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日尧月 于 2017-8-17 19:30 编辑
“一定的地理空间是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精神原乡’的生成背景”——黄轶·《新世纪西部小说的嬗变与深化》。对于西北甘肃古浪（河西走廊一带）而言，正是西北之域特有的凝重、保守、质朴、沉默、轻利奉祖、道法自然等文化色彩的渗透性渲染，绵延性伸展，才致使西北文化，拥有属于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继承和发扬的沃土。这一西北文化（精神）千百年来，一如滚滚东流不息的黄河水，已融入每个西北人的血液，亦渗透其骨髓，在传宗接代的漫长繁衍生息中，亦成为一种西北人生存的信仰，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向度。这一精神，即成西北人的独有的传统文化，其融入了佛、道、儒三位一体的庞大文化体系。
面对我国上世纪社会农业向工业的转型，新千年城镇化的推进，乡村亦成为一个个只出不入的山泉，渐次在消瘦，在干枯；城市在渐次膨大臃肿。随着逐年增多的人们走出乡村，乡村土地的渐渐荒芜，庄院的不觉坍塌，空壳村的不觉呈现。乡村，在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的扼守下，在会算账的青年人和不会（不愿）算账的老年人的僵持间，还能支撑多久？凝重而深厚、渗入骨髓和进入灵魂的乡土文化（精神）在乡村，尤其是老一辈人心思中，面临此境，能随意的“戛然而止”抑或“如烟消逝”？于是，便出现了不知多少人对“根”的不舍和难忘，质疑和追思，在人与自然的破与立的矛盾中，一直钟情于乡土写作的甘肃古浪作家于文华，正是在如此复杂矛盾的心情下，用文字建构属于自己（一代人）的乡土的精神归乡。
一、乡村的山川溪河是构成物事地域特有秉性的最终赋予者。
西北河西走廊干涸坚硬挺拔雄健的山川，软绵细柔温润慈善的溪河，本就从大地之上生存的一草一木，就赋予了其生存的坚强雄壮粗悍直性的外表属性，以及暗藏内心的温柔博大包容善意的隐形属性，致使其草木的生存意识有着强烈的西北地域特色。人，大地之精灵，更是如此。无论是古浪峡特有的多变性情的风雨，还是独具西部威严冷峻的霜雪，在西北古浪之地，均有着西部河西走廊双重多变的雄性之健与雌性之美。春迟迟莅临的河西走廊一带，他乡已暮春，古浪是初春。四月桃花，五月槐香，依旧循时令和地域时节相融之特色，花开满春。古庙，一直是农村人精神的寄托，信念的飞翔，《古庙妙音》《山在，庙在，神就在》中俗人与庙声的渐次相融，俗与雅，山、人与神的互通，人对自然及神灵的崇敬和虔诚合围，坚守与保守的牵手，已在人们约定俗成感官心灵上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固“根”。散文集《麦语》的第一辑——峡谷风情，表面作者描述的是地理意义的峡谷，实际则为这一地域特色的风情，即为生存在此地所有物事（人）的风情或深或浅的阐述与诠释。
二、乡村的风物节日节气是连接人们对传统文化最坚固的纽带。
乡村风物，无论大小甚微，均是与乡村人们生活密贴相关的物什。它们均渗透着乡村人的汗水，与泥土亲吻的痕迹，与草木相遇的和谐，并带着男人浓浓的旱烟味和女人喷香的粉香味，已暗含着于某一农人接近相同的来自骨子里的秉性——“还是自家家具用起来顺手”。一如《酸菜》《院落》《布老虎》《乡村的风》《中秋的月亮》等等，均是展现一个家庭对乡村固有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秉承。节日，在乡村，除了大年之外，似乎都淡如开水。其实，只要深入，便知分晓。与神有着密切关联的《四月八，神的节日》；与修建阴阳庄紧紧相关的《谢土》，其实就是在动工前对土神的祭奠；与年与佛祖有关并暗含深深祈福的《腊八粥》等等，这些或大或小的节日，在活动中，均直观呈现着人们对天对地对神灵的虔诚敬畏和饱满的祈祷，直白的说，就是各自信念的寄托，信仰的生成壮大。节气，就是天气，更是天意。对一生以土地为生的乡村人而言，一年的二十四节气，便是每一个乡村人身躯中二十四根骨节的重生与延展，固化与涅槃。无论如何，成日忙碌的乡村人，总是活得很简单，欲望极少，信念很强，幸福感却很好。对人物的亲昵和谐相处，隐含在一来一往的得舍平衡中。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相互碰撞中，把从上辈思想、心中固有的隐形文化，不断地渗透在熟悉的风物，欢快的节日，天意般的节气中，一如家族的血脉和香火，永不敢断流和熄灭。
三、乡村庄稼中的麦子成为作者由表及里对乡村文化的挖掘机。
乡村的文化，即乡村的精神，均是渗透在每一物事细微的深核中，并非某一物事就能彰显的一清二楚的。“真理隐藏在黑暗中”。乡村的哲学，禅意，真理，也是深深暗隐于生存在乡村的每一个物事中，并悄然生发和延展的。麦子的一生（春播、春苗、麦子）就是一个乡村人的一生写照；与麦子相关的劳动（帮场、碾场、扬场）即为人与人、人与麦子、人与天气、人与大地之间密不可分的隐形握手和暗语的间接沟通；与城乡有关的（进城的麦子、城市边缘的麦子）是否是城乡转化过程中，一个蜗居在城市，“根”在乡村的人从心底不能接纳新的环境，而萌生出的愁思——乡村尽管暂时成为城市的一面悬挂的无关紧要的“窗帘”，可城市是否真正的接纳了乡村呢？在于文华《麦语》六辑108篇散文中，我认为第五辑最完美，毕竟这是一个写作者对乡村文化如剥洋葱一般，由外及里，一层层的对物事进行剖析解构的过程，也是写作达到一个深度、宽度、广度的探究过程。唯有这样，方可使乡村文化成为目前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对乡愁的凝固，对乡土精神的真正归乡。这也为目前散文写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引导，专写自己熟悉的物事，并选择最最熟悉的某一物事，不断深入探究，终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乡村文化的走向，已不容乐观，拯救乡村的的文化，就是拯救人性中的“善”，拯救人性中的“善”就是呼唤人性中最底层的“本性”。故而，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让文字重构的乡村文化，已迫在眉睫。发展是千篇一律的水泥钢筋混泥土，是冰冷冷的相似建筑群？······
西南著名作家敬一兵在序中言：“只有亲近自然亲近生活，我们才能够聆听到自然的物语和领悟到生活的真谛。”作为西北专情乡土写作的于文华先生而言，《麦语》就是作者静心、精心、细心的与乡村物事的躬身聆听之硕果。其第一本乡土散文集《永远的麦子》，时隔9年后，《麦语》以108篇组成的散文集再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时，出现在乡村渐次消失的深疼时，出现在一个时代转型期时，作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文字的敬畏者，我们将如何看待这本总是与乡村人称如离不开的庄稼，养活人的庄稼，拯救人的庄稼——麦子密不可分的散文呢？武威市文联主席李学辉的一语便是答案——“与《麦语》相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得到的可能不只是一丝清凉。”
于文华的第二本散文集《麦语》，在语言的进程中，竭力呈现淳朴自然（方言的参与）的特色，语感中快速跳跃的思维轨迹，行文文中排比句子的不断呈现，较为缜密的结构组合，于简单乡村物事的白描中，暗含乡村特定的生存哲学，包容着“道法自然”的相互取舍平衡的生存法则，又使佛学成为信念固守凝重的支点、儒学成为传统延续继承的延伸，在凝重而保守的漫长生存过程中，渐次成为西北乡村的走向。面对社会的新一轮转型——乡村走向城市的定局，对于难以割舍的乡愁，于文华选择了用文字重建渐次消失的乡土，来喂饱属于自己一带人的精神归乡。
传统文化是什么？乡土文化又是什么？消失的乡村，其乡村的文化是否也要随之消匿？
这是一个文字爱好者，用文字拯救的乡村，用文字重新建构复原乡的村。一个人走得再远，“根”是不会走的，思绪飞得再高，心灵总是牢牢的抓着泥土的深层。这便是《麦语》的意义，这便是于文华用文字建构的新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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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1 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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