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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与史书
lqm407
有位文友，是文史资料办公室的。常人看来，这个工作很好，很清闲，要去上班就去上班，要买菜就去买菜，要接送孩子就去接送孩子，跟别人相比工资一分也不少。他们的任务只是一年编撰上几篇文章，出几期《文史资料》就行了。
可是，这么好的工作他却不干。他对我说，他想申请调动到一个比较忙碌的部门去。我问他原因何在，他说良心上过不去。我说，什么良心不良心的，有些人几年不上班，工资照拿不误，你还讲良心？他说不是这原因，而是他胜任不了这工作。我更是惊讶：你不是有着的文史知识和一支好文笔吗？他笑着说，他自己写的和组织别人编写的材料一直不合乎他们领导的要求，一直受到领导的批评。比如土改运动、反右运动、“三面红旗”等等，文章如果真实地描述当时的情况，领导就批评他，说他没有党性原则；如果不真实地写那些历史事件与人物，他又于心不忍。比如说，反右后几千名“右派分子”被遣送夹边沟农场劳改，后来生还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这样的事情他写了，但领导说不能这样写。他辩解说：夹边沟的事情现在纪实文学很多，人家都能真实地写作它，我们却为啥不能写呢？领导说，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我们写的是历史，就要为党和人民负责任，就要为政治服务。他胡涂了，问：难道实事求是地书写历史就不是为党和人民负责任吗？领导笑了笑，说他不适合搞历史工作。既然领导说他不适合写历史，所以他也就顺水推舟，要求调离了这个岗位。
我很同情这位文友。我想不到现今世界上还有这样凭良心办事的人。现在社会比较开放了，我想如果文友以他的观念写其它文章，比如说象我一样写点杂文，那是没有人进行干预的。可是文友写的是“历史”，“党性原则”很强，领导要求必须以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作指导，必须符合“主旋律”，所以他就不能由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写作了。不能实事求是地书写历史，这是令这位史官气恼的事情。
看到文友的遭遇，我不禁想起中国的史官与中国的史书。
中国是个很讲究历史的国家。中国有着二十五史，我们今天能将五千年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与每个帝王将相的事情知道得清清楚楚，靠的就是这二十五史和其它一些野史杂书。史书类似于帝王将相等当政者的传记，上面好事、坏事、恶事、丑事都有，看上去很是真实。当然，当政者一般都会隐恶扬善的，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恶事、丑事用黑字写在白纸上让后人知道并评说。所以在当朝，是不能实事求是地书写史书的；要使历史的记述有着客观性，就要隔朝代写史书。比如说，南朝人写《后汉书》、晋人写《三国志》、唐人写《晋书》、明人写《元史》、清人写《明史》、民国人写《清史稿》等等。
司马迁的《史记》却写了当朝的一些事情。现在我们读《史记》，觉得司马迁所写的事情还是真实可靠的。比如，对刘邦的记叙，对刘邦的敌人项羽的记叙，既写了他们的好事也写了他们的坏事，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特别是对当代皇帝汉武帝，他没有一点巴结奉承的味道，我们都知道的司马迁的故事，也知道汉武帝是个多么心狠手辣的人，所以，《史记》的真实性是司马迁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
在修史方面，中国好像还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史官独立”性。在这个独立性面前，有些帝王也会自觉地遵守，不敢多所干涉。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就已经有着这种意识了。周成王小时候，曾经在玩耍中用树叶制做了一个“珪”（相当于“印”）随手给他的弟弟叔虞，并说：“拿这个封你”，这时史官在旁边，就把此事记了下来。成王长大当权后，那个史官要求成王封领地给他弟弟。成王不愿意，史官就说：您某年某月某日曾经说过怎样怎样的话，而且给他图章说要封他，天子是无戏言的。成王面对着这个认真的史官很是无奈，只得封叔虞到晋，创建了晋国。
宋太祖赵匡胤也着类似的事情。一日，他在后苑打鸟玩，有大臣说有急事求见，他出见后，知道是常事，就很不高兴了。大臣说，我所奏的事总比打鸟事急吧？宋太祖大怒，动手打掉了大臣的两颗牙齿。大臣慢慢捡起牙齿揣在怀中。宋太祖说：“怎么，你想用这牙齿去告我状吗？”大臣说：“臣岂敢告你状，自然有史官来记载这件事情。”宋太祖惧怕史官，就没有再说什么话，赏赐这个大臣作了结。
在那么黑暗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帝王对史官也有着三分害怕，这叫我们不可思议。就是汉武帝那样独裁专断滥杀成性的人，也没有因为司马迁记载不利于他的事情而治司马迁的“罪”，而且还让《史记》出版发行。
皇帝尊重史官，维护“史官独立”的事例还有很多。南北朝时魏收写《魏书》的时候，一个皇帝可怜兮兮地对他说：我在后世的名声，在于先生您的手下了；还有一个皇帝向魏收说：你就直笔书写吧，不要害怕什么，我绝不像魏太武帝那样来杀害史官的。春秋时，晋国大臣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晋灵公，晋国的史官董狐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问董狐：灵公是我弟弟杀的，先生怎么写我呢？董狐说：你是国家大臣，你弟弟弑君，你没有制止，也没有追究凶手，这事情也等于是你干的！董狐的一番话竟然说得赵盾这个大领导哑口无言。赵盾不仅没有敢动董狐的一根毫毛，也没有将他赶出“历史办”，而是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哪怕自己的恶名流传后世。
史书要求的是实事求是，要揭露当权者的伤疤，所以当权者动用权力迫害史官的事情也很多很多。那个魏太武帝拓跋焘，口头上要大臣崔浩编写国史时“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崔浩信以为真，在编修《国书》过程中，直笔写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把北魏皇室的丑闻秘事皆收录其中。结果大祸临头，崔浩及参预修史的一百多人全被处死。崔氏家族及与其通婚的亲戚都遭灭族，上千无辜之人惨遭屠杀。在中国历史上，史官惨遭迫害的事件是很多很多的。
然而，也许是史官的传统使然，史官不畏权势，不怕杀头，秉笔直书历史的事例也多的是。离董狐时间不长，齐国又出现了比董狐更具有勇气的史官太史。齐国的臣子崔杼杀死了齐庄公，太史写道：崔杼弑庄公。崔杼火了，立即将太史杀掉。可是，太史的弟弟又来续写历史，继续写道：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杀掉了这个弟弟，不料，太史的又一个弟弟来了，继续写道：崔杼弑庄公。崔杼终于没办法了，只得让自己的丑事永远遗留在历史上。
直书历史是中国的一个好传统，但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这个秉笔直书历史的好传统被逐渐抛弃了，有血有肉有硬骨头的史学家很少很少了。特别是提出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后，更是将篡改历史、掩盖真相、美化自己、丑化敌人、说虚弄谎等等歪曲历史的手段合法化了。谎言说得多了，说得时间长了，真的变成历史了。
比如说，我看到了一本地方志书，上面引用的材料还是当时报刊上“放卫星”的数字，字里行间还在弘扬着当时的“主旋律”。我收藏有一本党史资料，上面记载的数字是：从抗战开始到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就一直抗击着58.8%至69%的侵华日军和100%的伪军。我当时就想：抗战开始时，红军刚来陕北，才有几万人马，能抵抗住那么多疯狂而善战的日寇吗？大家都知道，上世纪“三年灾害”时期，非正常死亡了很多人，但究竟是多少人？人们始终不知道。前几天看到一个消息，说中央对此事解密了。说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了522万人；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区是1155万人；1961年是1327万人；1962年752万人。这么重大的事情，这么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央的首肯，我们的史官敢写在史书中吗？
又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著名的“史实”，叫做“飞夺泸定桥”，各种红色史书中都有，没有人怀疑这是假的。可是，这真的是假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中写道：有一次他会见邓小平，闲谈中他说他去过泸定桥，非常欣赏中国红军的英勇善战。邓小平却说：那不太真实，当时是出于宣传的需要。邓小平是当政人物，这样的话只有他敢说。“飞夺泸定桥”的真相其实是这样的：过泸定桥的是红军的先遣队，共22人，过铁索桥时没遇到一个敌人。就这么简单。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不须多所举例。
不过，这样的情况现在有所改变。比如说，现在我们也能知道“台儿庄战役”是怎么回事了，知道国民党蒋介石也在积极地进行着抗日战争，知道美国曾经给我们进行过巨大的援助，知道美国“侵略朝鲜”其实是根据联合国决议进行的维和行动……
我们能够知道真实的历史，应该感谢国家的开放政策，感谢当前的民主环境，感谢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理念，感谢一些有历史责任感的史官。这些史官冒着一些人的攻击与辱骂，顶着沉重的政治压力来书写历史，揭示真相，这真值得我们敬佩。
正因为这样，我也对文友说：你还是不要调离岗位，继续直笔写史吧。写史须要你这样的人。至于你们的领导，别理他了。他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出局的。
 
[ 本帖最后由 lqm407 于 2009-6-8 22:01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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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8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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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可惜现在能继承的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