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宿命的王权与丢失的王土

李兴文

　　一，宿命的王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营造的是一种权力语境。
　　
　　事实上，土地与人民是先于王权而存在的。“禅让制”时代，人民和公权代表都能够平等地仰望同一个天空。后来变成了“分封制”，再后来又变成“郡县制”，土地及其之上的人民与自然的天空之间又有了一层遮盖，那就是专制权层体系。为了群体和个体的生存，民众拥戴一种权力是为了抗拒异邦和自然的侵害，权力意志与普众的生存利益祈愿高度一致，民众和公权代表共同仰望自然的天空，是为质朴的公权所处的质朴公权时代，也可称之为“协议公权”时代。假定“禅让制”是真实的历史存在，这种“协议公权”其实就是私权通过协议的形式将权力暂时托付给一些代表来监督和履行权力契约。“协议公权”时代，所有私权是实体性的，公权则是概念性的，“协议公权”制度下的私权实际公平分担着公权。后来，公权不再通过协议建立起来，权力不再由民众分担而为少数人独有，从而形成绝对公权，即为专制。民众的人身和他们的土地从相对独立的存在，从此具有了从属性质。
　　
　　任何形式的专制在主观上都会把权力绝对化而无视私权的存在，但专制体制又不能把绝对公权完全掌控在个别权力代表身上，它需要一个权力系统，必须有权层体系，并将公权以虚拟的形式让权层代表分担。质朴公权时代，权力体系就像刚刚开始生长的丝瓜，质地均匀，整体协调。待至绝对公权产生，权力体系就像丝瓜渐趋成熟必然长出丝瓜络来——民众和土地被它分割开来、圈定起来。当这种权力体系生长到完全成熟，就像熟透的丝瓜最后只有瓜络而无瓜肉一样，权力体系只剩下强大的权力网络，作为权力基本依托的民众被浓缩为权力换代的种子——绝对公权时代，王权总是被它自身庞大的体系拖垮的。这种权力体系的走向没落，即告“选种换代”时代的到来。
　　
　　类比总是不完美的。但它可以帮我们得到一些启发。
　　
　　“分封制”终于走不下去了，“郡县制”应运而生。秦深知“分封”诸弊，首创新制，但没有充分享受该权力体制的种种好处，就因其他原因自罚国祚，后来的汉，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权力体系无法逃脱“丝瓜律”的控制，堂堂汉代未逃此数，不过比秦朝长久了许多。
　　
　　我们看到，以民众和土地为物质基础的王权体系，都是被自身庞大复杂的权力结构所摧折的，“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表面上看，总是权力的末梢逐渐阻碍王权的通透力和遮蔽王权的影响力的，但究其实质，造成此种阻碍和遮蔽的主要源头仍在权力高层——“丝瓜律”告诉我们，权力的养分是从根部供给的！权力被逐层分解、分担的过程，实际上也包含着获取利益的权属分担，而逐级虚拟分解权力的结果导致各级权力不相等，不相等又产生等级差距和价值差距，权力体系因此自然形成严格的内部运作程序。权力差距又导致权力竞争和权力的自我膨胀，权力运作的目的在于权力本身的等级上升，而不是为了充分体现权力的本质意义。“分封制”以后，权力进入绝对公权时代，庞大复杂的权层体系最终拖垮了整个权力体系，这是绝对公权高度私化的必然结局。
　　
　　各个权力阶层为了获取私利，更为了权力自身的不断成长，必然出现权外之权和治外之治。
　　
　　原因在于缺乏权力平衡力。权力平衡力正常产生的理想模式则是相对公权模式，只有相对公权才能很好地产生对权力运作的有效干预和矫正。相对公权对私权的认同和尊重，使得各级权力有了明确的价值定位，权力的意义并不体现在权力本身，而在于权层代表所凭依的私权，个人私权和所在的权层级差平行对等，简单说，权层代表即使因故脱离权力体系，仍可以回到私权领域将人生价值通过另一个渠道体现出来。打个比方：一帮穷汉组成一个绝对公权体系带领更多穷汉实现共同富裕，远不如一帮富人组成一个绝对公权体系的效果好，因为前者肯定首先要保证自己走向富裕，而后者，在权力的实际运作上完全有带领更多穷人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因为他们本就拥有相当的财富基础而无必要跟穷人抢夺财富。至于穷人组成的绝对公权体系以公权的名义带领更多人争取自由、平等、富裕，但实质上以掠夺的方式率先满足自己根本无视更多穷人的情况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公权不应该建立在普众基础之上，而应该建立在私权基础之上，这是相对公权得以建立的人性基础。宇宙运动律同样适应于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任何公权都必须有平衡力，以私权为基础的相对公权体系本身就是以私权为平衡力的。相对而言，不认同、不尊重私权的绝对公权最缺乏平衡力，而没有平衡力的公权本质上还是绝对私权，只不过有时候表现为集体私权而已。
　　
　　二，丢失的王土
　　
　　公权名义上的私权膨胀就会形成对公权的阻碍和遮蔽。对高层权力来说，它实际上丧失的不仅仅是王权对权力的绝对把控，也丧失了私权遮盖下的王土；隔离了公权的私权私化了辖区的土地和人民，对王权来说，这些土地和人民实际上就丢失了。
　　
　　权力体系应该是一个任意多面体，而不应该是一个圆球体；多面体有多个明确的平衡支撑面。理论上说，这样的支撑面圆球体虽然更多，但因其不明确而无法在任意情况下实现平衡、稳定。绝对公权作为这样的圆球体不能全面照顾权力本身的品格与质量，而只注重权力带来的利益和利益期望，在权力不及之处，王权势必丧失对王土和民众的控制。
　　
　　“桃花源”就是这样一片被王权丢失的王土。
　　
　　“自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这是《桃花源记》对一个历史过程的文学性描述。艺术总含着对人生、生活、世界本质的反观指向性，对艺术品的解读就存在着还原生活真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的解读过程属于认识论，而还原的结果则回到存在论。从艺术真实再回到生活真实，这是作为艺术品和艺术家使命的归宿。
　　
　　如前所引，我们从《桃花源记》的描述中看到的是艺术真实中析出的生活真实。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千里无鸡鸣，这都是习惯性的公共语境，这些说法仍然停留在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总结性描述上，而没有触及到权力体制方面的真正原因，它对艺术品本身所蕴含的本旨也形成一种遮蔽。若要洞明真相，还必须对描述进行深层剖析。
　　
　　王权时代，治权的层层分解是必要的，权力的通透程度取决于每一层权力与中央权力的高度一致性。若然，中央治权就可以基本保持原样延伸到全部治域的每一寸土地上，不然，中央治权就会在中途或某一级产生“梗阻”。
　　
　　相对而言，郡县制大大降低了分封制次级权力膨胀而虚置中央权力的风险。但历史事实证明，自汉以后历朝历代都没有成功规避这种风险的发生，相似的剧情总在重演。问题的症结之一依然是次级、次次级权力为了获取更大私利而使权力不断膨胀最终各自独立。权力的顶层就像“震源”，中央机构是权力的“震中”，地方权力结构是“波及面”。距离权力的“震源”越远，权力的影响力越小乃至完全消失。类比是形式上的，但也包含着同质的自然律。人的社会存在着精神性因素，实际情况要比自然现象更为复杂多变。权力分级过程就是权力分解过程，也就是权力影响力由高及低的不断衰减过程。中央权力的的逐层减弱，并不等于各级权力本身距离中央权力越远而变得越弱，相反，它们会变得越来越强。权力的特点就是在控制中自我放大。作为生活在任何一级治域中的任何一个社会人，他直接感受到的并不是中央权力，而是本域权力；他不受中央权力的直接控制，而是受本域治权的直接控制。中央权力是通过地方治权传递到每一个社会人身上的，地方治权独有对中央治权领受和转递的权力，当然也就掌握着话语权。问题就出来了：地方治权是不是全面、完整地转递了中央权力并代为履行中央权力？是不是相当准确地解读了中央权力的政治意图？
　　
　　答案是：没有。
　　
　　因为地方治权在维护中央治权的同时必须首先维护自己的治权，同时还要放大自己的相对治权，并要在中央治权所赋予的正常利益权力之外继续追加，他们对中央治权的延伸不能不进行“筛选”和“过滤”。主观上说，地方治权必须服从的中央治权实际上、多数时候只是概念性质的，自己的地域治权才是实体性质的，并有相对广阔的拓展余地，他们往往忽略自己只是代表中央权力行使某一级地方权力，而是多看重自己是本治域的最高权力。
　　
　　对一个基本的社会因子来说，他实际上承受着多种权力的联合控制，一是概念化的中央治权即王权，二是实体性质的地方治权，三是实体性质的宗族伦理治权，四是非行政性质的其他治权。地方行政治权是他们头上最直接的一层“天空”，宗族伦理治权是他们的精神“社区”，地方非行政权力是他们的“恶邻”，包括地痞、流氓、帮会以及土匪。
　　
　　言游甚远，此回正说。
　　
　　“桃花源”中的居民，为逃避战乱才入此绝境，这是人人都愿意接受的叙述起点和历史成因，值得深究的还是隐藏其中的若干细节。
　　
　　1，“绝境”
　　
　　有两层意思，一是物理上的绝险难通之地，二是精神意义上与外界隔绝状态。只言后者不足以说明构成世外之地的理由，并言前者方能铺垫必要的物质基础。
　　
　　“初极狭，才通人”极言其闭塞、险要，显然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遥远，险峻，闭塞，但毕竟还属于“王土”。民力可为，官力难至，因为绝对公权时代权力体系多为低效率。像“桃花源”这样远、绝的地方，岂止是中央权力，甚至地方治权在实际上也很难通达这里，王权在实际上已将此类民众和土地丢失。逃避战乱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战火难以烧到并无匪患的地方。“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对底层民众来说，任何名义的战争都代表绝对的负面价值。若论生存与发展，险绝之地不是首选，欲求生命平安，又不啻为理想之所，两者相衡，平安为重，人类社会从来如此。显性的原因是躲避战乱，隐性的原因其实是远离权力之争脱离权力的控制，而隐性的原因往往就是人争取自由的最大理由。以避乱的名义远离王权，是“桃花源”人选择“桃花源”的精神动因，绝境只是必要的物质基础。
　　
　　2，“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世外之境，但有与外界极低接触频度的险绝闭塞之地。无论多么闭塞的地方，总会以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与外部发生一定程度的联系，武陵渔人的偶然进入即是其一。至少，这样的世外会以特殊的话语形式来证明它的存在。
　　
　　天很高，皇帝很远；天空是真实直观的，而“皇帝”常常只是一种概念。“天高”指人居环境，“皇帝”指王权。由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双重阻隔，在生产力低下，交通、通讯严重欠发达的时代，如“桃花源”中人总是得到与当下真实情况极不同步的消息，或曰，他们得到的外部信息与外部的真实情况很难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比如，他们听到先皇“驾崩”的消息时，真实的情况则可能是新皇已经“登基”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描述难免带着艺术的夸张。他们能来此绝境，也就能出此绝境，不过境绝路远出入极为不便、尤其是他们不愿意再出去罢了。外面世界，尤其是王权，他们的舆论宣传手段本就落后，信息传到这里也就难上加难。动如旋箕的六朝时期，东晋权力高层的意识和行为不会触及“村村通”这样的治国方略，即便是现在，政府对此已有极大的投入和相当的建设力度，我们既能看到诸如“四渡河大桥”那样宏伟的世界级高端工程，但也有“攀藤小学”的存在！瑕疵不一定都像麦当娜脸上的痣那样完美，事实真相总会让人寒心不已。权力的作为从来都不完美，但不完美和不完美又有所不同。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笔者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曾在一个偏远山区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正是笔者的少年时期。有一次，山村队长跋山涉水去公社开会回来，要给社员教唱新学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一句让人极为纳闷儿，“一路纸烟火苗壮”，绞尽脑汁不解其意。待至后来上学了，方知那一句歌词是“雨露滋润禾苗壮”，一时哑然，心中亦生出悲凉之意来。
　　
　　如“桃花源”中，地理位置远、绝、闭塞，文化发展相对停滞、落后，又曾接收过多少被歪曲、篡改的外界信息呢？
　　
　　好在，笔者所指的当时，政权尚未将那样的山村完全丢失，非但如此，笔者和许多国人一样，倒是遭受过若干不正常的对待，这是外话，不提。
　　
　　3，“便要还家，设酒杀鸡做食”
　　
　　这些“邑人”是什么人？是普通的自然人，还是普通的社会人？“邑人”的说法，让我们愿意接受他们曾经是社会人，到了这里还应该属于社会人。无论多小，社会总会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有时候是泛社会组织，有时候可能是权力社会组织；前者的存在是游离的，并且很可能只存在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性过程之端始时期。“桃花源”中人不处在这一形态。长期恒定存在的社会形式一定伴有权力的存在。无权力即不构成社会，无社会不存在权力。然而，《桃花源记》的描述中，此地恰好没有权力的存在，一千多年来，这个文字细节给无数人造成“桃花源”是权力真空的错觉，而关于“世外桃源”的所有语境都指向了无统治、无压迫、和平、安详、自由、平等、和谐、幸福。习惯上的解读总停留在诸如“乌托邦”的层面上。但我们应该看出，作者的本意就是要虚构一个没有权力的社会。这是由作者的人格、人生经历和人生理想所决定的。
　　
　　作为社会人，延请武陵渔人这个外来客的“邑人”是普通村民吗？是保、甲长吗？是“员外”吗？不确定，陶氏好像故意模糊了这些人的社会身份概念，但我们今天仍能从中寻找出深藏不露的蛛丝马迹来。
　　
　　如前所述，世界上不存在纯净、透明、均匀、等质的社会结构。有人的社会一定存在层次等级，而层次等级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力包括行政权、执法权、伦理裁判权等，也有平行、对立于这些权力的社会负权（如流氓、地痞、帮会、土匪等组织）。人类发展过程无不保留着动物时代优秀个体卓越自然力催生出来的占有欲演化出来的权力意志和权力欲的习惯，属人的社会一定有权力欲和权力行为的存在。作为自然人集结而成的村落社会的“桃花源”又何能外呢？
　　
　　“邑人”一词告诉我们，这些人在迁入“桃花源”之前就已形成完整成熟的社会形态，至少，这个基本态至少应该是家族式的，那么它就有权力体现者和权力拥有者的族长。如果说家长的权力是封闭自足的、温和的，那么，族长的权力就是开放的、扩张的，这种权力结构就有一定的行权规约和行权程序。如果村落是多宗族的联盟，那就一定有联合权力体系的存在，相对家族权力体系更加完整更加成熟，它实质上已经具有国家意义上权力体系的完整结构，只不过与外部世界相对独立。
　　
　　如果无法对这一推论构建丰富有力的证据体系，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回到常识里去寻求答案。
　　
　　因陌生而猜疑，而防范、排斥，这是人之常情，也就是常识。从常情出发，一个与外界隔绝太久的相对独立社会，某一日忽然来了一个访问者，人们首先会产生警觉，继而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接触和彼此了解是以后的事情。文中有“见渔人，乃大惊”句，其中的“惊”是“惊诧”“惊异”，但“惊诧”和“惊异”只代表人的情绪反应并不代表人的心理意志方面的“警觉”“警惕”，从后文中关于热情接待渔人的描写可知它代表“惊喜”“惊讶”。长时间不见外界来人，忽然见之，并表示“惊喜”“惊讶”，充分说明它们在主观上存在着想与外界沟通的愿望。因为长期隔绝而显得过于平静的生活忽然被外来之人打破，“惊喜”最能代表他们当时的情感状态。
　　
　　这就不合乎常情。他们“来此绝境”的本意是为了“避乱”，而能突破绝境擅入其间的任何人都可能对他们构成骚扰和威胁。合乎常情的做法是，这些“邑人”应该表示“惊恐”“惊异”“惊诧”，行为上，他们应该家家关门闭户悉心防范。因为无法判断来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它们甚至应该结众将来人扣留、讯问、关押，或者直接驱逐出境，总之不会热情洋溢以礼相待。对于避乱之人来说，他们怎能不想到来人有微服的官兵和乔装的土匪的可能呢？欺生和排外是人的心理常态。对擅入者的身份尚未完全确定之前，人们对擅入者总是有所警觉的。不确定来者是朋友，就不会冒然待之以“好酒”；不确定来者是官匪，也不会冒然诉诸“猎枪”。猜疑，观望，保持沉默和一定的距离才是人之常情事之常理。
　　
　　此处描写疑窦颇深，耐人寻味。百思不得其解，笔者倒是想起当下一些奇怪的世相：记者来了，当地官员对之前呼后拥，并有公安武警为其“保障安全”，然后在指定的地点，由指定的“代表”按照指定的语气和说辞接受“采访”！如此情形在“桃花源”有没有出现过呢？
　　
　　一定会，因为那里也有一定规模的权力体系。
　　
　　此中“邑人”代表“接见”了武陵渔人。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是出于保全“邑人”安全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弄虚作假，也许是出于对境内真实情况的故意隐瞒和蒙蔽，也许是对诸般“负面因素”的遮拦和粉饰，他们才暗中组织村人“咸来问讯”，这与铺天盖地的“摆拍”和“表演”出来的“新闻”简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是出于对“桃花源”人总体利益的必要保护，村人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一部分人为了维护他们的小集团利益而对事实真相百般掩盖，我们对“便要还家，设酒杀鸡做食”的“集体秀”就要另眼看待了。
　　
　　有悖于常情，但又出现了，我们当然无法排出“桃花源”中有人以地方治权对中央王权实行“软抵抗”的可能。
　　
　　“民风淳厚”的说法过于主观，是没有从人性的立场出发而作出的妄断。
　　
　　新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对一个普通的来访者煞费心机地“表演”一番呢？他们隐瞒了那些事实真相呢？他们对来访者永久扣留不行吗？“灭口”不行吗？直接驱逐出境不行吗？
　　
　　不行，因为任何一种过激的做法都可能改变“桃花源”的美好现状包括全村人的生命安全和长久命运，即便是整个村子真的笼罩在地方治权的云雾之下，在外来的侵扰面前，全村人包括普通民众和地方权力体系的根本利益又是极其一致的，包括地方治权本身在内，他们必须考虑最大限度消除外界对此地的过分关注。
　　
　　“桃花源”虽然地处偏僻、闭塞，但也不是彻彻底底的与世隔绝，它们只是很难与外界取得联系与沟通而已。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小口”可知，“桃花源”对外界是不设防的，客观上有与外界自由交流的渠道和可能。即使存在着设防的必要，凭借很小的武装力量就可以从军事上保证地方的安全。但这不是上策，他们也没有这样做，以低调的方式继续保持内中实情不予外露才是可行之路。主观上，他们是愿意与外界取得联系完成沟通的，只不过一直没有成功沟通而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他们同时又不想外界给他们带来新的麻烦（主要指权力的统治）。秦末的南越王赵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凭借相对封闭险要的地形，名义上隶属于秦朝，但在实际上完成了地方割据。赵佗的行为意图是很明确的，他不想作为秦朝绝对公权的次级附庸，而想成为地方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但他的的确确曾经代表着秦朝乃至汉朝的一级地方权力。
　　
　　4，“不足为外人道也”
　　
　　对“桃花源”人来说，境外已没有他们能够回去的故国与故土。“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时过境迁，世态大变，他们再也回不到秦朝，但也不是明确合法的晋人。他们整体丧失了国度归属和社会身份认同，这是他们的群体性人生际遇，但在秦朝或者东晋来说，王权已经实际上丢失了这一片王土。自己太熟悉东晋官场的黑暗与污浊，他也看惯了因为恐惧权力而普遍失语的民众，陶氏就让那样一帮“邑人”独立于王权之外，这也许就是陶氏虚构“桃花源”的真正用意。他愤然离开官场之后，把个人人生理想在艺术境界里完成高品位升华，并将其放置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里去。在精神动机上，他不想塑造一个离群索居的高洁个体，而要创造一个与他相类的群体，并让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里。
　　
　　“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是温和的祈请，而不是恐吓与威胁。语气如此中和、暧昧，我们从中听出的是，即便偶尔、不巧为外人所知此中实情，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这种语气表达出来的另一层意思是：他们不希望再有人来打扰他们当前平静安详的生活，甚至，他们不愿意见到任何外界来人的。在主观上，他们真正面对外来之人的时候，又把他们潜藏在心中希望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初衷彻底否定了。
　　
　　5，“后遂无问津者”
　　
　　承前所述，我们同样不能排除“桃花源”中有人害怕此中真相为外界得知的可能。对偶然的到访者，他们高调接待（“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的目的仍在于向外界示好，表明他们对外界并无恶意，说明此中之人皆为顺民，此地也是民风淳厚之地，或曰保持着相当传统且普遍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不对邻邦乃至王权构成任何危险，也就希望不要被征伐、清剿。
　　
　　一反常情的做法，当然不免别有用心。此地，个别人的别有用心仍然是他们暗中运作权力的表现，而这种权力一定在掩盖了事实真相的同时，也压制了群体言论，剥夺了群体话语权。他们只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王土之上，随处可见“一望无际的国泰安宁”。顺则安，安则定；安则无忧，定则不伐，如此作为才可以把权力对本地的骚扰降到最低程度。
　　
　　王权，那原本是以绝对公权的面孔出现的，实质上从没有完全照顾到所有私权的合法权益。王权的存在不在于权力本身把理性释放到权力所及的一切对象上去，而在于尽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利益；绝对公权的使命就是为了单纯保证王权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考虑权力所及之处最大程度的自由与公平。利益就像光源，权力就像趋光的虫子，在利益光源的照射下，权力一定会在它的身后留下黑暗的影子。利益越近，黑影越大。
　　
　　“桃花源”里，以及与之相似的地方，还有多少真相被诸如地方治权、族权，乃至流氓、地痞、黑帮等社会负权的黑影笼罩着呢？而亮处，是把暗处看不见的。
　　
　　公权如果是一种权力，它只能以保证私权的存在而存在。除此之外，它没有更大的权力。
　　
　　再如当今“桃花源”之类，作为利益长链末端的村级行政机构以及行政事业基层单位，多有由其成员组成的妖魔化的村委和“领导班子”，其间不知存在着多少地痞流氓式的管理者。中央权力无法完全通达这里，村级治权和基层治权就是村民和普通职工头上的最高权力，村级管理人员或基层管理人员尽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之所以如此猖狂大胆，是因为他们持有被默许的权力和自我放大的权力！他们也得到过诱人的利益允诺。村级行政管理人员没有相对固定的行政资格，但他们有的是攫取个人切身利益的最大欲望。他们为上级权力分担了大部分行政风险，无事则已，一旦有事，它们的最终的使命就是代人受过。等到事态平息，它们不但可以分得允诺的利益，还可以“东山再起”。事业单位基层职工的境遇更为恶劣，人权财权一人一手遮天，那些管理者常用的管理措施就是威胁和恐吓，而具体“操作”手段将会是如期所说的“调离”“扣资”“不予晋级”等。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基层掌权者说“谁想把我做‘下课’，在他把我做‘下课’之前，我先把他做‘下课’！”这样的话，个中含义，何昭昭焉！在这种权力控制下的职工，他们境遇的更为恶劣主要表现在他们不像村级管理人员那样还有退路，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在权力体制的最底层忍受着！整个过程中，那些低层管理者，他们只需表现出最大的奴性和犬性就可以横行乡里或称霸一方。有钱使得鬼推磨，同样，有权使得人变鬼！尤其是村级管理层的村委成员，不是体制中享有终身政治与经济待遇、也没有终身固定的政治经济责任义务的社会成员，就不存在身进与身退。依权弄权，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无权可弄，身份仍然是普通村民，不过恢复到从前而已。但村民身份已经是无可再退的社会身份，这就是恶奴和无耐得以形成的精神动因和行为根据。
　　
　　然而，历史的巧合现象又是人力不能控制的。当下，当四处唱响“一望无际的国泰安宁”的时候，“攀藤小学”的出现是一个极其险峻的“不和谐音”，而“杨改兰事件”的的确确“大煞风景”！这些“事件”是个别的吗？民众为什么不具备理性对待“个别事件”的成熟、坚实的心理基础？它们是普遍的吗？民众为什么又对之敏感而愤愤不平？
　　
　　似乎也不需要讨论。“以管窥豹，略见一斑”。手持一管，对着花豹任意一窥，概率论上的多数时候都能窥见豹子身上的一块花纹；“任意”的行为指向哲学原理的“一般”，具体“窥见”的结果一定指向“特殊”；一般包含特殊，特殊一定带有一般的属性，这是哲学常识。媒体披露的“杨改兰事件”如果属于“特殊”，那么，它一定带着同类事件的共同性；如果此事件属于“一般”事件，那么，它一定包含着具体的特殊！
　　
　　一种善意的“右”一直输给另一种善意的“左”，这是一个很遗憾的大泥坑！
　　
　　“桃花源”中的真相之“火”被人暂时“包住”了，但不会永远“包住”。“一望无际的国泰安宁”式的粉饰显然犯了绝对论错误。“杨改兰事件”也绝非一个“特殊”。也许，它是一个“不慎”没有被“包好”的一个！亚伯拉罕有句名言：“你可以暂时愚弄所有的人，或者永远愚弄一部分人，但你绝不可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那么，最好的做法当然就是不要愚弄。然而，“不要愚弄”也只是对一个美好情景的虚拟性祈使，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的还是关于体制的一场革命，而新体制的特征必然是承认并尊重所有私权合法性的相对公权体制，是最高权力不存在盲区和死角的体制。新的权力体系不是脆弱短命的短波、微波，而是具有强大穿透力和长久生命力的中长波！
　　
　　武陵渔人像新闻记者那样带着美好的印象从“桃花源”离开了，后来的重访没有成功，别人的探访也无结果，这种结局恐怕也不是单纯的自然阻隔所致。想必，作为王土的一部分，它真的被王权丢失了。
　　
　　2016-10-18


      

糖葫芦

李兴文 发表于 2016-11-17 09:23
糖葫芦文友真幽默！
初次相逢，请多关照！

你那可是三次握手，一层加一层，感觉越来越大力～

糖葫芦

李兴文 发表于 2016-11-17 09:23
糖葫芦文友真幽默！
初次相逢，请多关照！

我也是新来不久，之前只在水区胡闹灌水，水平完全不行，就是爱说话～
一起交流吧～
祝好

李兴文

糖葫芦 发表于 2016-11-17 08:43
手都捏断撩，糖葫芦差点儿掉的满地都是

分你两根

糖葫芦文友真幽默！
初次相逢，请多关照！

糖葫芦

李兴文 发表于 2016-11-17 07:52

手都捏断撩，糖葫芦差点儿掉的满地都是

分你两根

李兴文

糖葫芦 发表于 2016-11-15 18:05
少数的有钱人带领多数的没钱人走向共同富裕，把公权建立在少数人的私权基础上，这也是一种精英主义吧
桃花 ...

:handshake:handshake

李兴文

夏冰 发表于 2016-11-15 23:46
精华理由：一以贯之的深刻和冷峻，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其内在的思想含蕴令人深思。深得学养之风熏染，自成 ...

夏冰

精华理由：一以贯之的深刻和冷峻，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其内在的思想含蕴令人深思。深得学养之风熏染，自成一格，别具意味。

糖葫芦

少数的有钱人带领多数的没钱人走向共同富裕，把公权建立在少数人的私权基础上，这也是一种精英主义吧
桃花源和澳洲土著很像，闭塞，自由，但前者仍有组织发展，而后者安于现状。
桃花源先入民也许是有组织的理想相同寻求与世无争目的的人群，这样理想的人就没有名利心和强横霸道的性情了，这样的一群人寻找到独立的空间后寻求的也就是安居乐业(ღ˘⌣˘ღ)与世无争，与所谓王权对抗的地方治权是除非禁止外界进入也阻止内部外出的组织结构严密的团体形式所不能的了，只想做化外之民与世无争的淡泊人是有本质不同的(;｀O′)o～
志同道合与淡泊名利也许是桃花源人不惑于外，不困其内的原因吧。

当然，没有防备心的桃花源人也许是有的，但必定不会是曾与外界一体的第一批住民，而可能是从上一代或者几代前也不再获得有外面世界只知有“我”的真正桃花源土著吧，他们不知有外界，外面来人也许会感到惊奇，并以日常交往的习俗接待外来的住民吧

桃源里人本来民风淳朴，只是后人常在于狡猾奸诈丑恶的功利世界中，也就怀疑桃花源人和他们一样心地不纯了吧？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不正处在抛弃道德急功近利的功利之中吗！

或许，笔者借剖析桃花源记本不仅打倒桃花源也就罢了，更多是借此抒发对现实丑陋的愤懑吧。如今和从前有什么不同呢，所谓王权仍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仍然积聚在少数人手里，法律仍然对缔造它的权力者失效，这也是私权拥有者们令贫民无可奈何的缘故吧？

笔者的心愿本是趋向去美好的，这毋容置疑。

李兴文

夏冰 发表于 2016-11-13 23:03
一以贯之的深刻和冷峻。
拜读问候。

谢谢留评，问候夏版！

李兴文

一孔 发表于 2016-11-14 20:31
宏文巨制！足足花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为政治学方面的理论支撑，为对于桃源现象另辟蹊径的解释（这点特别精 ...

一孔版主的高爱让我好感动啊！
呕心沥血，有一人能解，此生不枉矣！
紧握！

李兴文

一孔 发表于 2016-11-14 20:16
“一路纸烟火苗壮”像这样的黑色幽默想必李老师记得很清楚的。

亲身经历，如何能忘！

李兴文

微风轻拂 发表于 2016-11-13 11:11
学术气息浓厚的文章。

武陵渔人像新闻记者那样带着美好的印象从“桃花源”离开了，后来的重访没有成功， ...

它肯定不属于“非虚构”

李兴文

文字闪耀生活 发表于 2016-11-11 11:07
世外桃源可能只存在于幻境。＾一

其实我还是同意它是虚构的。

一孔

宏文巨制！足足花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为政治学方面的理论支撑，为对于桃源现象另辟蹊径的解释（这点特别精彩)，对于过去和当下一些敏感问题的引人，对于逻辑推演的自觉。反应了一贯的严谨和深刻，还有依然存在的斗志和激情，当然，最动人的还是冷峻的字面背后一幅悲悯的热中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