么做。
老师说完了这一句后，我们几个英语比较好的同学一起站了起来，其他同学也都跟着站了起来了，我们嘴里一起喊着：Good morning teacher.虽然是集体的声音，但稀稀拉拉的，还出现了各种洋腔怪调，让我有些忍俊不禁。
礼毕后，下一个环节是师生之间自我介绍。最先是老师。最初，他说得是纯英语，语速有些快，口音和之前的女老师很不一样。我除了听懂了他的姓名叫杨先告，年龄35岁之外，其他的多数都没怎么听懂。好在他讲完后，又用普通话说了一遍，但他没有说他是哪里人。那时，我们那里的农村小学和初中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讲课除了语文需要朗诵课文时说一下普通话，其他时间全部说的是方言。而这个杨老师，他讲汉语全是普通话，而且非常标准，加上他这一身洋气的打扮，我们都肯定，他是从大城市调过来的老师。
我九年的学生生涯，每升一级都要换一间教室，班主任同其他科目的任课老师百分之九十五都跟着在换面孔。小学还好，学生都是本村人，老师差不多也都是本村人，加上小学的科目不多，所以，老师也不多。一个班级里的学生从一年级入学到六年级毕业，除个别情况外，始终都在一个班里，不换面孔。一个年级最多只有两个班，所以，全校师生彼此几乎都是认识的。但中学不一样，一个镇有两所中学，一所中学近一千多学生，都是来自全镇几十所小学。每个年级最少六个班，最多八个班，每个班上有学生五十人左右。初中的科目比小学多了几倍，因此，老师也比小学得多了几倍，而且这些老师都是来自全县各个地方的，甚至外县的也有。但每个老师并不是只负责单一的一个班，而是同时任教一个年级、甚至是多个年级多个班，因此，他们在新任教一个班时，对班上的学生面孔都是陌生的，想一下子全部熟悉起来，没有那么容易。为了破解这种局面，班主任在报名过后，就把座位给安排好了，他根据编排的座位顺序进行对号入座，列了一张学生名单表贴在讲桌上，方便各科老师熟悉每一个学生谁是谁。
记得杨老师曾经对我们说过，他说他在接手任教我们几个班级之前，先去找了上一任任教过我们的英语老师了解了一下班上每个学生的情况。这让我回忆起来那次的自我介绍，班上五十多个同学，貌似他跟我说的话最多。最让我记得的是，他用英语问我：What day is it today?（今天是星期几）我回答:Today is it Monday（今天是星期一）。其中Monday我发的音用汉语音直译是“满迪”。杨老师重复了我的这句话，但明显得听得出来，他的发音和我很不一样，尤其是Monday单词的音，他读的是“莽嘚”（汉语音直译）。那时的我14岁，正是热血少年，加上自己又是班上的英语尖子生，听见新老师读的口音和我很不一样，我很不服气。嘴里尽管没有说任何话，但表情明显能让人看得出来我不认同他的发音。杨老师笑了笑，用普通话说，我俩都没有读错，只是我（杨老师）读的是美式英语，你读的是英式英语。他紧接着问我，我俩读的这句英语，从音调上，谁的更好听一些？他这句话让我无言以对，因为，我必须承认，他读得很有味道，而我读的，是典型的中国式英语，甚至是旧县（我们镇的镇名）式英语。
杨老师的课讲得很不错，之前班上四分之三的同学连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一个学期结束后，这种现象减少了一半。但我是一个悲剧，我的英语成绩没有任何提升，尽管杨老师一直很器重我，我也很努力地想学好，但那时候，我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他们不仅折磨我的肉体，还加倍折磨我的思想，折磨得让我活下去都必须要使出极大的毅力，加上学校的生活条件又很差，以及我天生的敏感、自尊与自卑的性格，我怎么努力也没有用。那时候的我经常一个人跑到宿舍后面的山坡脚下自言自语。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这么笨。我问我自己，我的未来该怎么办。
当我们差不多都固定性地把杨老师当成外地人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课堂外看见了我，用家乡话喊我，并跟我说起话来，这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杨老师不是外地人？是我们本地人？后来，杨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他是苟家垭镇（后来的荷花镇，今天的嫘祖镇）人，他还告诉我们，他的爱人在公安局上班，他们夫妻有一个女儿，比我们小几岁。
初二毕业后，初三又是重新分班。我所在的五班，三分之二都是优秀学生。幸运的是，教我们英语的又是杨老师。只是这一年，我人虽然每天都坐在教室里，但心几乎没有一天静下来用在学习上。家里的人都明显地表态，毕业后不准我继续升学，甚至，这一年里，他们连前面两年每星期给我的三元钱生活费也给断掉了，带到学校的米，都是按我小姨的饭量过称后给我的。
日记本里的日记，我是从1999年1月24日开始记录的。其中3月16日的日记记得很不平凡。打开日记本翻到这一页，文字是黑色的碳水笔迹，虽然有些模糊了，但还是能看得清晰。开头我是这样写的：1999年3月16日，星期二，晴，农历正月二十九。
正文我记录的是那天下午连续上了两节英语课，因为初三太忙，太累了，我们都无精打采的。杨老师领着我们读课文，全班50多名学生的声音没有他一个人的洪亮。为了振作我们的精神面貌，他让我们都站起来读，见我们的精神转好后，才叫我们坐下来。接着，他给我们讲到了20年后的我们。他说，20年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年龄，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他说，现在的我们都是他的学生，20年后，在座的有可能有自 杀的，也有在读博士的、有留学的、有当科学家的、有坐牢的，有种田的，等等。他说，20年后的我们不管在哪里，如果大家都还记得20年前初中时的这一段师生情，那该是多么的值得留恋呀。他说，我们现在来一个约定，20年后我57岁，不算很老，如果到那时候社会变了，我想，我也不会走很远，如果社会没有变，很有可能我还在教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这50多名师生提前从天南地北回来，到这一天时集聚到这间教室里，各自坐到自己当年坐的这个位置上，再听我给你们上一趟英语课，可好？他说，20年后是2019年，我们凑一个整数吧，2020年的3月16日相聚，可以吗？如果这个约定到时候能实现的话，那该是多么的高兴和多么的有纪念意义呀。
我在日记里最后写到：我们听见杨老师的这个约定后，高兴得都叫了起来，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一定会实现的，我们一定都会记得您的，杨老师，记得1999年阳历3月16日，阴历正月二十九，星期二，记得您在这一天里跟我们约定21年后的2020年3月16日相聚在旧县中学的这间教室里，再听您给我们上一堂英语课。
我的初三是不堪回首的，七门功课，无论是大考、小考，名次表排出来后，从初一初二保持的四十名以内，变成了一百名以内。七门科目，除了英语，其他的很少及格。对杨老师，这应该是我唯一的内心安慰。初三那年我有些叛逆，但受家庭影响，这种叛逆我也不敢像其他同学那样放肆，我把自己克制、压制得很深，就是因为这种极其深度的克制跟压制，酿造了我一生的悲剧。
中考我是带着重感冒走进考场的，那是我生命里的最后一次考试，成绩揭榜后，破天荒的发现，我所有的科目都及格了，最高分的科目依然是英语。那时的教育，重点推行的是九年义务，初中毕业后如果不继续读书，出门打工，企业查看初中毕业证是极其严格的，毕业生要想拿到毕业证，必须通过考试，并要求每门科目都必须及格，不及格的科目就要花钱补考，一门科目补考费30元，考到及格为止。中考分放榜的那一天，我去到学校查看完分数后来到教学楼，见很多同学站在那里，他们都是有科目没有及格需要补考的，其中一个同学拉着我，塞给我十元钱，请我帮他补考英语。钱我没有要，但答应了他替他补考。我想再进一次考场，因为我知道，以后我是真的没有机会再参加考试了。
在我替那个同学补考，站在教室外面等候进考场的时间里，杨老师走过来了，他看见我站在补考英语的教室门外面，很吃惊地问我，怎么，你的英语也没有及格？我不敢看他，一是怕他发现了我在说谎，二是怕他问我毕业后的去向。我低着头嗡了一声，算是对他的回答。他停留了两到三秒钟后，用一只手摸了一下我的头，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什么话也没有说，往前走了。走过一间教室后，我才抬起头来，目送着他走到走廊的尽头，然后看着他上二楼。他一直没有回头，而我的眼泪早已经迷蒙了双眼。
毕业后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面流浪，没有和任何同学与老师联系。妹妹进初中后，有一次告诉我，杨先告老师是她的英语老师。她说，杨老师知道我是你妹妹，我因为太不会读书了，每次都把他气得拿你跟我比，他说我们兄妹俩一个是天，一个是地。我听着妹妹跟我说起这些，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几年后，妹妹又告诉我，杨老师不教英语了，改教体育了。我惊讶的问为什么。妹妹说：“杨老师说教英语碰上像我这样的学生，太费他的脑筋跟心神了，年级大了，吃不消了。”听着妹妹的话，我脑子里回旋的都是那两年他给我们上课的情景，以及他多次请我站起来回答问题，还有，他单独把我叫到教室外面跟我谈心，谈我的未来。想起他曾获得过全国教学优秀教师奖项，学校张贴大红榜表扬他，我的心啊，是五味杂陈。妹妹递给我一张纸条，说，这是杨老师的电话号码，叫我转给你。
电话是座机号。2009年的某个晚上，我站在广州天河的一间出租屋的阳台上，看着不远处的珠江，看着霓虹闪烁的电视塔，我伫立了很久后，用手机拨通了这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我说我找杨先告老师，我是他的学生。女人告诉我，杨老师不在家，她是他的爱人。于是，我俩聊了差不多有十分钟，她把杨老师的手机号报给了我。可能我在记的时候记错了一个数字，打过去，对方说打错了。这之后，我没有再拨打过这个座机号。现在回忆起来，发现那时候的自己还是太年轻了，幸好座机电话不是杨老师接听的，幸好我在记手机号的时候，又记错了数字，若是打通了，若是杨老师接听的，他问起我这些年的生活现状，我如何开口回答他呢？！
二十年，我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总觉得这是一个遥远到没有任何概念和没有任何边际的数字，可谁知道啊，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二十年只是转瞬即逝的一颗流星。从1999年到2020年，现在都已经过去了两年。诗人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季节的变化多数时候在头一天是悄无声息的，对人而言，尤其是思想敏感的人，总是会预感到一些什么，而内心里升起一些莫名其妙的复杂情绪，就像这窗外秋凉的天气和躺在枕边这本张枣的诗集，和上面的数字1962，和书里面的诗句“想起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现在，我弄明白了，我最后悔的事和梅花落满南山的事是什么。——九月是开学的季节，2022年9月5日，是杨先告老师60周岁生日；五天后，是教师节，是他的节日；是中秋节，是中国人和华人的团圆与思念日。而这一年，是杨老师的退休年。我不知道，我的这篇文章是否很应景。于我，于他，是否都是生命里一次最有意义的纪念。我也不知道，他否能看到这篇文章，看到后，又会用一种怎样的心情打开他教育生涯完整的回忆呢？
“想起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我的梅花是这些年我含着的一颗颗没有流出来的眼泪。我的南山是我最后的校园。我最后悔的事，是我走出校园后至今和未来，一直不能说出来的苦涩与疼痛。
2022.8.27—28日 杭州钱塘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22-8-31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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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3 07: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