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何也 于 2016-9-19 14:40 编辑
一
“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娱乐基本靠手。” 这是贾平凹小说《秦腔》里的丁霸槽写在自家门口的对联。
我20多年来一直把贾平凹当成兄长，听他在秦地上的叨叨，看他在山洼中的行走。就像曾经的父辈们一样。听着看着，就回到了故乡。
如果用文艺一点的比拟，贾平凹的文字，就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这是人生的三境界。已知天命的他都曾经历过。但我还是喜欢贾平凹的俗语和土话。像是开悟了的偈语。
“你是装下的不像，磨下的不亮，升子丢在地里——八棱子没相。”明白畅晓，大白话，但深邃。
《秦腔》是贾平凹给故乡立碑的长篇。陕西人把碑叫碑子，硬硬的，戳在地上倒不了。
相比于以前宽泛的乡土概念，《秦腔》是他彻底回乡的写作。《秦腔》里的时间是弯曲的，回转的，有时候似乎也是静止的。但它的空间是具体的。清风街。贾平凹用一个个传奇的片段让这个平静的世界充满了动感和凝重。
不过，贾平凹真用这部长篇为故乡立了碑。之后的2008年，《秦腔》让他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坛最货真价实的一个文学大奖。
看完《秦腔》之后的2008年，我还是徘徊在人生的边缘。每天伴水而居的藉河几近干涸，但风情线上仍然人流如织。大家一边观赏着北岸人工的湖光山色，一边嗅着岸南漫天而来的臭味。
那时候，我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将近20年，而且还会一直待下去。偶尔，河边的喇叭里还会传来崔健的《一无所有》和《假行僧》。其实，当时的崔健已经离我很远了。摇滚也不再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而仅仅是一种文艺的表达。 但许巍的《蓝莲花》还是在网吧、在大街、在校园风行。跟风的还有《南方周末》，和余秋雨。就是没人读梁启超，刘小枫，也没人读高尔泰。
在《沉重的肉身》里，刘小枫借卡夫卡，基斯诺夫斯基等叙事大家，向我们讲述了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问题。“妻子构成一种生活的情调、一种生命的空气：共同生活中相互逗趣、相亲、缠绵、搀扶的空气，与孤独的喃喃叙事的空气不同的空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妻子之外，所谓情人，所谓“小三”已经在时下大行其道。
理论和现实往往背道而驰，且更加干瘪，就像是夏天里遭遇了一场飞天大雪。愕然之外，还有惊叹。
好的是，我还能读到一些前辈们的金玉良言。
二
最快活的时光应该是当年的北京奥运会。当时科比还被奥尼尔的光环笼罩，梅西还尚未褪掉青涩之气，刘翔悲情折戟。但最称道的还是开幕式。老谋子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发挥到了极致。美轮美奂之外，让人留恋。鸟巢里终于孵化出了一枚巨蛋。
那一届奥运会，让我们情感激荡。也给了我们琐碎平庸的生活异样的精彩。
但生活还得继续。借着机制的改革，贪欲、权欲等人性中的恶铺面而来。无趣的日子里，我对敬而往之的传媒业竟然有了些许的厌倦。事业单位成了企业，能拉来广告就是爷。台长成了老板。李敖的片言纸语竟一语成谶。
李敖年轻时，曾经常轻狂地走过忠孝中路。看着蚂蚁一样的人流他发誓，将来绝不如其蝇营狗苟，反之则死不瞑目。仿佛当年曹操的感喟一样，“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是，后来的后来呢？还是焦虑，还是无奈。与年轻较劲，与理想较劲，往往是要吃亏的。
这样的焦虑，一直伴随着海子。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惫。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一滴不剩，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
万幸的是，他没有看到自己年华老去的那一天。不然，老而不死的李敖们，是不是都会变成贼呢?
宿命，就是命里注定的一种逃离。就像凯尔泰斯。“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入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我们每天在这个城市里穿行，低着头，不看四周，只是为了找寻一个更加自由的孔穴。
但是，我们能找寻得到吗？海子没找到，凯尔泰斯也没有找到。
北京奥运会之后，我们20年聚会。印象中，广院是我最爱的学校。那是母校。总以为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之一，虽然它现在被列为全国最丑陋的十大建筑之一。
那里有许多回忆的东西。就像现在，每到秋天夹核桃的时候，就会想起那片不大的核桃园。在飘满落叶的树的下面，有几张永远都很干净的石凳子。记得当年坐在那里读了好多的书。有皇皇巨著，也有应景小文。核桃树下，可以听鸟叫，可以听广播，还可以踢足球。20年后，核桃树早已被广场取代了，一眼望去，空无一物。艺术石代替了草地，手机取代了喇叭。也不见有人在读莎士比亚，读沈从文。我们一班人想散散步，有人说，别矫情了。啥时候散步已经被上升为奢侈的享受了。
不竟哑然而笑。
八十年代，还没有矫情的说法。你想干啥，就能干啥，没人说你。那是一个纵情、自由、包容、发展的大时代。有一种冲破牢笼的突进感。
20年一晃而过。我们却都人到中年。沧桑，感慨，无奈。
三
2008年的年底，小城在姗姗来迟中迈开了建设的步伐。首当其冲的是拆迁。
那个标志性的圆圈仿佛刻量过似的，比阿Q画的圆多了。一圈一圈的，从巷头铺设到了巷尾。就像是画饼一样。
每天清晨五点，楼下的车棚里就响起老李启动摩托车的声音。轰隆隆的，毫不顾忌还隐隐沉睡的人。我到现在还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持之以恒的，为什么会是清晨五点。幸好，没几年，车棚连同我们居住的大楼就全部拆除了。老李也从一家事业单位退休了。
大楼被轰掉的那天，河堤上的风情线也动工了。我最意气奋发的一段时光瞬间被湮灭在流淌的小河里。这让我想起了西西弗斯的神话。我们都是被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中的人。倒霉鬼。我们始终没有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感。
直到现在，我还是怀念那座被我们戏称为“炮楼”的家属楼。其实，所谓的炮楼，就是直筒楼，孤零零的一个单元楼。
我在那里居住了将近十年。据说，“炮楼”是可以和主楼连在一起的，当时为了主楼的安全，才分开建造。
好多年后，我看到了昆汀的《无耻混蛋》。看到了小酒馆的搏杀，看到小剧院的爆炸，才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凶残的报复是以触及人的尊严、人的生存底线为前提的。
安全之余，主楼和“炮楼”同样都没有摆脱被拆迁的命运。它们都如出一辙般的惨败给了一纸强权。
四
一生为金钱困扰的奥威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才得到了最大的一笔财富：《一九八四》的版税。对于一个一直生活在底层的作家来说，这是莫大的讽刺。
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曾感慨到，“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时间，并没能成为抚慰心灵的一方良药。因为，在他的内心，他所描绘的那个时代里，虚无主义的降临，让一切对自由的向往变得更加艰难。但他却让自己所处的时代变成了一则寓言。广为流传。
相比于生活的困顿，向下层突围正是一个时代不屈的最大的挣扎。正如鲁迅所言，“与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苦相通，与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连”。但能做到，却是很难。
2008年，又一次重温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琐碎的生活，宛如一地鸡毛，总有一片会落到你我的身上，让我们无奈甚至于心痛。所谓单位，如此；所谓体制，亦如此。但如果你要混单位，混体制，就无法摆脱鸡毛们的困扰。
当时和一朋友探讨过，体制的掣肘在哪？他指着桌上的一杯温茶说，所谓体制，就是如果你想喝这杯茶，就需要起身、绕圈、慢慢伸手才能够着。如果不巧碰上个人了，你还得多绕几圈，说不定最后喝到嘴的，只是一杯凉茶而已。
人走茶凉，大抵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实吧。
2008，又是近10年。读书，写字，看球赛，偶尔还会打打麻将。常记得佛经里讲的一句话，功不唐捐。虽然我没有成为我所一直向往的那种学者，这使我心里黯然。但不空虚，不废弃，则是我不断原谅自己，宽容别人的借口。就像是林清玄所言，“愿你在污泥世间，开出清净之莲。”
莲是包容的，所幸也是清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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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9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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