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7-6-20 11:29 编辑
“我们时代的伟大作曲家，苏联苏维埃最高代表。列宁勋章和苏联国家奖章获得者，共产党忠实的儿子，杰出的社会和国家活动家，人民艺术家……”
这是苏联官方在他死后统一刊发的讣告，可谓哀荣之至。
再看看百度的词条：原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20世纪世界著名作曲家之一。苏联称他是“国家最忠实的儿子”；西方国家则称他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而抛开意识形态对于音乐界来说，他的音乐就是一部数十年的编年史，他的作品达到了在特殊历史时期艺术创作的极致，被誉为“20世纪的贝多芬”。
从上面的言辞，我们正常会得出这样有一个大体上的结论：这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这还是一个同时深受东西方喜欢推崇的大师，无论是在其艺术道路还是社会活动方面他都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成功者，是人类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的并不众多的最为闪亮的几颗璀璨的明星之一。
他是肖斯塔科维奇。和大部分伟大的音乐家一样，自幼是神童，之后是天才，只要有张桌子就可以完成自己想要的创作。他的创作涉及交响乐、协奏曲、歌剧、舞剧、电影配乐还有普通的歌曲，作品众多，影响深远。
而他走进大众的视野多半是因为他那最为著名的交响乐《第七交响乐》（简称《肖七》），这部同时被称为《列宁格勒交响曲》的杰作在二战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以极其悲壮的方式演出过，激励了浴血奋战的广大军民。之后也迅速传播到其他深陷法西斯铁蹄的国家当中，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用最高的价格和最快的身手争抢到肖斯塔科维奇的曲谱成为指挥家们最为急切的事情，托斯卡尼尼将这首交响曲作为自己的保留曲目。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一度成为苏联的名片，他本人也因这种成功被安排参与世界文化大会；由他作曲的《相逢之歌》也被推荐为联合国的曲调，实际上也就充当了非官方会歌的角色。苏联政府在选择新国歌的时候，他也被邀为写作者之一（应该是之二，一个是他独自写的，和恰恰图良还合写了一首），尽管最终没有采用，但是显然那与音乐本身无关。
《列宁格勒交响曲》的创作过程通常说法都是这样的：德国纳粹包围了列宁格勒，时间长达872天，城内人因为极度的寒冷饥饿等损失过半，人口从二百万下降到了一百万。当时官方的命令是只有极少数的人如烈士亲属等能够拿到出城的通行证，其他人一律务必坚持到底，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城在人在”。肖斯塔科维奇因其杰出而拿到了通行证，并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创作出《第七交响曲》。曲成之后，苏联红军用战斗机冲破了德军的重重封锁，空运曲谱到达列宁格勒城，城里临时召集了一个乐队，虽然乐队是残缺不全的，但还是在冰天雪地里演奏了这首激荡人心的交响乐，演出结束后，很多虚弱的音乐家都是被担架抬回去的。
谁曾经历过哪怕是听说过这样的演出？谁又能不以虔诚的膜拜之心去面对肖斯塔科维奇和他的肖七？
这是我最初的了解，想必也是绝大多数人对于他最为表面的了解，这可能会引发你去关注他，挖掘他，直至走进他和他的内心。
可一旦走进，掀开金光闪闪的帷幔之后，面前的肖斯塔科维奇竟然只是一个悲剧。
他本人过得极其不幸福、不快乐，他几乎是带着面具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他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他的时代把他击打得东倒西歪，他和他视为生命的艺术被政治和强权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只不过像只蚂蚁一般随时都在等待着被不知从哪个方向伸出来的苍蝇拍将他拍死，或用手指轻轻地将他碾压至死。
他经常等待着被捕，差不多有四十年，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人质，一个被判过罪的人。
他也经常像一个提线的木偶一样，做着已经设计好的决定，宣读着别人写过的稿件，他以此为耻，却无法左右，尽管他已经几乎做到了当时音乐界的最高领导——作曲家协会主席。
他的星光只是表面的璀璨，他的人生只能用灰色定格，他的见证只是让更多的人怎样更为真实地了解真相，并且记住人性在恶劣的环境中又是怎样的群魔乱舞和鸡飞狗跳。
他选择的是一条属于“癫僧”的道路。“癫僧”是俄罗斯民族的一种宗教现象，即故意用貌似荒唐的方式委婉地表达着自己的见识，在公开的场合扮演的角色是打破众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藐视习俗，但背地对于自己却极端自律。这种情形大约类似于“世人笑我太无情,我笑世人太痴情”，或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一定是一个阴森的环境所致。作为一个享誉全球的大师，他最终还是不愿意让世人误读他，还有他所处的时代。
在临终前几年，他口述自己的回忆录，他的学生所罗门.伏尔科夫记录整理，他的遗嘱是必须等到他死后才能出版。后来伏尔科夫来到美国，这本以《见证》为书名的回忆录得以完整出版，这本书里，我们得以见到了另一版本的肖斯塔科维奇：一个让人心酸的大师，一个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踩在鸡蛋上跳舞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终其一生都难以释怀的人。
他觉得自己必须要说，不说别人真不知道。
别人根本不知道，是因为当局有足够的手段让别人觉得一切都很好，就像那份讣告上对于他的结论是怎样的高大上啊！人生一世，夫复何求？
萧伯纳到过苏联，回来告诉别人，苏联人民过得很好；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对于苏联的成就也是肃然起敬。在黑幕之下无数屈死的冤魂继续蒙冤，空前的恐怖被描绘出花团锦簇，领袖继续被神化，真相迟迟不见天日。
1949年，犹太诗人伊特西克费弗尔被斯大林下令逮捕，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想看看他。结果，费弗尔在莫斯科最漂亮的饭店邀请了保罗，保罗吃好喝好，回去之后自然是继续说好，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随后的犹太诗人就被秘密处死。
他尊敬的著名导演梅耶霍尔德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彻底消失；他的保护人，杰出的军事将领图哈切夫元帅被秘密处死；被称为“俄罗斯的安娜”的阿赫马托娃丈夫被处死，儿子遭监禁；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古拉格群岛；他自己也被钉上了“人民的敌人”的标签，类似的还有他的好友左琴科、普罗非耶夫……
当时的文化界无非三种情况：要么充当领袖和政治忠实的奴仆，比如斯坦斯拉夫斯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等等，可是领袖和气候是善变的，并不是想当奴仆就能当好奴仆的——马雅可夫斯基最后也是死于自杀的；要么流亡海外，比如斯特拉文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还有拉赫玛尼诺夫；还有一种就是留在祖国，遵从艺术本身的规律和自己内心的声音的，但又尽量保全自己的人，比如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还有肖斯塔科维奇。
其实，肖斯塔科维奇原本是有机会成为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人的。马雅可夫斯基被斯大林定型“最优秀最杰出的诗人”等于领了免死金牌（当然，到底没能顶得住领袖的喜新厌旧而自杀），就肖斯塔科维奇在音乐上的造诣来讲，是不会逊于马雅可夫斯基之于文坛的，而且，随着歌剧《鼻子》的演出成功，他几乎成为全民喜爱的音乐家了。但是，紧接着一部《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却给他招致厄运，这本是一首献给自己未婚妻的歌剧，但是斯大林在听完之后竟然盛怒，拂袖而去，第二天，真理报上刊登了应该是出自于领袖亲笔的评论文章《混乱而非音乐》，紧接着就铺天盖地的批判接踵而至，他瞬间跌入谷底，演出被无限期拖延，看着那么多被清洗掉的人，他只能战战兢兢。
文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清净之地。文人和艺术家的高智商往往体现在他们更能快捷地体会主子的意图，自告奋勇地在你悬在枯井中间的时候再狠狠地给你砸上一石头以换取主子廉价的施舍。这个“混乱”的东西出来之后，无数来自同行的明枪暗箭向他射来，他的罪孽可能达到了他的一部歌剧可能会导致“人民的失败”，会影响到苏联人民的革命精神等等，当时主管文化的赫连尼科夫竭尽所能地打压他，而同样杰出的音乐家阿萨菲耶夫也用匿名的方式在报刊上连续发表着攻击他的文章，他身陷囹圄，他的作品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公演。
至于这个赫连尼科夫虽然也是个音乐家，但是，其才能和影响力自然是与大师们很难比肩的，他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他有一个站在柜台上的父亲，斯大林的父亲也是这样的出身，这看起来有些滑稽，但是这是事实——至少是肖斯塔科维奇所认定的事实。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诡异的事情是战争竟然为艺术家们赢得了稍许自由的空间，因为一切罪责都可以让战争来承担。他的第七交响曲创作的本意是普世的，是对所有罪恶的控诉，既包括法西斯的淫威，也包括大量被莫名清洗掉的生命的追忆，如同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并非简单地对应于某一个或者某一类的人，而是全人类。包括专业的评论家也从中听出了别样的东西而有别样的见解，但是，既然战争来了，人们就会往战争去迁移，从中感受到力量，这本无可厚非，也不影响其在战争中迸发出鼓舞人心的力量，更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巨作。不过话说回来，这和作品本身似乎又不是一回事。
《第七交响曲》让肖斯塔科维奇成为世界级的音乐家，他自己对这部作品也很满意，尽管他认为这是一部被误读的作品。
这也能理解，毕竟音乐、绘画不同于文字，黑纸白字无法隐晦，但是音乐和绘画内涵和外延自由度大的许多，你可以说是这样，也可以说是那样，而到了这个时候，话语权决定了惯常的认识，战争来了，他就是一部抗战的作品，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战争胜利了，他的厄运却又来了。刚刚摆脱了领袖界定的“混乱”，他又成了“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赫鲁晓夫上台后，他的标签又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无所适从，他每天都在创作，却无法推测下一部作品会遇到什么样的待遇，这有点像抽生死签，永远不知道打开签之后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
他是一个性格很矛盾的人，比如他极端鄙视官方给他的众多荣誉，可他又把这些荣誉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家里。可这又怪谁呢？时代本身就是矛盾的，一会儿把他捧上天，一会儿又把他踩在地上；一会儿领袖可以亲自给他打电话，一会儿又说他是人民公敌；一会儿说他的作品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同时有几次给他颁发了政府最高的斯大林奖章；猫和老鼠在一起玩，老鼠是没得选择的。
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在于，铁血领袖是不太在意这些文人的。他们掀不起狂风巨浪的，不对领袖的意图时，敲打敲打他们；需要的时候，再让他们点缀点缀。再者，毕竟肖斯塔科维奇只是一个音乐家，在音乐当中能听出多少反动的因子，真要是像托洛斯基、布哈林、马林科夫，伏龙芝，包括图哈切夫元帅这些在政治和军事上影响巨大的人，领袖是不会手软的。
图哈切夫元帅是极端谨慎的，为了显示领袖的英明，每当自己提意见的时候，都故意提出错误的意见，让随从挑出毛病，再让斯大林辨析，斯大林通常会在随从的意见上作一个补充，这样正确的意见就变成了斯大林的意见。这等谨慎依然难免一死，原因只能是出在斯大林身上。他的地位和威权竟然还能让他有匪夷所思的嫉妒之心，一部好好的文学作品浑然天成，他的御用文人竟然发怒于作者：你难道歌颂领袖的纸张都没有嘛？作者无法解答，同期歌颂领袖的歌曲有两万多首。
大主教在登台演讲的时候，被其他人制止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主教的稿子，而主教是从来不用稿子的，两难之际，只有直接请示斯大林，得到斯大林的默许之后，主教才能做出他别扭的演讲，尽管他闻所未闻。
翻翻大清洗时期人口减少的数字，两千万！秘密警察可以随时带走人，没有审判，没有辩护，只有消失。这样的数字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想想置身于漩涡边缘的音乐大师，他怎么可能不始终战战兢兢，他怎么可能雷同于在祥和安宁的环境中生活和创作的人们。
多年之后，叶利钦摆放索尔仁尼琴，给索尔仁尼琴极高的荣誉，他被视为俄罗斯的良心，普京总统拜访索尔仁尼琴的时候，老人坐在椅子上，并没有起身，他是在回想古拉格的苦难吗？
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还有索尔仁尼琴究竟还是勇敢的，肖斯塔科维奇起初拒绝了出访，斯大林亲自打的电话，他才到的美国，当所有人等待着他念发言稿的最后一段讴歌领袖的时候，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词语是：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
而且，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创作，他没有沦落到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每天写着讴歌苏联讴歌领袖的诗歌，身上穿的全是外国货，同时不屑一顾地指责着苏联制造的粗糙，因为诗才的枯竭和失宠选择自杀。同样，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前院子科萨科夫是一个仅次于柴科夫斯基的人物，但是仅仅因为斯大林在表扬音乐家的时候只提到了柴可夫斯基和格林卡而没有提到他全家如同置身冰窖，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更勇敢的是杰出的女钢琴家尤金娜，斯大林给了她两万卢布，她将所有的钱捐给了教会，并且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说她这样的举动是在为斯大林赎罪。她的幸运在于她的信发出不久斯大林就病故了，否则结果难以预料，未必是斯大林本人，他的一帮鹰犬会帮他处理的。
我时常会想到一些关于文学以及艺术的创作问题，会简单地把创作和政治气候归结为相生相克的情形，并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疑问。但是，我在留意苏俄文化的时候，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苏联时期，同样产生出了许多杰出的大师，横跨众多领域，比如这个肖斯塔科维奇，还有文学上帕斯捷尔纳克、纳博科夫、肖霍罗夫，诗歌上的阿荷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戏剧上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等。他们深处险境，但始终清醒，哪怕是以颠僧的方式来应对，也还是没有多少违背自己的准则。
据说肖斯塔科维奇曾经说过，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这是心酸，也是自觉。
好在什么都可以经过历史的最终审判。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马雅可夫斯基斯基的成功就像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推销土豆那样推销出来的。马雅可夫斯基跟得太紧了，然后，就很难有大片的视野去从事创作，他的自杀也是一种悲剧。毕竟，他的台阶体诗歌影响过很多人，包括不太爱诗歌的我，谁都无法否认他诗歌里激越的宣传攻势，问题是，诗歌仅仅就是那样吗？
这本以《见证》为名的书，还记录了很多跌破眼镜的事情，比如，一个导演在陪领袖看电影的时候，一个卫兵过来报告别的一件事，领袖震怒，那个导演当时就吓得瘫倒在地，瞬间小便失禁，令斯大林都很倒胃口，并决定不再请导演同时看电影。而因为民族宣传的需要，一个哈萨克文盲竟然成了全国著名的诗人，有一帮人给他写诗，以他的名义发表，他们对那个老人说，你只要画圈就可以领到报酬，结果有一次老人没有领到钱之后很不爽，因为他指望着这些钱可以买更多的羊。
我读了两遍，书中的事例总是扰乱着我。我固有的判断是无论是现在流行的口述历史还是个人的回忆录多少都有作者的影子和情绪在其内，按照孤证不立的传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即便是斯大林，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也一直在变化，基本上通行的说法是这个人在发展苏联工业尤其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是有过杰出贡献的，在肃反和大清洗以及搞个人崇拜方面又站满了血腥，是一个功过比例分配的问题。
我向来不认同这种说法，什么叫比例？如果你是个倒霉蛋，刚好碰到了他的过那一方面，那么比例是多少呢？百分之百？再者，那些哪里能算过呢？那是罪！
即便肖斯塔科维奇在口述的时候带着怨气，价值判断上有自己的主观性，毕竟他还不至于说谎，事例是架得住推敲的，那么，他的见证将会让我们距离真相更近了一些。
这不就是读书的本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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