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的三首诗看当代知识分子的扭曲灵魂

微风轻拂

从郭沫若的三首诗看当代知识分子的扭曲灵魂

——熊飞骏

近期研究文革历史，颇为意外地发现了郭沫若在文革期间写的三首诗。
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曾承诺不得干预国事的“红朝皇后”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革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红朝皇后”即席朗诵了自己的新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20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中国进入白热化阶段，郭沫若写了一首批邓应制诗。
《水调歌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
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
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五个月后的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同一个郭沫若又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拥华应制诗。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

郭沫若是我青少年时期最敬重的国产诗人（国外是拜伦）。他早期创作的很多长诗我大多能够背下来，爱情诗《瓶》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心潮起伏时仍会不经意吟诵起开头几句：
月影儿快要圆时，
春风送来一封花信，
我便踱到那西子湖边，
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
…………
就是这个我曾经无比敬重的浪漫派诗人，在后半生本应是创作的黄金时期，却沦落为只会歌功颂德趋炎附势的马屁文人。除了写些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的“应制诗”和“中华颂”外，再也创作不出能够感动心灵的任何只言片语。
是文人无行？还是“说假话体制”扭曲了知识分子的灵魂？
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本人更倾向于“说假话体制”的扭曲作用。
毛时代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有郭沫若一人的灵魂被高度扭曲，而是知识阶层的一种普遍现象。那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不想写郭沫若那样赤裸裸的马屁文章，而是有没有资格写的问题。如果他们拥有郭老那样的资格和影响力，相信会写出比上述三首诗更肉麻更无聊的作品。

中国原子能之父，“两弹一星”的总工程师，全球顶级的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早在大跃进时期就用自己掌握的科学理论来为“假大空体制”大唱赞歌了。他在文章中详尽而“ 科学地”论证粮食亩产能过五万斤？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

郭沫若和钱学森是中国知识界两面旗帜。旗帜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的第一品格应该是“坚守良知”和“说真话”。毛时代的中国，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什么马屁都敢拍，就是不敢“坚守良知”；什么肉麻的话都敢说，就是不敢“说真话”。
1965年2月，《光明日报》登出毛的《清平乐· 蒋桂战争》，郭沫若即撰文大拍马屁：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诗词的‘顶峰’；主席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是书法中的‘顶峰 ’。”
郭沫若甘当神权时代的弄臣却总是讨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诗颂江青，得到的不是江青‘钦赐’他什么‘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伙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点名批判，两次叫82岁的郭沫若低头站起来接受他们的羞辱。罪名是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统一中国是功，焚书坑儒是罪。力倡“一分为二”的毛泽东以秦始皇自居，当然容不得对秦始皇的一分为二。“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要郭沫若为几十年前的观点付出代价。
不仅如此，郭的两个爱子也成为他极力颂扬的“伟光正体制”的牺牲品。
郭的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自家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被人告密，毛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郭民英被迫于1967年自杀。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言辞被人抓住把柄，经人告密后被捕。
“1968年4月 19日，郭氏夫妇得知郭世英被人绑架生死难卜。晚上郭刚好要陪周恩来参加一个宴会，于立群要郭趁便请求周恩来关心一下。尽管郭一个晚上都在周的旁边，却最终也没有开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终于死于非命。”
在毛时代的高压体制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只求自保，为了自己一人“过关”不惜牺牲所有的同道亲友。郭沫若在宴会上如果向总理为无辜的儿子求情，郭世英应该能逃过此劫。可郭沫若为了怕自己受牵连，宁愿看着爱子死于非命也不肯说一句真话？连亲生儿子都可以舍弃，就更不用说为其他无辜受害者呐喊疾呼了。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伟光正体制”！
郭沫若的悲剧是毛时代中国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缩影。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被空前扭曲了，一个个以争当马屁精和万岁吹鼓手为荣。

如果说毛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是高压所迫情有可愿的话，那么今天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坠落为“权钱”的奴仆就没有什么原由可言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比毛时代要宽松得多。虽然“说真话”仍受到限制，“坚守良知”就失去了升为“上等人”的机会；但知识分子还是拥有不拍马屁不说假话的部分“自由”，拒绝歌功颂德违背良心不会象毛中国一样把你批斗、游街、示众、坐牢、上刑场，至多是不让你升官发财玩享受。
在这种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回到“坚守良知追求真理”的轨道上来，而是整体沦落为“权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争先恐后围着“权钱”转圈，为了升官发财图虚名什么假话都敢说，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做。尤其是那些在主流媒体拥有“话语权”的所谓“专家”们，在屏幕上说的话好象越来越大言不惭，越来越无视最基本的常识和良知？汶川地震造成大量学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存在的“质量问题”是“痢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问题。我们的“鉴定专家”就敢站在权威岗位上说昏话，说什么汶川倒塌校舍“不存在工程质量问题”？并象钱学森当年论证粮食亩产过五万斤那样罗列出一大堆“貌似科学”的理论来强奸全体国民的智商？好象汶川是一块没有被工程腐败污染的净土似的？
我们的“专家”怎么了？难道真象网民戏谑的那样堕落成“砖家”了吗？
在我国的知识阶层，“权钱诱惑”好象比“政治高压”更具催毁力，知识分子的灵魂在“权钱拜物教”的腐蚀下一样被高度扭曲。

中国人习惯在印度面前拥有很强的优越感？可印度的知识分子却把“良知真话”视为共同职责。这个国家的贫富悬殊虽然被中国远远超过，但亿万富翁们一样在扰乱国民的心理平衡。印度的多数知识分子却能不为所动，为了坚守“良知真话”安贫乐道，视真理如生命，视权钱如粪土者比比皆是。
有一天印度教育部长去某校演讲，结束后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掌声和欢呼声，而是一位学者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到台前指着部长说：
“你刚才说的不是事实！”
…………
正因为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印度国防部那样的顶级衙门迄今连个空调也没有，只有一台老式电扇在三军总司令头上转？
而印度的多数白领家庭都有空调的。
面对印度务实较真的知识分子，我们还有优越感吗？
我们的知识分子怎么了？

二００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微风轻拂

郭民英、郭世英之死（多图）

日期：2004-09-24 作者：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周恩来、邓颖超与郭沫若、于立群及其子女游颐和园。左三为郭民英

1961年，郭沫若全家在海南岛鹿回头。右二为郭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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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晚年岁月》（冯锡刚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讲述了郭沫若从1966年“文革”爆发到1978年6月辞世，这最后12年的人生沧桑。“文革”给这位古稀老人带来了极大的苦痛，但其中最痛的莫过于两个风华正茂的儿子相继死去。这是郭沫若一家的劫难，也是历史的遗憾。     郭民英：生不逢时的小提琴手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但他未能顺利毕业，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不逢辰。事情的起因是一件现在看来极为普通的小事：1964年的某一天，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这本是一桩有助于增进学业的好事，结果却犯了忌：一是有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与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有悖。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一位知情的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时兴的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者在该书第11册中的《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一文的注释中，有如下概述：“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不愿意为工农演出，认为他们听不懂音乐，演出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有抵触情绪。……学校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借鉴西洋工具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来信最后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这些，我们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的摘要之后，于9月27日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中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学生的信显然不是可以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8个字来概括的，而作出“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的估计倒是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界和教育界现状的判断。     尚难断言这个学生在信中是否直接点了郭民英和郭沫若的名，但信的批判锋芒所向，郭民英是无可避易了。毛泽东确乎一言九鼎，但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极其真诚的艺术情趣，洵非易事。面对“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非难，面对热衷“封资修”、崇拜“洋名古”的指责，其内心感受极大苦痛，竟至逐渐为一种类似忧郁症的病痛所折磨。到了1965年的春夏间，郭民英竟无意继续学业，终于黯然伤神地离开中央音乐学院。7月2日，正与夫人于立群作“井冈山巡礼”的郭沫若给秘书王戎笙写信，其中主要是谈爱子转学的事：     关于民英的学校，我们打算让他转学人大。这对他可能好些。另有信给民英，如他愿意，请您费心为他办一办转学的事。拜托拜托。如不能转相当年级，我们的意思，即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以入何系为宜，请为考虑。     无奈郭民英经此打击，已是心灰意懒，不愿从头开始学他并不感兴趣的专业。考虑再三，还是入伍吧。郭民英入伍之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成为当时很紧缺而实用的文艺宣传人才。他在解放军这座大熔炉里锻炼得日见坚强，成为了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开始之后，纵然部队并不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因而相对稳定，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更何况像郭民英这样的名门之后，不能不关注白云苍狗般的时局。     到了1967年早春，时局愈益动荡。整个春季，郭沫若仅在3月下旬有过一次出席某友好国家的国庆招待会的外事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暮云沉沉、愁城四望的时节，4月12日（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日期），郭民英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在那样一个年头，自杀不唯难以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多半要被视为“反动”之举，因而也多半要招来恶名声。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弃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郭世英：“苦闷的象征”     距郭民英自戕仅1年10天，郭沫若和于立群的次子郭世英以死抗争，年仅26岁。郭世英的悲剧当从五六年前的X诗社说起。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高中部，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年末，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该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     如果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话，那末这句鲁迅亦颇为欣赏的名言，在郭世英这些有着太多的“智慧的痛苦”的学子身上倒真是得到了验证。双亲在l957年遭到厄运的牟敦白，因着世态炎凉而过早尝到人间的悲辛。他对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是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几乎是言必称“个性解放”。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犯忌的话题，万里的儿子和罗瑞卿的女儿从当权的父辈那里可能都有概略的了解，但比较起来，还是周国平的回忆更确切些：“他极其真诚，可以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对一个圈外的同班同学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他在X诗社里会如何放言高论。     X诗社的这些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毛泽东1962年9月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警告的情势下，无疑将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还在X诗社事发之前，张鹤慈因其“意识形态问题”而被北京师范学院勒令退学，金蝶则已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时代高压的诱导下，有人不失时机地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     案子处理得非常快。1963年六七月间，郭世英尚未读完第一学年，即被下放去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而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没有这般幸运，全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     这个案子无疑惊动了中央高层（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多少也与郭沫若的儿子卷入有关。据说对郭世英的从轻发落是出于周恩来的指示）。这个案子之能触动中枢神经的警觉，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     毛泽东是否与闻此事，现在尚无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但是人们不难从毛泽东后来的许多言谈中作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理。毛泽东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又特别是对其中的文科教育的非难；对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殷忧；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极端关注；对高级干部——当权派的严密注视，如此等等。在嗣后一二年间，毛泽东与他的亲戚、同样在大学就读的王海容、毛远新有过多次谈话，其中对高干子弟的思想动向的关注，对教育制度的非难尤其值得深长思之。     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对于郭沫若，X诗社成员中的张鹤慈是必须提及的。     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据梁漱溟（后来也是颇招毛泽东恶感的大学者）回忆，当年他曾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的回答是：“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起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整整10年过去，殊不料因着张鹤慈而又见到张东荪的名字。这会产生怎样的联想，人们是不难推测的。     在两年的劳动中，郭世英的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发生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致郭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1968年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三人遭到诬陷，陈伯达称之为“文革”的第五个回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他招供什么呢？以置身事外的逍遥派对待“文革”，自然不可能是有关这场运动本身的任何纷争。毫无疑问，这伙人敢于绑架刑讯，症结在5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X诗社的四名成员，除郭世英外均以“反动学生”论处，判刑劳改，而作为其中的骨干却从轻发落。因此，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要说父亲庇护儿子，这自然是并不稀罕的事情，但郭沫若却并非可以决定此案审理判决的政界要人。所以，这伙人的追究若不是出于有预谋的指使，便是为当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时代氛围的激发，颇想干出一点耸人听闻的大事来。     以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刑讯逼供者确有因当年过问此案而敢于将矛头指向他的可能。这年6月初，毛泽东在与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要打倒陈毅的外语学院某组织，周恩来即插话：他们也是要打倒我的。毛泽东接着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因为有可能涉及周恩来，郭沫若未听从于立群迅即以爱子遭绑架一事径直向周恩来反映的建议。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3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的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年仅26岁。     这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直接击打所致，郭世英则是对遭到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而不堪凌辱的抗争。因为有“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这就表明，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郭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只是他难以预料的是，爱子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高老庄主

风版啊，老郭和XXX做恶，报应却在下一代－－不公平啊

张 正

写过几首不错的好诗歌，但最终却是软骨头！文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