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汉语小说 [分享]

下里巴人

陈 强  


　　在文明史上，乐舞乃童年之风尚，歌诗则少年之雅好。唐诗时代尚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浪漫的情愫吐为华章，宛如异彩斑斓的花朵。

　　由唐入宋，诗味随文化心理之老成逐渐转淡，再到后来，只有出身蛮族的萨都剌。纳兰性德之辈还能为诗艺带来清新的意境。诗亡而后说部兴。通都大邑的勾栏瓦舍乃章回小说之摇篮——在那里艺人绘声绘色的说唱使列位看官浑然忘己，完全沉浸于惊心动魄的梦幻中。伟大的汉语小说可能借鉴民间艺人的话本，却不像后者那样刻意迎合市民的趣味。每一部皆具独特的生命，以其生动的意象和严密的组织展现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较之凡庸有如巍巍泰山屹立于齐鲁平原。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隐约可见诗三百以及唐宋诗词的意境。

　　《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理性发育形成的科层组织崩解之后，社会仿佛倒退回以私人感情为枢轴的封建时代。那是历史的童年——充满浪漫色彩的英雄时代。彼时之英雄传奇往往作为美丽的历史童话在文明的意识深处保存下来，流衍为诸如“亚瑟王与圆桌骑士”一类的民间故事。若像儿童一样仰头望人，视野内便会出现八九尺长。

　　威风凛凛的壮士豪杰——两军对敌只见阵前二将厮杀，刀枪相向。英雄声若巨雷，势如奔马，挺矛大喝可令百万雄师败退如潮涌。童心之意象永远都是善恶分明。

　　黑白显著。“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苏轼《志林》。刘备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象征内心深处童稚的依恋；曹操则欺君罔上。威福自用，代表肉身官感带来的利欲之私——在一悲一喜间下意识表层的习气已如尘垢般脱落，而潜藏心中的纯真感情则随动作表情显露无余。由作家加工整理的《三国演义》完美地结合了民间文艺的童稚意象与史官文化的老成思维。

　　所谓“历史小说”沉湎其中便当它是“历史”，醒过神来才知其为“小说”。像《二十四史演义》只是叙述外在事实，无与于伟大的历史感；《三国》作者则将全部的生命融入历史，当他娓娓道来之际，我们仿佛在聆听历史老人回首往事。小说所展现的政治舞台像原始丛林一样处处潜伏杀机，而活跃其间的霸主豪雄则如野兽般目光锐利。

　　嗅觉灵敏，时常竖耳谛听周围动静，随时准备向政敌伸出利爪。在这样的环境下，刘备的仁慈只能是政治家的仁慈而非妇人之仁——这是小说不同于童话般的民间故事的真实感。作者罗贯中曾有志图王，他是此道中人，故而能将权力斗争写得出神入化。感觉就像有个大政治家在结合千变万化的形势讲解谋略之运用——奇谋妙计令人眼花缭乱。

　　叹为观止。诸葛亮和曹操一样长于权谋，所不同的是在他的身上永远看不到一个“我”字——善恶标准就在封建道德。曹氏家臣之忠贞死节者亦在作者褒扬之列。时值乱世，生存需要使反叛成为生活之常规。殊死的搏杀所在皆是，而命运的安排往往难如人意——当忠臣义士以鲜血和生命赢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所维护的价值显得何等的崇高美好。

　　《水浒传》《三国》情节紧张，《水浒》节奏舒缓。《三国》半文半白，较为贵族化；《水浒》纯用白话，完全平民化。

　　《三国》侧重政治军事斗争，好像平面的浮雕；《水浒》则兼及社会生活图景，有类立体的圆雕。此其二者相异之大较。

　　施耐庵以生花妙笔再现了彼时之秘密社会的内部状况，就连鄙俗的粗口也散发出泥土的气息。这是从来的士大夫不屑正眼打量的强梁世界，而在作者的笔下却洋溢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一种博大而温润的同情颠覆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冲州撞府的江洋大盗变成志行高洁的英雄好汉，而峨冠博带的大人先生则沦为无法无天的匪寇盗贼。熟悉古典中国文化的人会感到天旋地转般的思想震撼。唯其如此，这部诲盗之“怒书”在明末社会大动乱中产生了类似近代《民约论》和《共产党宣言》的巨大影响。《水浒》所描述的秘密社会可以视为上古氏族公社在文明心智发育之后的异变形态。原始的公社犹如和谐无间的大家庭，而当货力为己之小家庭形成后便开始作为文明之童真退居下意识的社会深层，在其上面出现了合理化的科层组织。战国之际社会上尚可见到富有侠义精神的墨家教团，至宋元时代此类组织已因社会机制之老化隐伏科层下面——这就好比少年将童趣摆在脸上，老人则将其深藏心中。当时政治腐败有如沉疴之老朽：朝廷里有蔡太师。

　　高太尉，地方上有梁中书。贺太守，基层还有镇关西。西门庆。无法见容于黑暗的社会，一百零八个原始人般的叛逆者殊途同归。聚义梁山——他们八方共域。

　　异姓一家，都一般哥弟称呼，不分贵贱。

　　好汉们替天行道，劫富救贫，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没有家庭观念，亦不因如色而起意，好色如王英即为“江湖大义”所鄙薄。梁山泊愈是兴旺，大宋朝就愈是衰弱——“宋江”乃作者对症所开之药方。此人深具国家观念，别人热心山寨的事业，他想得更多的却是社稷之福祉——只有当“梁山”与“大宋”由对立走向谐和，社会政治才可能因原始生命之焕发而得以革新。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至其最终失败，国家也就失去了振衰起敝之希望。

　　金圣叹评点《水浒》人物，以宋江为下下而以李逵为上上——此乃文人眼光。

　　设使李大哥当道，抡两把板斧胡乱砍将来，只恐较蔡京。高球辈还要可怕。衰世之所以为衰世，正因为像施耐庵这样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少了。

　　《西游记》清代评点家以《西游》为证道书——此书可当佛家的《荒漠甘泉》来看。欲悟其旨须先领会小乘禅与大乘禅在修证上的歧异。《坛经》里有这样两对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本清静，何处有尘埃。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麽长。

　　前一偈讲的是以定学为中心的小乘禅或外道禅，渐修可至罗汉；后一偈则介绍以慧学为旨归的般若化大乘禅，顿悟即为菩萨。唐僧乃如来徒弟金蝉子转世，早已是罗汉——行前曾在长安水陆大会上开演小乘教法，而于大乘则不甚了了。取经故事无非修行者由小入大之禅修的寓言。白龙马乃四大假合的肉身，所驮三藏象征空空如也的心体。

　　一路遇到的种种妖魔比拟内心魔障，降妖伏魔的悟空则代表禅定之意志。沙僧牵马，可方凝敛老到的经验记忆；八戒挑担，好比沉沦世俗的生理欲望。

　　悟空。八戒之形象远较三藏。沙僧鲜明，盖因心理要素中意志与欲望二者最能凸显人格。悟空勇猛精进。百折不挠，取经途中从未打过退堂鼓；相反，八戒懈怠懒散。

　　沉湎物欲，一遇挫折就想散伙回高老庄。

　　前者武艺高强，斩妖除魔。

　　无坚不摧；后者则本领低劣，娄娄失手为妖魔所擒。凡此皆禅修之譬喻。意志乃凝敛之精力，随之伴生清明的理智，所以悟空火眼金睛，善能分辨人妖；欲望则无明之业惑，只能变现盲目的蠢动，故而八戒愚昧笨拙，形同呆子。西天路上的妖魔多为仙佛坐骑，此乃禅修之考验——须历九九八十一难才最终证道见性。唐僧成佛暗示修行者已证佛陀觉悟之境，当此之际种种心魔顿成梦幻泡影，而与之相待之意志亦退藏于密，和心体合二为一。禅定的过程中意志必为心体所控，因而悟空头套金箍——一旦觉悟金箍也就化为乌有。

　　《三国》。《水浒》纯粹是中国文化的意境，《西游》则中印文化之混血儿，想象丰富有如《罗摩衍那》。此类神魔小说之内容情节迥异生活经验，阅读时我们会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奇幻之美。

　　《金瓶梅》《金瓶梅》由《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一节变化而来，借宋写明，展示了一幅当日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一开篇“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即以闹剧的形式上演了小市民之“桃园结义”——庸俗的凡人时代取代了浪漫的英雄时代。在英雄传奇中无名无姓的小人物纷纷粉墨登场，一变而为有头有脸的要角。

　　相应的是文言退位。鄙俗的方言登上了大雅之堂——情形略类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书中所写尽是社会中人，九流三教无所不包：有寻常夫妻，有三姑六婆，有医卜星相，有商贾官宦。通篇只见饮食男如之家常与豆丁琐碎之细事。西门庆在《水浒传》中乃一卑鄙无耻之恶人，而在《金瓶梅》中只是一个欲壑难填之俗人——盖因后者不具道德观念。其中淫秽之处仅为不加掩饰之生活写真，并非作者有意宣淫。

　　有胆创发自然主义写法，自是文学史上的大作手，却还不能算是不世出的天才。至如《三国》。《水浒》。《西游》以深刻的思想感动人心。而其他文化断难产生类似风格的才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之作。

　　《金瓶梅》名列四大奇书，与前面三种相较还须让一头地。行文间偶而提及列位看官，却不似在对人说书——感觉就像作者一人自言自语，絮絮叨叨。小说最后写到金兵南侵。天下大乱，仿佛当代历史之预言。我们知道晚明时中国因美洲白银之流通跻身世界制造业中心——整个社会表面上看富庶繁华，实则隐伏巨大的危机。

　　唯利是逐的自由市场只会亲睐如西门庆一般腰缠万贯的大官人，在满足彼辈千奇百怪之精致欲求的同时势必忽略广大下层贫民之基本欲求。更有甚者，由商品经济衍生的淫靡奢侈之风尚逐渐颠覆传统的道德观念，使社会人心日益涣散疲塌。当《金瓶梅》中男男如如纵情声色之际，努尔哈赤行将崛起，李自成。张献忠也快要出世了。国家有警，何处可觅舍生忘死之猛士？论者或谓明朝亡于白银之短缺，其实不然，这个朝代恰恰亡于白银之充裕。

　　满州人有健康的部落传统，不像汉人腐败，入关后即禁毁《金瓶梅》一类的小说——著手移风易俗于天下未定之时，所以才有后来的“康乾盛世”。

　　《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天生一段贵族风度，方诸四大奇书犹如二王之于宋四家。

　　作者曹雪芹乃满洲正白旗人，世家出身。

　　满族开化未久，略类上古之汉族，看待中国文化总带少年人好奇的眼光。汉人对自家文化习见习闻，所言多是熟套，反而是这位具有满洲文化背景的天才为汉语文学开创新奇别致的意境，令世人换新眼目。

　　作者每自比上界奇石，觉得与污浊的尘世格格不入——他像美少年纳喀索斯一样顾影自怜，“贾宝玉”正是其水中倒影。

　　作为小说背景的这支百年望族已逐渐衰败，儿孙一代不如一代，此子乃最后之贵族，所以荣宁二公在天之灵嘱托警幻仙姑加以开导。

　　宝玉对仕途经济的厌憎折射出世家贵族蔑视科第的心态，而其人之仪表言谈则绝类魏晋南朝间人。就连周围之裙钗也像《世说新语》的人物：黛玉孤高脱俗，故有林下风气；宝钗雍容端方，自是闺房之秀。

　　我们时代知识分子的修养还远远不及贾府之上等丫鬟，若至大观园一游恐怕也会像刘姥姥一样为人取笑。文化从来都是贵族创造的。

　　作者博学多才，于诗画琴棋。医卜参禅无所不通，而假上流社会之生活展现一种清新典雅的文化氛围。“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

　　其人灵魂永驻大观园中，所以才有睥睨千古的鸿篇巨著。自孔子修订六经以来，只有有数几人全盘总结过中国文化：太史公从史学立场加以总结，朱子。船山从哲学角度加以总结，曹雪芹则由文艺创作总结这一博大精深的传统。《红楼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略同希腊悲剧，而如梦幻般缥缈迷离之意境却是东方文化的特色。

　　小说主题仿佛“庄生梦蝶”：曾游太虚幻境，醒来方知是梦；及悟世间一切皆为梦幻，所历幻境反为原所。《三国》讲历史之运势自在自为，不论善恶忠奸，人类的作为努力最终往往成空——此乃借历史沧桑说空。《红楼》则以人生如梦解空，意境愈加玄远深邃。像这样汉语文学之神品极难模仿，后四十回果真另有作手直可说是咄咄怪事。前面在上坡，容易写得花团锦簇；而到后头下坡处早已是意兴萧索，难以生发新鲜的灵感。《三国》。《水浒》皆是后不如前，不好以前八十回之标准要求后四十回。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儒林外史》满族乃一新兴民族，富有原始的生命力——在政治上表达为清帝国之版图扩张，在文化上则体现为《红楼梦》的横空出世。汉文化却已垂垂老矣。

　　《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同时，通篇只见科层社会的阴暗面，了无生人之气，而注视这一切的又是洞彻世态人情的练达老眼。小说反映了一个文化的秋冬景象。

　　在生机盎然的春天，文化底蕴以液态思潮的形式流淌人心，而草创未备的科层组织还显得有些简陋原始；待到木叶摇落的秋冬，活跃的思想已凝固为一成不变的教条，齐整严密之典章制度亦因文胜于质逐渐与实际需要脱节。

　　当明太祖订立八股取士之制时，敏感的心灵已觉文化之僵化，预知一代文人有厄。文化意蕴一旦凝固，包括栓选在内的各项政治运作皆循一定的程式，鲜有破格之举。三十五回讲嘉靖欲重用庄征君，亦因不合国家法度而作罢。在科层社会没有三顾茅庐的刘备，也不会有平步青云的诸葛亮。进士出身的文官好比公司之部门经理，按部就班。领薪混日，经营业绩端赖背后督责之老板。皇帝二三十年不上朝，国家机器就按自身的节奏自然运转，风痹不知痛痒。

　　如若遇上像清初诸帝那样以国为家的大有为君主，这部机器马上有了灵性，会对出现的问题作出敏锐而中肯的回应。

　　科举所依之儒家经典诞生于诸侯相兼的乱世，作为对治仪秦申韩之药石可使当日政治家豁悟一种超越有生界生存竞争的境界。而对承平时代缺少兽性的文人而言，温柔敦厚的政治哲学只会令其愈加迂远而阔于事情。理性发育既久必然文极而敝，《外史》之人物多生活于文化的空套中，对实际需要麻木不仁。大凡老大民族皆讲究虚文，年轻民族皆注重实用。

　　华人较西洋人多了虚文，西洋人中罗马化的拉丁民族较盎格鲁萨克逊人多了虚文，盎格鲁萨克逊人中英国人又比美国人多了虚文。诗人哲学家领导的社会竞争不过专家技师领导的社会。近代中国的变迁一言蔽之就是“损文用忠”，道理略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生命之活力因虚文而退化，是故小说出场之人往往带小家子气，无一大忠大贤或大奸大恶。即便是那些没有异化的奇人真儒也不见什么英雄气概。

　　《外史》乃吾国讽刺文学之巅峰，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刺讥亦有其道。像鲁迅嘲讽人时只见金刚努目。恶形恶状，文木老人就比他有修养，只在叙述描写中暗寓褒贬——这是太史公的笔法。

　　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神雕挟》。《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

　　《天龙八部》五种皆可列入“伟大的汉语小说”。后二种价值稍高，《天龙》以想象力胜，《倚天》则以组织力胜。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句话形容作者也是合适的。金庸继曹雪芹之后再次总结了中国文化——其武侠小说章法谨严不若《红楼梦》，想象丰富则有过之无不及。旧文艺到晚清时已是了无意境，因外来文化之吸收蓄势储能，累积有日——至此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如浩瀚汪洋般磐磐大才令人望而兴叹，莫说四大奇书的作者，便是曹雪芹也须低眉折腰——章回体桎梏性灵。

　　拘束文思，终随新生命之勃发而蝉蜕。金庸作品在构思上多有借鉴西洋文艺之痕迹：玄慈与叶二娘之畸恋略类《红字》的情节；欧阳锋自秃木峰顶滑翔而遁的经历好像《神秘岛》的故事；谢逊和张翠山一家在冰火岛上的生活也仿佛《鲁宾逊漂流记》之翻版。

　　而小说所展现之画面在在皆是传统汉诗的意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真可谓无边风景一时新。《金瓶梅》乃十六世纪之现代小说，金庸武侠却可看作二十世纪之古典小说。若说几部书有一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伟大人格的成长经历。此等人具有博厚高明的内在生命，当其少时可能资质鲁钝，反应敏捷反不如常儿（深刻者多有些迟钝）。

　　他们平日里率性而为，很少顾及利害关系或舆论压力，对武功爱情。待师长朋友一般真诚无伪。英雄个性鲜明有如荦确山石，永远不会随阅历之增长磨为浑圆的鹅卵——正是卓立不群之精神开创了独具一格的武功流派。三山五岳的掌门人往往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自学成才的大宗师总是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武林宗师有时暗喻中国思想之流派：东邪是道家，西毒是法家，南帝是佛家，北丐是墨家，中神通则是儒家——五位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中国文化之图幅。若是东邪遇上西毒，不必为他担心，读一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便知其故。

　　换成北丐就要捏一把汗。

　　墨家公而忘私，毫无明哲保身之观念——七公娄遭欧阳锋毒手，良有以也。同是道家，黄药师靠近老学一路，周伯通比邻庄学一路——前者留意长远利害，后者向往精神自由，皆脱不了一个“我”字。老顽童自己也知因为少了一副救世济人的胸怀，无论如何勤修苦练也达不到王重阳那样绝顶之境。

　　除此五大流派，种种西亚宗教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两书即以西亚宗教与中国文化之冲突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

　　前者属于未历哲学突破之童年文化，痴迷缺少同情，因而只见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后者却是既经理性发育之成人文化，圆融无所执著，相应强调对立之统一。矛盾之和解。西亚宗教诚挚热烈，每为改朝换代之工具；中国文化理智中庸，常做安邦定国之护法。二者相反相成，使文明中心不断发生新陈代谢，情形略类落叶乔木之季节变化。原封之中国古文化恐怕要到文明边缘的日本才寻觅得到。正因有了生命之更新，中心抵御外来影响的主体性远较边缘为强——道理好比天寒肢端受冻，身体赖血液循环还能保暖。当中国文化衰微之时，岳不群。左冷禅之流比比可见，明教一类的信仰也在社会基层悄然兴起，渐有燎原之势。狂信者永远戴副黑白眼镜看待世界，思想僵化的名门正派又何以异之？不过将其观念颠倒过来，黑的看成白的，白的看成黑的——针尖对上麦芒，冤冤相报的仇杀永无止息之日。爱之知其恶，恶之知其美，如此才是仁智而不蔽。待到张无忌这样不戴黑白眼镜之新人领袖群伦时，生活才还原了五彩缤纷的颜色，纷纷扰扰的江湖也逐渐恢复了和平与宁静。金庸作品有如枝繁叶茂之花木，最好能得毛宗岗辈稍加修理，去其枝蔓。个别地方语调油滑，有取宠读者之意，便是败笔。

　　六祖曾言下下人有上上智。伟大的汉语小说在问世之初就像丑小鸭一样为彼时之文苑所歧视，最早的知音倒是市井乡间无知无识之寻常百姓——他们有健康的本能却无习得之概念。文化精英与社会大众间往往有条心理的鸿沟，意象生动的小说却像一座桥梁跨越了这无形的界限。仿佛是所文化养成的学校，分级授课——学生程度不同，高低各有所得。《古文观止》一类的选本只教人遣词造句。谋篇布局，长篇巨著则可培养文章所不具的恢弘想象与精密组织。走向昌盛的民族会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汲取浪漫的梦想，以为前进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