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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music ◆乡土怀旧系列之三十四：贺队长和他的儿女们
文/于文华
小时候，读过西北作家李田夫的一篇名叫《虎子敲钟》的小说，讲的是虎子父亲是一位生产队长，去公社拉化肥没有及时赶回来。次日清早，虎子代替父亲敲响了社员上工的铁钟，并且对社员的农活一一做了安排的故事。小说一度风靡一时，反响很大，虎子曾经是我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而我父亲压根儿与队长无缘，就渴望我们队的贺队长也出外无法回村，或者生病，也好敲一下挂在村口的铁钟。
但，从我记事起，到贺队长下台，一次机会都没有。他将权利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生怕别人“篡权”，取代其位置。若说队长在公社化时代是一个村子的土皇帝，贺队长就是那个时代我们村庄的一尊神。人们可以招惹自己的父母，但不敢轻易惹恼贺队长。
过去，一般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独立核算的生产队，就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农民的生活，与队长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只要你的祖先是农村人，那么，从出生到上学，乃至长大以后的入团、参军、招工，都需要队长的首肯与认可。举凡孩子生育、洗三、取名字、过百日与生日，农村家庭的婚丧娶嫁，老人的留胡子、过寿，打庄子盖新房开庄门砌院墙批宅基地……这些乡村里的重大活动，队长是必请的天然尊贵客人，他来的迟早，来与不来，对乡村宴会和一个农民在村子里的威望、名声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于留饲料地，宰杀羊、猪和老的不能使用的牲畜，以及记工分的多少，分粮食的多寡，年终决算倒欠生产队的超支款能否拖欠一下等等，大小事务都要队长说了算。
队长还决定着全村子人们一年的口粮——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何时种，在那块地里种，除了老天的雨水多寡，除了上游水库的来水，队长的决策是否准确，和人们生活质量起着不容置疑的影响。记得小弟小妹一哭闹，只要父母和有人说一声“贺队长来了”，立马就会停止哭闹，乖巧听话起来。因为他见了小孩，基本都是怒目而视，常常眼睛一瞪，立即“白多黑少”，加之声音低沉、洪亮，经他的嗓子喊出来，就仿佛震雷般响过“我把你些婊子下的”，吓得屁滚尿流，撒腿就跑。
贺队长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许是那时胆怯，感觉他很高大，十分威猛的样子，现在看起来也和常人毫无二致，只是稍微高些）眉毛稀稀拉拉，但很长，脸膛发红，当队长似乎得心应手，有一把“刷子”——能“压制”住社员，紧跟形势，从来和上级步调一致，当了好多年。记忆里清楚地记得秋收时节，我们撵着队里的皮轱辘大车后面：拾田（捡拾那些遗落在麦地中的麦穗儿，将那些撒落在地的豆粒儿一一用小手捡起来），不时偷偷摸摸跑到社员们未拾净的地块，像麻雀一般“叼”上几把，甚至在麦捆上撕扯一些。贺队长气的暴跳如雷，青筋直立，但他跑向地的这头，我们小人们哗啦啦撒腿跑向另外一头。而且，全村子几十号孩童，三五成群，像玩游戏一样，跑来跑去，故意让他疲于奔命。跑乏累了，他蹲在地头，破口大骂，社员们故意不说话也不阻挡，因为其中就有他们的小孩。我们依然偷着撕扯，他只得再次站起来撵我们。
那次队里拉豆秧，我的地里捡拾了半瓷碗遗落的豆子，见大车后面没人看护，边尾随其后，跟随了好长一段时间，趁前面的吆车人不注意，撕扯了一大把豆秧，正暗自得意，心想回家点把火，和弟妹们美美吃几把喷香的豆子，未料到贺队长像瘟神一样不知从那里钻出来，一脚踢翻了我手中的竹筐——豆秧和我瓷碗里一粒粒不容易捡拾来的豆子撒落一地，全跌入了尘土中。他不管不顾我的气愤之极的神情，将豆秧一把扔在车上面，兀自背着手，踱着大步，扬长而去。而我满脸灰土，一肚子的沮丧，强忍着泪水，将钻入土中的豆子再次一一拾起来，心中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长大了，要好好收拾一顿他，打他个鼻青脸肿。可是，真的有了力气，到能够教训他的年纪，看到他老态龙钟，厌头耷脑的样子，便一点也很不起来，还是强装笑脸，递给他一支香烟，问声好作罢。岁月真是一把刀，可以产生仇恨，也能够将仇恨一点点切割的支离破碎，软化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春种秋收，犁地打场，修渠打坝，平地挖沟，多年队长的经验，使贺队长安排农活得心应手，啥时间该做啥，他往往提前就谋略好了，压粪（将饲养场积攒下来的牲畜粪便经常及时掺土压埋），翻粪（开春时节，将厚达几米冻的比冰块还硬的粪，让社员们用钢钎铁锹挖开，翻面、堆好），拉粪（把翻好的捂得绵软的粪，用承包制的方式，叫社员们拉着自家的架子车，一车车拉运到地里），撒粪（春暖花开，犁铧游走播种之前，将一堆堆的粪均匀地撒开），一样样像钟摆似的，分毫不差。一年四季，除了下雨下雪及过年，他很少有闲功夫，害得社员们也难得有闲暇时节。全村的人们最怕的就是贺队长的敲钟。（从附近铁路上拾来的一截铁轨，钢材好，音质佳，敲起来声闻数里）谁若来迟了，他会当着众人的面日妈妈操娘的破口大骂，叫人下不来台。新娶进村子的媳妇，会被他的骂声羞的脸红半天。人来齐了，进行合理搭配分工，该打坝的打坝，该浇水的浇水，该拾掇草棚的拾掇草棚，该修渠的修渠，该薅草的薅草……只要是出工的人，谁都有谁的活儿，谁都会心甘情愿地出力，谁都会想方设法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贺队长对所有社员的脾气、性格、品质甚至力气大小擅长什么都了如指掌，心中有数，将男女社员最有效合理地搭配。老成持重的，去打坝，手下派几个毛头小伙，打的坝自然结实牢靠。中年妇女，细心认真，让她们薅草比绣花还认真。年轻人去浇水，水口子开了，会毫不犹豫跳如湍急的流水中，三下五除二，几铁锹就会让哗哗流淌的口子彻底堵住。每个人都有事可做，每一件农活都落到了实处。
队长的儿女肚儿园。我们经常肚子饿的难受，但贺队长的两个儿子跟一个姑娘却出落的膘肥体壮，营养充足。上学路上，我们村子的学子，经常截住他的儿子，向他索要炒面（用炒熟的麦子、麻子，有时加入豆子，加工成的熟面，有时加入点熟糖萝卜，特甜），炒麦子（一种放入麦子麻子的熟食）或其他好吃的。那次他带来一些香香甜甜的沙枣面，感觉吃起来特爽！
贫穷也是一种财富。原先总觉得出身在农民家庭是一种屈辱，后来才知道尽管一个人的出身和家庭是无法选择，但通过学习，可以改变自己的出路。
是贫穷磨砺了我们忍受苦难的勇气和信心，是贫穷激励着我们奋发有为的心智和梦想，是贫穷让我们农家子弟矢志拼搏，加油努力，相信：只有勤奋刻苦，才能跳出农门。《飞天》杂志副主编阎强国先生的成名作《红色的云雾》，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改革开放后迅速在农村发家致富的，大多是那些被压抑被窒息的地富反右后代。而我大胆地推论：过去一心想“鲤鱼跳龙门”的，彻底改变自身状况的，绝大多数是那些贫下中农后代，因为他们没有工人干部子弟的优越感，没有显赫的门第与可以夸耀的资本，唯一走出大山、乡村，摆脱家庭贫困的，只有用心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
贺队长的老大儿子，是他精心培养的“敲钟人”和接班人，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而养了一身臭毛病的贺家老大，读书时不学无术，劳动时又投机取巧，幸亏仰仗他老爹的呵护，早早成家立业。随着集体经济的解散，得过且过的想法，日子过的就每况愈下。于是贺队长使出杀手锏，分家另过，想让儿子早日醒悟，承担家庭责任，可他依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气的妻子几天不做饭，以此抗议。没想到贺队长的老大儿子玩的更绝：来了个“破釜沉炉”——将家里做饭的铁锅凿了几个大洞，用铁锹把土炉子彻底抛烂，把米柜面柜上锁，领着娃娃们投靠了父母家，气的他妻子哭哭啼啼跑回了娘家。现在我们村子住的房屋最差的，下一代读书最次的，就是他们家。
贺队长的老二学习不错，考取了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中等城市，一路好运，当上了市国税局的副局长。贺队长经常吃的红光满面，穿的衣服簇新，在全村的老汉们面前显摆夸耀，说是儿子孝顺的，而且他二儿子鲜亮好看的小车经常回村子，是父母教育我们学习的对象和榜样。贺队长好占集体便宜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的二儿子不知不觉走上了行贿受贿的犯罪道路，毫无知觉地进了局子。如今丢失了工作，无班可上，十几年没有回村，贺队长灰头灰脸，一身落魄样，再也不敢在众人面前吹嘘和夸赞他的二儿子。
贺队长的宝贝姑娘人长的很标致，圆脸大眼，身材丰满，但从小就有毛病，玩着玩着就躺倒在地（听说是羊羔疯），有队长的面子罩着，全村的人都护着她。但姑娘毕竟要长大，长大的姑娘就要嫁人，这是自然法则，谁也不能违背。贺队长威望再大，权势再牛，毕竟是小小的队长，出了我们村，就很难有什么威力。扬言要养活他的姑娘一辈子，后来连他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证。
给媒婆好话说了几箩筐，点心好饭招待了多少次，有心动的小伙子听说女方家庭条件不错，一对象，人也能看上，但找人一打听，就黄了。贺队长眼看姑娘越来越大，有些发急，催促媒婆向外县发展，果真就有人娶过门，相安无事一年多，听说生育了一胎白白胖胖的小子后，将姑娘送了回来。原来那户人家成亲后就发觉不对劲，但为结婚花费了不少，一家人忍气吞声受着，也曾经到医院求诊吃药，但毫无见效，只好“原水退回原沟里”。接受经验教训的贺队长，将姑娘打听着出嫁到遥远的银川市，非但不要一分钱的彩礼，还陪嫁了当时紧缺时髦的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
对方是个工人，等发现姑娘有病，前来退亲时，贺队长拿出当队长的威风和厉害，指着小伙子的鼻子大骂起来：你娃子捂住胸口好好想想，要是我的姑娘没有毛病，凭什么不要你一分钱的彩礼，还陪了那么多东西！今天，你要人，咱们是亲戚。你要退亲，咱们到法院见！贺队长的女人好言好语劝解，拉着女婿的手，硬拉着坐下来：娃呀，我的女子我心里清楚，其实犯病就一会儿。没病时，和谁家的女人都一模一样。再说犯病也不要紧，歇一阵子就好了。我们这里条件差，大城市医生的水平高，你掏些钱，好好治治，再给她吃好些，兴许就好了。最后，小伙子极为勉强地领着女人出了门，再也没有踏进贺家门槛半步——村子里的人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不知道贺队长的女儿现在是否尚在人世，谁都无法晓得。人们问起贺队长的姑娘，他气的愤愤然：我没有养过那丫头……
现在，风光了大半辈子的贺队长依然在劳作，几个儿女连一个都指望不上。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惯了的他，十分不情愿地扛起了锄头跟铁锹，拿起了镰刀跟木叉，以一个标准农民的身份经营着他的责任田。社员们没有了他的领导，干的欢实而起劲，而他没有了社员的支配，起初几年还有些不适应。依旧沉浸在往日红红火火的年月，津津乐道昨天的辉煌。等他完全适应了，村子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差不多的人家翻盖起了新瓦房，买上了三轮车、四轮车和高档家电，穿着打扮向城里人看齐，而他和他的儿女们，被时代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生产队和队长是一个时代的特有产物，大锅饭的弊端通过日渐步入小康的农家生活显现出来。现在国家正在全力关注“三农” 问题，相信随着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的富裕，中国昂首挺立于世界东方的日子将为期不会太远。
（全文431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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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于文华 于 2008-11-8 20:36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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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8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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