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的尊严

东方欲晓

                                                                                       军人的尊严

                                                                                                                                作者：东方欲晓

      还记得，大姐在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教过我俄语版的“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红梅花儿开”。

　　“正当梨花开遍了田野，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大姐说，喀秋莎既是火箭炮，又是一位姑娘。原来，火箭炮可以用一位姑娘的名字来命名。那时先入为主地理解：苏联的战争歌曲也充满着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你的卷舌颤音发的比我好，学俄语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班上一个女生不会发卷舌颤音，每次到发卷舌颤音的时候都是：得儿、得儿地发音，大家笑死了，他一气之下再也不在大家面前读俄语了。”大姐一面伏在桌上用功，一面听着我反复咏唱着这几首苏联的俄语歌，还不忘及时地夸我几句，也许就是这样，我才对俄语歌有了兴趣。以致多年后听到了根据作家法捷耶夫 一首诗谱曲的那首歌：“我会回来的”，不仅是对以往苏联歌曲理解的颠覆，也是对一位爱国军人传统理解的颠覆。

　　“……等着我，我会回来的，但请你要耐心等待，那时冬天雪花飞舞，亲人们纷纷围着火炉，大家已经等得疲惫，端起了酒杯，不愿再等。等着我，我会回来的，但请你一定要耐心等待，酒杯端起，不要急着喝下去，我一定会回来的，带着伤痕、载满荣誉，等着我、我会回来的……”邱爱国拉起了棉衣的衣领，其实那种棉衣在鸭绿江边是不抵事的，零下一、二十度的气温，血液似乎都能冻结凝固，彻骨的朔风带着唿哨，一阵阵地如入无人之境的侵入骨髓，朝鲜境内军人的配置都是毛呢的军装和大衣，配上皮靴。邱爱国顾不了这些，用力地活动了一下冻得麻木的手指，放正了背在胸前的120贝斯苏式手风琴，拉开了它的音箱。在这异国他乡，一位二十四岁的中尉在一九五零年十二月的鸭绿江边，拉响了这首别样的“思乡曲”。

　　远处隐约能看到整片的硝烟，在天边连成一片，耳畔不时传来隆隆地炮声，飞机的呼啸声，邱爱国将棉帽的护耳拉下，在下吧上扣上扣子，双手摁了下里面的耳朵，还有点知觉。

　　邱爱国是一个红小鬼，不知道父母是谁，十四岁跟着四野转战南北，后来跟着田华的“白毛女”剧组跑龙套，天资聪慧而勤奋的的邱爱国学得很快， 直到后来，能用小提琴拉完整版的“白毛女”。解放后，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声中，满腔热血地加入了这支史无前例的部队，参加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惨烈战争。他的武器不是枪支，是胸前这架爱不释手的手风琴。

　　活动完了手指，邱爱国开始拉响这首没有血腥、没有硝烟，也没有枪林弹雨的前苏联战争歌曲。一边拉着，一边深情地唱着：“等着我，我会回来的，酒杯端起，不要急着喝下去，我一定会回来的……”渐渐地，车厢里有人和着，接着，整车厢的人都跟着唱了起来，歌声是有感染力的，前后车厢的军人都在轻轻吟唱着：“我一定会回来的，带着伤痕，满载荣誉，等着我，我会回来的……”歌声飘荡在鸭绿江边，也飘荡在这些军人的血液里，更飘荡在祖国亲人的无尽地思念中。

　　是那个晚上，命运鬼使神差地让我没去总厂看电影，大家都早早地去了，因为文化生活太少，都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再说也是年轻人能聚一聚的机会。我在自己的宿舍里没有去看电影，我在脑子里“过”着电影呢，当然，我也不会绞尽脑汁地去把什么想通，“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才走进社会，知道的还太少。这时忽然门外一个黑影晃了一下，把我吓了一跳。黑影进来了，“哦，原来是老邱啊。”刚来时，听说这儿有一个戴着帽子的右派，都不敢接近，后来才知道就是老邱，老邱只比知青大十岁上下，可是显得十分苍老。时间长了，我也敢接近他了。只是老邱有忌讳，怕“带坏”了我们这些学生娃，也怕影响自己的“改造”，那时还没有提到知青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我是没有顾及的。

　　“看到你的灯亮着，就走过来了，为什么不去看电影？”

　　“没有兴趣。”谈话在随便的气氛中开始。

　　“哎，一个人要是苦恼多，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老邱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递了根烟给我。我点燃了烟，深深的吸了一口。老邱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那时的工资有四、五十块，“一人吃饱全家饱”。他经常这么调侃自己，那时的知青叫农工，工资十九块。所以我到了烟荒时会去找他。

　　“可是，我怎么这样觉得，”我说着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一个人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才会苦恼。你看，有些事，你也许知其然，但却不知所以然，更不知如何断然，能不苦恼吗？”

　　“有些事不是我们能搞清楚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专门的人在不断的研究那些让人永远不知道的事。有时候真的你什么都不能做，只有把自己看的渺小，再渺小才能活得好。”我在想着老邱的这番话，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这样想。

　　“白毛女里面所有的曲子我都会拉。”有一次在老邱那儿，老邱聊高兴了，聊起了当年和田华剧组演白毛女的情景，说有一次在台上演黄世仁的演员太投入，将霸占喜儿的那场戏演得逼真，当时台下一个小当兵的，恨得将牙咬得咯咯作响，后来终于忍不住举起了步枪，对着黄世仁……被旁边的班长一下摁住，才没有酿下悲剧……说着就将自己24岁时的中尉军衔证拿出来给我看，同时拿出了那把珍贵的小提琴。

　　“这儿有本小提琴练习曲《法拉拉》，你什么时候拿去练，等你拉得差不多，有了兴趣，我就把这把小提琴送给你。拉完了《法拉拉》，再拉《霍曼》。”

　　每天出工，都是到了地里才能看到老邱，收工后，我们打完饭，才看到他去打饭，都是一个人默默地去，默默地来。有一天，我们已经收工好一会儿了，忽然有人向我们后面一排的医务室跑去，我也跟着人去看个热闹。一看才知道是老邱，听知情人说是在田里忽然昏迷倒地，是被人从田里抬回来的，只见他双眼紧闭，面色灰白，额头上渗着清晰的汗珠。医生说可能是低血糖，只听人群里有人说，这就是命啊，也有人说，就算是右派，他也没有什么反动言论，干活还那么认真，这是对自己的尊重，我看他就不像坏人。我听到后心里有种皱紧的感觉，这种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个什么人，在颠覆我以往对军人的理解，邱爱国，一个爱国军人，是什么让他变成了右派，逆反了自己爱国军人的初衷？是那种爱国军人的初衷的改变？是由内向外的自尊自爱的尊严的丧失？还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革命的需要？

　　低血糖没有影响老邱的每天出工，好像也没有影响他致力于完成指标和定额。他是在为自己做着这一切的，为改造自己，也为完善自己。他不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是与己斗，骨子里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催促他，有种不可企及的高度在鞭策他。

　　“这只是另外一个战场，必须有尊严的活着。”老邱说。他把在烽火战场那军人的尊严用在了这样的场合下。他想依然能有尊严地活着。“我坚信一个东西，任何东西，只要你信它就在。”

　　“那么你信什么？信鬼信神，信宿命？”

　　“信真理，信事实，信人心。”

　　“有尊严的活着，容易吗？”

　　“尊严是你由内部生发的自尊，自爱，自强、自信……是对自己在人格人品的要求，以及信仰的追求。而不是外人认可或施舍的，所以即便是在敌人的牢房里，没有人会施舍和认可时，你一样可以保持应有的尊严。”这些话我是到很久以后才慢慢明白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文化大革命席卷华夏大地，一张“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文革序幕，那时我已经找到关系以“病退”为理由回城了。有一天，老邱找到我，我看到一张因积劳成疾而病容的脸，那上面风刀霜剑，刻下了癍痂累累，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我们在玄武湖的樱花树下，低着头闷喝着二锅头，老邱不知怎么忽然冒出一句：“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语调凄厉伤感，配着他那躬着的瘦弱的身子，仿佛在低吟着绝唱，几杯酒下肚以后，他打开了话匣子。

　　“在朝鲜战场，我虽然没有放过枪，可是也冻坏过手。”他是文化兵，没轮到放枪的机会，这我知道。这冻坏过手就是一种牺牲。“一九五三年结束了战争，我随大部队回国。暂定在省团委做宣传工作，没有几年，又迎来了五八年的“大鸣大放”运动。因为我最年轻，被推举着在省委的“自由大讲坛”上发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说了三个问题，一、团组织要紧跟党中央的步伐和方向，才能有自己的目标。二、团员青年要做年轻人的榜样和楷模。三、如何改善我们年轻人的新生活，跟上潮流。没想到，三个月后，斩头去尾，断章取义，连同那首没有硝烟，没有血腥的“思乡曲都成了罪状。”我忽然就内定成了右派。这顶名不副实的帽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在下面改造了四五年了。”

　　说着，老邱端起酒杯，将里面还剩下的半杯二锅头一饮而尽。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仿佛要将深藏内心的积怨给呼出去。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听说农场闹得很厉害，总场陈秘书和白工程师都被隔离审查了，不少知青都被管制打入牛棚了，你没被管制？”

　　“哪能不被管制？我是被没完没了的批斗，实在吃不消了，才设法逃跑出来的。出来后又不知道往何处去。”

　　“是啊，也不是个长久之计，这场革命究竟是革什么人的命啊？”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然后再回去，我说过你信什么，就是什么，我还是坚信……”

　　“我知道，信真理，信事实，信人心。可是你要是挺不过去呢？”

　　“会播云见日，雨过天晴的，挺过去算我命大，算平反，挺不过去贡献条命，算昭雪。相信形势会好转，人心所向。不想躲藏苟且，面对逆境，活出尊严。”

　　玄武湖在这种时候是没有多少游客的，我们所去的樱州，有很多的樱花，那是中日友好的时候，我们城市和名古屋结成的友好城市，当时的市长彭冲从名古屋引进的这些樱花树，而在这场大革命中，彭冲市长是第一个当街长跪的走资派。那天我也亲自看到了挂着牌子在风中长跪的市长，我说给邱爱国听，邱爱国那游离的眼神里泛起一星晶亮的东西。长叹一声：“世事无常，造化弄人啊。”

　　一九七六年，终于迎来了春天，四人帮被打倒，拨乱反正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有了相对的稳定局面。邱爱国也得到了平反，噩梦醒来是春天。

　　日历翻到了八十年代初，我也成家，有了孩子，有一天农场的朋友来看我，提到了邱爱国，我说多年没联系了，知道他平反后重新回到了省委，有时和省长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一个老干部的女儿向他抛来了绣球。

　　我找出地址，我们赶到他家时，他正在书房看一本杂志，比他小十几岁的爱人在厨房忙碌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儿自己在玩着七巧板，一家人都穿着一样的休闲运动服，既是情侣装，又是亲子装，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在邱爱国的脸上依然存留着几分军人特有的坚毅和尊严。我们没有多谈过去，只是互相照会了今日将来。拍了张合影，我们让邱爱国端坐在一把椅子上，我俩一边一个，感受着他身上特有的那种气息，然后我们就告辞了，不想破坏了这一家的喜乐幸福，我知道，这一切是来得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4266字）

枫叶飘飘

楼主晚上好。

zizhu

我坐板凳。

枫叶飘飘

我还要地板

碣石清风

我学的也是俄语，那个卷舌颤音一直发不标准。

东方欲晓

碣石清风 发表于 2017-5-3 19:58
我学的也是俄语，那个卷舌颤音一直发不标准。

呵呵，我是天生的就会，不会是很难学。那你还能唱几首俄语歌么？

东方欲晓

枫叶飘飘 发表于 2017-5-3 19:34
楼主晚上好。

飘版好，要吃好睡好，身体好。

枫叶飘飘

该作品写的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回国后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然后在几十年里被误解，在历次运动中被冲击迫害，但是始终坚持内心的信念，相信真理，相信事实，相信人心，从而坚守自己的尊严。作者以那时候流行的苏联歌曲特别是作家法捷耶夫作词的那首《我会回来的》，引出和穿插其中，那人性化的歌词和歌中所流露出的对信念的坚守，也是作品中男主角所坚守的 。
该作品一定程度地展示那个时代的风貌。
是一篇有历史厚重感的作品！

关于缺点方面：主要是在时间上感觉有些不相符。

1、作品中的男主角1950年24岁，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应该有50岁了，真到平反下来，应该是80以后了，那时候男主角差不多60岁了，说有老干部的女儿看上他，感觉有些不太合适。
2、知青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一般是指文革结束后，69年，才开始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像那时候才称为知青。他只比知青大10来岁，这也不太相符。

小野菜

“尊严是你由内部生发的自尊，自爱，自强、自信……是对自己在人格人品的要求上，而不是外人认可或施舍的，所以即便是在敌人的牢房里，没有人会施舍和认可时，你一样可以保持应有的尊严。”

小野菜

军人的尊严来自忠诚,正义,英勇,奉献！

东方欲晓

枫叶飘飘 发表于 2017-5-3 21:20
该作品写的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回国后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然后在几十年里被误解，在历次运动 ...

首先感谢飘版的关注和精心的赏析，解释下疑问：50年24岁，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平反，80年代我去看他的时候应该是54岁，一个三十几岁的老干部女儿看上她还是合情理的吧。66、67、68届称为老三届，口号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而在这之前62年自然灾害后学校停办一大批，那时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大批没有划入老三届，其实也是知识青年。只是没有得到党的阳光普照。其实这是我的真实历史原型，在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写给天堂的信”里也提到过。

枫叶飘飘

嗯，我提出的疑问请别生气。

东方欲晓

枫叶飘飘 发表于 2017-5-3 22:06
嗯，我提出的疑问请别生气。

这样很好，才能有机会说清楚。有些文章不明不白，不合情理，我还不想问呢，嘻嘻。

枫叶飘飘

嗯，畅所欲言

草舍煮字

东方欲晓 发表于 2017-5-3 21:53
首先感谢飘版的关注和精心的赏析，解释下疑问：50年24岁，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平反，80年代我去看他的时候应 ...

与我写的那篇《军人的尊严》相比，东方兄这篇更加直面军人，更加懂得军人意味着牺牲，因此有尊严才会勇敢，有信念才会“虽千万人吾往矣”。维护军人的尊严就是维护我们的和平。
虽然我写的也是身边的生活原型，但和我相比，东方兄才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
生活在那个年代有其不幸，但阅历是宝贵的。借此祝福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