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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不明真相”
沈茂昀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8月28日，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针对陆良县近日发生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当地个别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这类“刺眼”用语，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省内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同时要求当地媒体，“对于没有充分事实依据就给群众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行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的新闻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说法，新闻媒体也应该拒绝报道”。
应该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时，一直习惯了先入为主的做法，事情还没搞清楚，报道一上来，就先给群众贴上了“不明真相”的定性标签，相关官员在处置类似事件时，诸如“刁民”“一小撮”“别有用心”等字眼也是随口吐出。作为主管一省宣传工作的部门，云南省委宣传部从个别媒体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中，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些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矛盾的“刺眼”用语，及时明令叫停禁止，这在我国来说，应当还是第一次，因此，此举也就引来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今年7月下旬，在吉林通钢事件发生之后，新华社刊发了《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的述评文章，以其体制身份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样令人触目的专政语汇，走上了问题化处理的舆论程序。云南省委宣传部门这次接续的，正是这一轮为“不明真相的群众”正名的努力，值得称道。的确，就像云南陆良煤矿施工纠纷发生后，当地个别媒体记者在新闻稿件中所写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围攻煤矿施工人员和公安民警”“村民阻挠施工影响工程进度”等等之类的“新闻语言”，这些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见惯不怪，神经几近麻木了。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以及一些城市发生的出租车、公交车罢运事件中，“不明真相”“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类定性词语，每个公众都耳熟能详。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这反映了怎样的执政观、群体观、为民观呢？值得认真反思。
近来来，各地时有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发生，这暴露出新时期各种矛盾凸显的客观现实，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必然现象。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妥善处置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最直接的考验。从今天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来看，有的诱因虽然复杂，但多半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善于做群众工作，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方针，是能够很好处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一些地方官员，面对群体性事件，很多时候不是先去反思工作中有没有决策不当、措施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群众的诉求是不是都无理，而是动辄予以“压”和“捂”，擅自动用警力，对外封锁消息，切断信息传播。“压捂”不住了，为了推卸责任，就把“不明真相”“受人利用”等标签往群众身上贴，敷衍塞责，混淆视听。结果“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丧失了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最佳时机。
今年6月25日，央视“新闻1+1”栏目播出《石首，为何再度“失守”》，主持人白岩松有一个观点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他说：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头，这样的语言我们经常听到，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不法之徒，或者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我们先说多数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应该是多数是吗？既然他不明真相，让他明了真相，这个多数不就摘出来了吗？再说不法之徒这个用法，既然是不法之徒，为什么你没有对他行使法律方面的处置呢？那就说明是不是你还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凭什么可以叫他不法之徒呢？这是一些荒唐的说法。我们再说别有用心，请问，法律上是否有别有用心这样的一个定罪，如果没有的话，是否可以因心定罪呢？你怎么能够猜测到他是别有用心呢？即使别有用心，如果没有触犯法律的相关条款的话，你又如何因言定罪呢？或者说因你的猜测而定罪呢？我也真的希望这样的语言在未来不要再出现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语言其实也违法。
白岩松当时之论，道出了“少数”与“多数”的逻辑转换关系，法律与事实同一的关系。它提醒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要避免在语言上“违法”，这是很新鲜的。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圆满解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做出的情况下，少用“不明真相”等语词，少指责成百上千的群众，这其实也是在维护公民自身的利益。因为在一种利益格局中，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权益主体，都有权主张并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如果完全忽略这种现实，一概指责群众被“少数不法分子”煽动和利用，动辄将群众“不明真相”归结为事情的起因，正是对公民正当利益要求的漠视，实质上是不肯承认公众利益诉求的合理性，并拒绝直面一种客观存在的利益冲突。这不仅不利于解决一些现实的争端，更无利于建立更有效的矛盾处理及化解机制。
现在公众对新闻报道有意见，主要还是因为新闻媒体不能自主地跟从新闻事实，客观独立地挖掘事实真相，而是官话、套话太多，往往居高临下、判官断案。长期以来，新闻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不仅反应迟缓，而且在报道中都带有“硬伤”：一是官腔官调，好像记者就坐在高高的官椅上代某些官员说话，使当事人一看就不舒服，起对立情绪；二是习惯于忙作判断、妄下结论、乱贴标签，而记者的许多判断和结论根本就没有事实佐证，有的甚至只是道听途说，连起码的消息来源都没有。这次云南省要求新闻媒体对突发公共事件要“快报事实，慎报原因”，不能在有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作出的情况下就随意给事件和群众定性，尽量避免使用定性式语言，禁用“刁民”“不明真相”等字眼，不是在强调新闻怎么写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强调媒体人要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原则立场上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做及时、客观、公正的报道。这说明，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在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中，要有自觉的责任担当，多做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工作，起到“帮忙”的作用；否则，便只能“添乱”，无助于疏导公众情绪，无助于公共事件的解决，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加剧事态发展。
由此看来，群众“不明真相”的原因，还是首先缘自官员“不明真相”，新闻媒体“不明真相”。考察近年来历次“不明真相”论调的出现，我们大抵能够发现，它常常并不是媒体的自觉结果，恰恰是一些政府部门无意识话语方式的流露。当“不明真相”成为官方长久的无意识状态下对于民众群体固化的负面评价，它也完全遮蔽了民众要求明白真相的权利，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要改变一种话语方式并非难事，而要真正改变支撑一种话语体系的行为惯性或政治逻辑，就非得来一番刮骨疗毒的剧痛不可。如果总是把“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刁民”这些词信手拈来贴在老百姓身上，而不反省我们自身责任的缺失和工作中的不到位，不正视我们执政面临的种种危机，在公权与公众之间，仍然是说你不明就是不明，哪怕明也不明，就只能将公众意愿与诉求逼退到不能自持的边缘，这是非常危险的游戏。
政府不只是各种问题的解决者，当权力不当行使的时候，本身也是问题的制造者。正像有论者说的那样：大批民众不明真相，而且为了真相上街抗议，官方要做的事情，要么是赶紧出来谢罪，交出真相，要么羞愧难当，引咎辞职，怎么好意思说出群众不明真相而万事大吉？的确，清理和检讨“不明真相”这些难孚人心的陈词滥调，也就是承认和检讨公共生活中那些心照不宣的权力之恶。再者，如果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弄到老百姓一遇骚动就“不明真相”的地步，这也是一种悲哀，至少说明我们没有把群众教育好、引导好、凝聚好、安抚好。
其实，没有谁可以给公众随意贴上或者撕下所谓不明真相的标签的，因为历史的真相始终操持在人民群众的手中。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话，永远值得我们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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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2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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