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的遇刺、施罗德的窘迫和撒切尔夫人的寂寞

东皋子

　　9月10日，世界传媒纷纷报道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一家百货公司购物时遭到持刀歹徒袭击，手腕、胸部和腹部等多处被刺伤。第二天，这位女大臣不治身亡！

　　许多中国人感到惊诧：这样一位重要的政府高官，怎么如此轻易地就被持刀歹徒刺杀了？却原来，在瑞典，政府并不为高官的政府公务之外的活动提供警卫。因此，下班后高官们独自出入公众场所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了。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林德的家在距首都10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因此，在忙完一天工作后她总是乘火车从斯德哥尔摩赶回家中。 于是，人们时常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的金发女人，提着包，一路小跑赶到站台，登上火车。她既没有保镖，也不带私人秘书，不认识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么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就是瑞典王国外交大臣的。

　　读了有关报道，熟知中国“国情”的我不禁想到：如果瑞典的高官们也像我们中国的“领导”们一样，根本无须自己上街购物，或者即使去了也是乘着公家的车子，警卫秘书一大帮，前呼后拥的，那就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了。因此，在对林德女士的被害感到痛惜的同时，我又要为瑞典政府高官们的平民化而击节，为瑞典政府对高官们的不够“关照”而叫好。

　　从林德的平民化，我不由又想到以前在《环球时报》上读过的有关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报道。

　　德国是当今欧洲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世界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施罗德却由于一系列代价高昂的离婚而经济窘迫，常常要为自己家庭的收支平衡而费尽心机。为了省钱，施罗德只能每周请一次清洁工，而他的妻子不得不亲自购物、煮饭和熨烫他的衬衫；为了省钱，施罗德放弃了政府提供给他的一幢位于柏林一个漂亮街区的、每月1480英镑租金的豪华别墅，租下了总理府内一套供服务人员使用的狭小房间；为了省钱，为避免因私人使用官方的由司机驾驶的专车而付费，施罗德及其家人每逢周末总是驾驶自己的汽车外出，因此，人们往往能在乡间看到一种奇特的护卫景象：一辆老掉牙的大众牌汽车在前面开，而一辆坐满保镖的防弹高级轿车跟在后面，中间隔开一段距离。……

　　我们也许可以说，施罗德的窘迫首先要归咎于他的“花心”，多次离婚，以至工资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支付给三个前妻的赡养费，真是“咎由自取”。但是，如果不是德国有着严格的限制政治家及其特权的规章，如果不是施罗德及其家人自觉遵守这些规章，他们的生活应该不会是这样的。作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权力还是很大的，只要稍微“变通”一下么。当然，这样的话施罗德的政治生命也不会长久了。毕竟，他的前任就是由于经济丑闻下的台；而2002年7月，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就是因使用一架空军喷气机与女友一起前往西班牙马略尔卡岛欢度良宵的事情被媒体曝光，而被施罗德宣布解职的。

　　在职的政府领导人不能享受特权，那些下了台的领导人当然更无“特权”可言。同样在《环球时报》上，6月份有一篇报道也颇为有趣。

　　报道说：英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颇有建树的女首相、赫赫有名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下台后淡出政坛，颇为寂寞，加上去年其情感深笃的丈夫又去世了，她的晚景很是凄凉，而在英国人们似乎都把她忘了。报道的言语间大有嘲笑英国人“忘本”之意。

　　从这篇报道，我读出了观念的差距。在民选产生政府的国家里，在职的政府官员时时受到公众的关注和监督，是别想“寂寞”的；而下台的政府官员则甭想再对政事指手划脚，直接施加影响，因而他们想不“寂寞”也不行，不管这官员在任时做过多少“伟大”的事儿。因为在公众看来，你官员在任时做些好事儿，那是理所应当的份内之举，公众可没有“感恩戴德”的义务。

　　我们听够了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的说教，耳闻目睹的现实几乎使我们麻木地以为这只是一种“理想”，是“逗你玩儿”。但从林德的遇刺、施罗德的窘迫和撒切尔夫人的寂寞，我们是不是能对“公仆”云云有一点儿新的认识？

　　200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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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萍

标题处原创字样不要忘了加：）

哑猫阿凡

欢迎新朋友，视角很新，有一定的见解。
但是说到“林德的遇刺”一节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对于“对林德女士的被害感到痛惜的同时，我又要为瑞典政府高官们的平民化而击节，为瑞典政府对高官们的不够“关照”而叫好”这一观点似乎有些偏激了：））

东皋子

致陈萍 ：谢谢。：）帖子列表上的标题改不了了。：（
致哑猫阿凡 ：高官和平民的生命同样宝贵。：））

纪慎言

你说的外国这三人的事，在中国绝对没有。
中国特色像“三个代表”一样，什么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