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审视范仲淹

苏子

　　范仲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名人。他的《岳阳楼记》光照千古，开辟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精神境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典。而他作为这一精神大典创立者，通身都罩上了辉煌的圣光，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偶像，一直是帝王们倡导的，也是人们所追求的。今天，当我们这个民族面向世界逐步觉醒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他的这一精神大典怀疑甚至颠覆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范仲淹的精神是博大而高远的，这种博大而高远主要体现在他在对待个人“忧”和“乐”的关系上。那么，他所忧的和乐的各是什么呢？

　　 “若夫霪雨霏霏……”之时，他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之忧。作为臣子，这种忧，显然是对专制王朝内部明争暗斗、黑白不分所造成的仕途险恶之环境的必然反应。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官运。“至若春和景明……”之时，他“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之乐。这种乐，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暂时逃遁，一时忘了从受主子宠幸到受主子厌恶所产生的痛苦，感到短暂的轻松。这种轻松，是一时远离官场的结果。不难想象得出来，这样的“乐”，对于官场争斗的失败者来说，要有多么强有力的酸葡萄理论才能支撑得起来。
   
　　这种一喜一乐的心态，作为沉浮于宦海的臣奴来说，是常有的。范仲淹要“异二者之为”，就把忧和乐上升到“天下”的高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他心目中的天下又是什么呢？专制之下的天下，从来是有名有姓的，并不具有公民世界的任何属性。所以，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宏大出世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天下”，不过是为阴谋者卖命——打江山。那么，范仲淹此种历史条件下的“先天下”和“后天下”之说，不过是王权利益高于一切的诱人表述，“国本主义”是其核心。尽管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但这是要有条件的：满足帝王的专制统治并且自己作为统治者的一分子时，才对自己统治之下的民众心怀怜悯，始终走不出君臣统治民众、民众必须受制于君臣的关系。我们不怀疑腾达的士大夫人性中善的一面，即居于高位时可能念及民众，但协调官民关系，稳固帝王权位无疑是第一位的。既然如此，那么这里的“忧其民”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能不是千百年来“官爱民，民拥官”的再版。骨子里还是忠君的，不正是这样吗，受到皇上贬谪时——“处江湖之远”还要“忧其君”，对帝王的效忠多坚决啊。
   
　　范仲淹的“忧”之中，充满了君本主义，“忧民”就显得虚脱和勉强，甚至不实际，成为一个华而不实的说辞。站在君本主义谈“忧民”，也确实有些滑稽：这二者之间有和谐和统一的支点吗？
   
　　提起范仲淹，马步升先生说得好：他为这忧，为那忧，还不如为人而忧。为人而忧，还是先为自己而忧。是的，在君本主义眼里，是没有人的。而现代化理念的核心是：人第一！我就是为我，我尊重我，我实现我，我充实我，我发展我。而任何能真正尊重自我的人，首先尊重的是他人的自我发展权。这种以人为本而实现的社会和谐，才是现代化社会。
   
　　今天抓住范仲淹，并不是要鞭尸，而是思考一个问题：范仲淹的光环是谁给戴的？
   
　　写到这里，想起鲁迅的提醒：青年人最好不要读中国的书。我的理解是，那些书里渗透的专制思想文化太多太深了，也太隐蔽了。但是，要发现也不难，那就是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审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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