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同村有个人，非常喜欢吃鸡鸭屁股，在餐桌上一见到鸡鸭屁股，两眼放光，谁也抢不过他。又有一个人，专吃沤臭掉的腌菜，八十年代，物资不丰，他甚至提过一斤猪肉跟一位老奶奶换一坛沤臭腌菜。这两个人，为嘴巴忙活一辈子；真是幸福快乐。
邻村有个孤老头，绰号边瓜子（松鼠），据说他能飞檐走壁，点穴伤人。在电影《少林寺》放映之后，边瓜子声名雀起，晚年收了八名弟子，清一色光头，腰系红色功夫布带，英姿勃发，着实羡煞一方少年。老头死时，孓然一身，八名弟子重孝抬棺，厚葬恩师。徒弟们结婚生子后，才慢慢回归平淡。
父亲有个朋友，专从事阉鸡、猪工作，游走山村。每当他到达某个村口，人们会听到一阵婉转欢快的笛声，大家便赶紧做好准备，笼上待阉的畜禽，赶到阉夫落脚的地点。我看过他吹的笛子，是自制竖笛，才三个音孔，长约二十公分。很难想象，他单手握笛，凭借三个孔，仅靠音阶不同的高低配合，能吹出一段如此欢快独特的笛声。在他死后很多年，说起阉鸡鸭，人们仍然对他念念不忘。
我曾有个同学，长得矮小，学习成绩一般，却有一项独特的本领——能倒立着用手走路，还能“跨”过水沟，上下台阶。有一次他用了极短的时间走完五十米，令在场的所有人惊叹。时隔二十余年，我至今还能想起他起身后的样子，拍着手上的尘土，脸由于血倒冲，显得特别红。他的姓名叫刘行路。
有个女同学，嘴巴能说，骂男生特毒，当然，男生一般不会计较。当时男女生宿舍相邻，拱形屋顶，上方相通。有一天晚上，男生们都上床安静了，女生宿舍也渐渐声息，唯独她还对别的女生大谈大姨婆。第二天开始，这位女同学便被尊称为大姨婆，直到毕业。
还有个女生，贪吃，长得胖，又依仗教师子女身份，对同学不免有些鼻孔看人。有一天老师出了道应用题，是算重量的，标准答案是五千斤。大家都说五千斤，唯独她别出心裁的回答“两吨半”，可想而知，两吨半从此与她不弃不离。
曾认识一个司机，年过四十，仍单身，属于社会上混的那种人，热衷于吃喝赌，和所有世俗中人没什么两样。他记电话号码的本领特强，手机中几百个电话号码，随问随报，从不会错乱——看他也不象会特意训练这方面技巧的人，对他也没用；我一亲戚也是，五十多岁的家庭妇女，记电话号码从不用笔纸，真是奇怪。
还有个同事，其貌不扬，内向，象所有人一样，凡事尚能凑凑热闹，公认的爱好是抽烟，手指被熏得腊黄腊黄。有一次，和他一起值班，闲来无事。我看见桌上的地球仪，便随意考他科摩罗在哪个洲，他说非洲，又问他首都是什么，他说莫罗尼，再问他昂儒昂在哪里，他看了我一眼，说不就在科摩罗群岛么。如此精准的回答令我大惊失色，因为这些问题来问我，我恐怕最多答对一个非洲。便又转着地球仪继续考他，他应答如流，地球上所有国家大城市均在他脑袋中，再偏的城市也难不到他，真他妈的邪门。
……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地有名，树有形，人有脸皮。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其实，人何尝不是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人事变迁，很多人都在我们的记忆中模糊、消失，象梦境般消散无形，能让我们记住的，必然是与众不同的人。
古人说“无癖不成名士”， 癖好成就了名士，癖好是他们的精神披挂，经过艺术加工，便成了秩闻佳话。《幽梦影》中说“人不可无癖”，癖是对自已的一种认同，对生活的热爱，是自我的标志——陆文夫的风雪半只梨，令人叹服《美食家》的食不厌精；《马桥词典》中津巴佬持柴刀到山岭找梦中抢儿子东西的白衣人算帐，也是一绝；王小波写了篇《特立独行的猪》，为特立独行的猪著书立传，此猪已脱离了猪的概念；白马非马，所以大家牢牢记住了王小波。
的确，倘若世界象呼家堡①一样，成百上千的人都是一样的脑袋，一样的面孔，说着一样的话，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有一天和朋友闲聊，谈到独特的问题。他问我有什么独特之处。我想，唱歌我唱不过歌唱家，码字我码不过文学大师，别的项目就更不值一提了，什么才能让我显得独一无二呢？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答案：我能模仿一种动物的声音。他问我什么动物？我说当然不是鸡啊鸭啊狗啊猫的——虽然我也会，我模仿的是牛叫声。他吃的笑了，牛叫哞的一声谁还不会？我提醒他，哞是黄牛的叫声，水牛的叫声，你会么？——曾有一次，我模仿水牛的叫声，让一头陌生的水牛诧异的审视我。
朋友肃然。
①注：呼家堡源自李佩甫著作《羊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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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16 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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