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舒芜与季羡林
lqm407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几个中国文化名人相继谢世了。季羡林先生去了，任继愈先生去了，舒芜先生去了……。他们都是接近百岁的老人，去世是必然的事情。但回顾他们的文化贡献和为人情况，这很能引起我们的很多感触。
季羡林先生去世那阵，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纪念他，称赞他的为人。现在对着舒芜先生，我心头也是有话要说，只不过不知从何说起？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舒芜先生的了解不是太多。因为他虽然是个文化人，但其著作不为公众所熟知。有一定年纪的人是知道他的大名的。因为，在1955年那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舒芜就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胡风大名鼎鼎，大家都是知道的。胡风与舒芜可以算是师生与文友的关系。按照舒芜的话来说，胡风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老师。1954年，因为胡风一份文艺意见的问题，中国最高领导人决心要整治整治胡风。舒芜看准时机，就主动地将胡风与他交往的私人信件作为胡风的“反革命罪行”材料交给了《人民日报》。这些信件经过最高领导人的批准，再行掐头去尾，改头换面，被作为“第一批材料”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还加了很长一段鼓动人心的按语。（按语一般都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一共连篇累牍地公布了三批材料，材料全是没收查抄来的私人信件。于是，“胡风集团”倒了，“胡风分子”被揪出来了，2000多人惨遭批斗，一些人被判重刑，胡风本人坐牢坐了二十多年……
当然，胡风是被冤枉的。“胡风集团”子虚乌有，“胡风分子”都是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过贡献的饱学之士。“文革”后，胡风被彻底平了反。一场闹剧终于在人们的悲喜交加中收场了。
回过头来再说舒芜。有文友说过，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人都是抱有豪赌心理的。此话有些道理。但参与豪赌的人并不一定把把和牌。舒芜虽然红极一时，但在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中，他还是没能逃脱“右派分子”的命运。他的生活道路并不亨通。他“讣告”上的头衔就是明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退休干部、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学编辑室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仅此而已。他的名声也一直不好。那时候，许多文人私下称他为“无耻”、文艺界的“犹大”；就是现在，还有人称他为“共和国第一告密者”。
这就说到了做人的问题。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这一生能做个“好人”就行了。好人就是，想到别人的时候比想到自己的时候稍微多一点。一个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的人，就算是一个及格的好人。这段话是季老的做人原则。季老也是从“历次政治运动”中过来的人，但他却没有告过密，没有对老师和文友干过落井下石的事情。他正直正派，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学问。所以，他的为人一直受到世人的尊敬。
当然，在我看来，对舒芜先生也应该给予谅解。一是因为那个时代生存环境不好，形势逼迫着一些人干坏事；二是舒芜先生对自己的行为有着忏悔。他在《回归五四》序言中说道：”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
舒芜先生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原谅他的理由了。比起那些做了错事、丑事、恶事，祸害了许多人但至今仍然装聋作哑的人来说，他还是值得我们称道的。再说，他已经去世了。中国人有着原谅死者的传统。
虽然我对舒芜先生做人的态度如此这般，但舒芜先生的一些思想文化见解还是引起了我的共鸣。比如他对“国学”的评价。他认为，“所谓‘国学’，实质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于是就提出一个含糊其辞的概念：‘国学’”。“现在居然搞出一大堆所谓的‘国学名人’，真是荒谬”。“所谓‘国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如果‘国学’指的是传统文化，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应该是‘国学’，墨子是不是‘国学’啊？还有诸子百家，好像又不包括在内。”舒芜强调说，“我是最反对一些人提出所谓‘尊孔读经’这些东西的，这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尤其是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他认为，“搞噱头、吸引眼球，也不能这么个搞法，不能开历史的玩笑。”
我崇敬的季羡林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国学大师”（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我不太崇敬的舒芜先生又是这样激烈地抨击“国学”，而我又是倾向于舒芜先生的观点的。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
其实，这是统一之中的矛盾，矛盾中的统一。对于自己所喜欢和不太喜欢的人和事物都要具体分析，具体认定，不可以偏概全，也不可以全概偏，更不能盲从。
[ 本帖最后由 lqm407 于 2009-8-23 11:36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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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23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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