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鹅

寻找姚黄

       相隔八年，我再次见到刘局长，真有“额头已把光阴记，万语千言不忍谈”的感觉。那天早晨，我和刘局长在小区电动门内相遇，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刘局长：矮矮的个子，白净面皮，大背头，虽然有几道波纹似的皱褶横在额头上，但不掩当年的帅气。而此时的我，已经满头白发，面似核桃了。

　　“刘局长！”我惊喜地喊了一声。虽然他三年前就不再担任教育局局长了，但我还是叫了他以前的职务，我觉得这样更亲切一些，“您好呀？”我在问候他的同时，把手也伸出去了。他迟疑片刻，还是与我的手握了一下。我以为我的变化大，他不认识了，赶忙自我介绍：“我姓张，邓集中学的。我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他微微笑了一下，说：“奥，张老师。退休了吗？”我说：“是呀，退休了来给儿子照看孩子。您也在这个小区住吗？”

　　他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然后说了声“再见”，便匆匆地走了。我有点怅然若失，以为他赶时间上班。他现在是副处级领导，工作一定很忙。我站在原地，望着他走向小区别墅群的第二排，拐个弯不见了。

　　这个小区内，有两个区域，东边是别墅区，西边是楼房区。别墅群三排，每排六栋，每栋两户人家，每家都是两层半的建筑，面积大约280平米；楼房区有五排，每排两栋，每栋四个单元，六层高。别墅区与楼房区的中间是一条宽宽的水泥主干道，路两边是青翠的香樟树。

　　这个小区可能是我们县城较早建起的小区之一。我儿子调到城里来的时候，正赶在楼房大涨价的前夜。我以11万（每平米800元）的价格购买了137.5平米的三卧两厅一厨一卫的套房。第二年，小区的楼房每平米涨到了1500元，值得庆幸，仅仅一年，我们家就少花9万银子。这套房子，现在至少可以卖45万，涨了四倍还多。当然，最重要的是，儿子和他爱的人能够在一起，他们有了一处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用当下的话来说，儿子可以少奋斗10年。

　　而这么大的好事儿，源于儿子及时地调动工作，而儿子能够调到“边城”，都是刘局长的帮助。

　　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他的女朋友住在县城，毕业后，通过关系，在县城找了一份差事。而我儿子却被分配到家乡一所中学里任教。我们家乡距离县城45里，坐车也就半小时多点儿。这在大城市就不是个事儿。儿子的女朋友倒没有说什么，但我们的“准亲家母”，是位城市“至尊宝”，她严厉地对她的女儿说：“姓张的不调到县城，你就休想和他结婚！”而她的女儿虽然爱情专一，但性格软弱，不敢跟霸道的母亲争执，这婚事就搁置下来了。其实，亲家母也并不是老牌城里人，她家也在农村，只不过那些年城市扩张，她家被城市吞没，成为“城中村”，才开始过上城里人的闲适生活。

　　我们非常期待与性格软弱的女孩子攀亲，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委实不多了。如果儿子娶到这样的媳妇，我们不会担心儿子婚后受欺负，当然，我们当父母的也不会挨儿媳妇的骂。我和妻子商量，要把儿子调到县城里去工作。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们不能让“准亲家母”门缝里看人，更不能让儿子的初恋流产。

　　说句老实话，我一辈子都是在乡下执教，从没想过调动工作，当然，也不知道调动工作的难处。在第一次见刘局长之前，我把儿子的相关资料和要求工工整整地写在信笺上，起个大早，骑自行车赶到县城，然后打电话约我妹妹，共同守在县“一中”门外。我妹妹在高中任教，与县“一中”一墙之隔。因为我不认识刘局长，特地让她来当“线人”，给我指认刘局长。我妹妹说她见过刘局长，但没有说过话，也帮不上忙。我说，不用你出头露面，你只告诉我刘局长是谁就可以了。我们从七点半等到八点半，刘局长终于出来了。刘局长的妻子是县“一中”的会计，家就在“一中”家属院，考虑到对那个家属院不熟，我才计划在“一中”门外“守株待兔”。从“一中”门口到教育局只隔着一条马路，我必须在这仅有的两三分钟时间内，把情况向刘局长汇报完，如果等到他进了办公室，找他的人多了，我就没有机会了。

　　刘局长给我的印象很好。这人除了个头不高之外，几乎找不到一点缺陷。英俊干练，不怒自威。这是我私下的评价。我妹妹低声说：“就是他，赶紧拦住他。我走了。”

　　我没顾上跟妹妹说“再见”，就迈开大步，抢到刘局长的前面，亲切地喊了一声：“刘局长！”

　　刘局长一愣，果然站住，问：“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儿？”我说：“我是邓集乡的教师，姓张。我找您，是为儿子调动工作的事情。”说着，我把写好的资料递过去。刘局长接了，匆匆看了两眼，说：“好，我知道了。你先回吧，回家等通知。”说着，一手捏着信笺，一手招呼驶来的车辆，大步过了马路，进入教育局大门。

　　没想到调动工作这么容易！跟上世纪90'年代差不多。1994年，我被教育局办公室抽到那里编写报告文学集《烛光》，就是记述我县教育界的先进人物和事迹，我们五个人干了两个月，圆满完成了局长交给的任务。办公室主任很满意，请我们五人吃了一顿饭，喝酒的时候，他对我说：“五个人就你一个是从乡下学校抽来的，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你调到县城学校来，这样以后请你帮忙就方便了。”我当然不愿意，因为我妻子是共和国最小的干部——村主任，我走了，她怎么办？我家里有平房四间，土地六亩，自给自足，丰衣足食，到城里还得另起炉灶，多麻烦呀！所以，我谢绝了局长和办公室主任的好意。不过，那时的局长姓林，如今，他和办公室主任都已退休。我记得我为儿子跑调动是2004年的初夏，离我被临时抽调写材料整整过去了10年，这1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这风气却没有太大的变化，真让人高兴！

　　回到家里，我跟妻子汇报了局长的承诺，妻子也很高兴。但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教体局还没有下达调令，这使我们忧愁起来。妻子比我更急，天天在我耳边催促，让我去教育局问问情况。我说：“也许要等到暑假之后下学期开学才开始调动吧，我们要沉住气。”妻子说：“你还是去一趟吧？赶在放假前再去提个醒，别等局长忘了。”我说：“见他一次不容易，还是等吧。去多了人家会烦的。”妻子说：“借不着粮，有布袋；求不着官，有秀才。去一趟，又少不了一块肉，怕啥呢？”我觉得有些道理，就在放暑假前的一周，再次去了教育局。

　　但是，这一次，我去得晚了，我到县一中门口时，刘局长刚好进入教体局大门，我急忙尾随而去。上了二楼，办公室主任、人事股长和几个不认识的人都跟着进了局长办公室。我只得走进华主任的办公室，坐在沙发上等待。

　　那时的办公室主任华明德，也是熟人。1994年编写《烛光》时，他还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办事员，经常给我们送茶水。

　　大约坐了一个多小时，又来了一位30多岁的女士。她穿着绿色连衣裙，戴着银质项链，脸上有少许雀斑，但身材不错，该凸的凸，该凹的凹。走进办公室，我看她一眼，并没有跟她打招呼，她先问我：“华主任哪儿去了？”我说：“在局长室里。”她也坐了下来，问：“同志，你是哪单位的？”我说：“邓集乡的。”她“哦”了一下，很惊喜的样子，问：“那你认识小丁吗？”

　　我反问：“哪个小丁？”

　　“丁一飞。邓集乡丁台小学的。”

　　我笑了笑：“怎么不认识？我的学生。”

　　她立即亲切起来：“你是他老师呀？失敬失敬。”

　　我说：“教过他一年，初三历史课，可能是八三年吧。后来他父亲去世，他接班了，跟我成同事了。”

　　女士连忙说：“对对对，是接班的。那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我立即警觉起来，听话音她好像与小丁并不十分熟悉。说实话，我对这个学生的印象不好。学习差，好顽皮，特别爱跟女教师捣蛋。多次把女地理老师气的抹眼泪。接班后，他与本乡粮管所的一个女孩结了婚。没过多长，听说他在邻乡麻集镇嫖娼被抓，是乡教育管理站的站长把他接回来的。这事儿当然瞒不住，他受到全乡通报批评。妻子也跟他离婚了。我不知道眼前这位女士想要从我口中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当然不敢贸然回答。我想了想说：“人不错，很讲义气，也很大方。”这个评价当然也是事实：讲义气、大方并不妨碍男人好色。反之，亦然。

　　女士笑道：“看得出来，他是很大方的男人。”

　　我们正说着，局长室房门打开，里面的人鱼贯而出。办公室华主任走进来，我站起来跟他握了手。他问：“张老师有事吗？”我说：“找局长说个事儿。”他没有问什么事儿，我当然也不会说。那位女士这时已经去了局长室，华主任说：“既然有事，我不留你了，赶紧去说，一会局长还要去县政府。”

　　我尾随那位女士进入刘局长办公室，刘局长抬头看了我一眼，转向那女士：“任老师怎么又来了呢？你那事不是处理清了吗？”刘局长把“又”字说得很重，看来这位女士“又”过不少次了。

　　任老师很大方地坐在刘局长办公桌侧面的沙发上，把淡绿色皮包放在大腿上，她高门大嗓地说：“我觉得9万元的赔偿太少，你怎么也得给15万！”

　　刘局长：“这是局长办公会商定的结果，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不能说变就变的！我没有这个权力！”

　　任老师：“本来是我们家跟县政府的纠纷，与你没一毛钱的关系，谁叫你插一杠子呢？你逼死人命，还说不是你一个人的主意？当初，是谁当着我爸的面宣布停我的课？这你是赖不掉的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出人命了？

　　刘局长：“你爸自杀，我们也很痛心，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在都过去了，我不想再提了。你说不关我的事儿，确实是不关我的事儿。但县长亲自下令让我们做你爸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一开始，我们对你爸咋说的？给你爸三天时间准备搬迁，政府按照规定赔偿你家的损失，是这样吧？你爸不听，我们才停你的课，目的是让你做你爸的思想工作。谁逼你爸了？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你爸会自杀！我们局是清水衙门，还赔你9万，给你一个'转干'指标，你知道现在'转干'有多难吗？但是，再难，我们也给你办！这你是签过字的。怎么能反悔呢？”

　　任老师：“我一开始是要15万的，你一压再压，压到9万，提出给我这个接班的职工身份转为干部身份。现在我觉得不划算。转个干部身份就压掉6万，这也太狠了点。现在，我提一个附加条件：把我爱人调到县城来！”

　　刘局长：“不行！不行！现在县委县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往城里调人！我们没这个权力！”

　　“呵呵呵！”任老师冷笑道，“不准调一个吧？你们哪一学期不调十个八个的？”

　　刘局长说：“道听途说，道听途说。我们确实没这个权力！”

　　任老师随即站起来，说：“那好，我不要钱了，也不用你们转干了，我现在就去北京上访！拜拜！再见！”说着，旋风似的走到门边。刘局长急忙站起身，说：“任老师，任老师！请站住！我们再商量一下好吧？”

　　任老师转回身，依旧坐在原处。刘局长拨通了几个电话，说了任老师的附加条件。那边“呜呜啦啦”的我们也听不清楚。打完电话，他说：“你爱人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任教？”

　　“丁一飞，在邓集乡丁台小学。”

　　“丁一飞？这个名字好熟悉呀！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刘局长蹙着眉头说。

　　任老师不语。

　　良久，刘局长指着我问：“你不是邓集乡的吗？你该认识丁什么吧？他表现如何呀？”

　　我点头说：“确实认识。”

　　我想，刘局长说他熟悉这个名字，大概是乡教育管理站通报的事儿他知道了。我当然不能实话实说，但我也不能撒谎。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我只说其中一方面：“这个年轻人工作没啥说的，他以前在我们中学负责门岗、校园安全工作，过去，我们学校经常有地痞流氓来闹事，殴打学生，调戏女生，小丁上班之后，再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刘局长点点头，问任老师说：“那么你想把他调到哪个学校？”

　　任老师：“西城小学，跟我一个学校。”

　　这时，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刘局长接了，一连说了几个“好”字，然后放下电话，说：“我得去县政府开会。任老师先回，等着人事股下调令吧！”

　　说完，起身往外走，我跟在后面，问：“刘局长，我儿子的事儿咋样了？”

　　“他不符合调动条件，以后再说好吧？”

　　刘局长的话让我绝望，又让我怀有希望。“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我当然没有说出口，傻傻地站在二楼走廊上，不知该往哪里走了。

　　任老师这时候碰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老师，咱也走吧？”

　　我跟她下了楼，她热情地问：“你儿子要调到哪所学校呢？”

　　我说：“只要是县城，哪所学校都可以。可是，他说我儿子不符合条件！”

　　任老师：“别听他放屁！啥条件？”她用手做了个数钱的动作，说，“这就是重要条件！”

　　我说：“调动工作真得花钱送礼吗？”

　　“当然了。”任老师说，“你没听说教育上流行的顺口溜吗？”

　　“什么顺口溜？”

　　“一万元，溜城边；

　　二万元，进城关；

　　三万元，局机关；

　　没有钱，不沾边。”

　　我说：“溜城边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贴近城市边缘乡镇工作呗。”任老师说。

　　我嘟噜一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任老师说：“光有钱恐怕还不行。刘局长爱吃鹅，你经常往他家里跑，送大白鹅。送上三年五载的，也许能成。”

　　我说：“真是怪人，鹅有什么好吃的？”

　　任老师：“你不知道，刘局长吃鹅肉成癖。但你不能送杀倒褪好的死鹅，得送活的。他在家里养三天，光给鹅喝淡盐水，清空肠道，然后宰杀，封起来，七天后食用。”

　　我问：“封是什么意思？”

　　“就是腌制。用辣椒十三香等佐料封闭腌制。”

　　我笑道：“任老师对刘局长很有研究呀？”

　　“也是逼的。我爸早想要我转干部身份呀！以前转干部身份有两个条件，一是拿到本科文凭，二是获得省级以上优秀教师证书。本科文凭，累死也拿不到，我就一初中生。我爸想通过刘局长给我弄个省级优秀教师证书，他就想办法投其所好。磨了两年，送了七八只大鹅。直到死了也没办成。我说：“但老人死后却办成了。”

　　她说：“我现在也弄不清我爸为什么说死就死了。也许死了就没有心病了。”

　　到教育局门口，我们要分手了，我对任老师说：“很高兴认识你，你给我提供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信息，谢谢你！”

　　任老师说：“你是小丁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别客气。”

　　回到家里，我再次汇报了见刘局长的结果，妻子说：“上次还叫回家等通知，这次怎么说不符合条件了呢？”我说：“可能得送礼。”我把任老师的话转述给她。她听了，皱着眉头说：“调动一个人得一两万，太他妈黑了！”当晚，我们做出了送礼的决定。

　　第二天上午，我把一万元现金装进一张牛皮纸信封里，第三次去见刘局长。

　　这一次，我让我妹妹打听到了刘局长的住址，妹妹告诉我：“一中家属院最后一排房子的东头，有一座独立的三间平房，门前有一棵白杨树的便是。”我是七点半到的，在白杨树下等候，八点还差五分钟，刘局长开门出来。我立即走上前，笑着说：“刘局长早啊？”

　　他问：“张老师是吧？有事我们边走边说吧。我等着上班。”

　　我想在他家里把准备好的信封交给他，但他没有让我进屋的意思，我也不好坚持，就跟他并排往外走。此时，上学的学生和上班的老师络绎不绝，有老师还冲着刘局长和我点头微笑，也许他们把我当成了教育局干部或刘局长的什么亲戚，我也很有派头地回复着。一时的冲动，我竟然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整整十来分钟的时间，我都只顾礼貌地点头，没有及时地把信封递给刘局长。等我们俩走出一中大门，过了马路，他说：“我要开个短会，你去办公室等一下好吧？”我说：“好。”他直接上三楼会议室去了，我来到华主任办公室等候。

　　大约九点半，进来一位姓李的熟人。他是城关一小的政教主任，以前也被抽来编写《烛光》，他见到我，自然寒暄一阵，说了一堆恭维我的话。我当然也恭维他。我们在抽调编写《烛光》那段时间，常常一起去找当事人采访，相处的十分融洽。

　　最后他问：“张老师来办什么事？”

　　我说：“是儿子调动的事儿。您呢？”

　　“我跟刘局长汇报学校的工作。”

　　“既然您是公事，能不能让我先见刘局长？”

　　“可以。我不着急。”

　　又等了十几分钟，我听到一拨人下楼的脚步声，到了近前，脚步渐稀，华主任走进来，照例与李主任和我握手。我问：“刘局长回办公室了吗？”

　　华主任说：“刚进去。”

　　我向李主任点点头，表示了谢意，便走进局长办公室。此时，刘局长已经在办公桌前坐定，我走过去，就坐在他的侧面。我知道，我和刘局长单独相处的时间不会长，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给您写了一封信，请您过目。”

　　我从文件夹里取出牛皮纸信封，放在办公桌上，推到刘局长面前。他瞟了一眼，用两根白皙的手指按住信封，推到桌子这边。我也用两根指头按住，再次推到他面前。他又推到桌子这边。我们谁也不说话，表情严肃地推来推去。大概推了五六个回合，我起身往外走，刘局长在我身后庄重地喊了一声：“张老师请等下！”我不应声，也不站下，径直往外走，并随手将门带上。

　　钱送出去之后，又等了一个学期，还是没下调令。妻子焦虑地说:“是不是嫌钱少啊？”我说:“不管它，按照任老师的方案，给刘局长送鹅去。”

　　春节前的小年二十三，我到镇子上买了一只十八斤的大白鹅，装在蛇皮袋子里。为了不把大鹅闷死，我在蛇皮袋子上剪开两个小洞，绑在车屁股后边，骑自行车往县城赶。路上，我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我此刻发生车祸，不知道刘局长知道了有何感想？他会不会给我儿子调到县城里呢？我当然觉得这个想法很荒唐，不过，我还是停下来，坐在公路边，想象着车祸的几种结果。我觉得出个小车祸，如果不会送命，不会残废，我用纱布缠住脑袋或者缠住一条大腿，像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拄着拐杖去见刘局长，效果可能会好些。这得把握住尺度，得恰到好处。我那时还不知道“碰瓷儿”这个词汇，事实上，这就是我最早的“碰瓷儿”计划了。不过，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施。

　　我赶到县城时，还不到十一点，敲了敲刘局长的家门，刘局长不在家，他老婆给我开的门。在他们家小院里，果真有一群白鹅，用眼睛数了一遍，共7只。我进去的时候，它们一起高声喊叫：“嘎嘎嘎，嘎嘎嘎”，齐刷刷地“曲项向天歌”，听不出是高兴还是悲哀。我把蛇皮袋子的大鹅掏出来，放进鹅群里，7只鹅都围拢上来，啄它的毛。我的大鹅在围栏里笨拙地奔跑，一幅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朝一只追的最凶的鹅屁股踢了一下，它才紧急刹车，不再追赶了。

　　刘局长的老婆很漂亮，瓜子脸，大眼睛，一根黑黑的大辫子一直垂到大腿弯。她当然不认识我，问我要办什么事儿？我回答后，她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你送一只十来斤的鹅，给了我们家老刘一百斤的压力！”我说：“没事。鹅是我们家自己养的，听说刘局长爱吃鹅，拿来分享而已。我姓张，邓集中学的。”报出姓氏和单位，当然是希望她跟刘局长说说，不然，这只鹅就白送了。

　　寒假结束，过了大年和元宵节，正月十六，新学期开学。妻子愁眉苦脸的跟我商量，叫我抓紧再去一趟教育局。我认为，凡事不能太急。就像特务跟踪一样，太近会被发现。如果把刘局长搞烦了，说不定他撒手不管了。妻子说：“这个学期再没指望，儿子这门婚事就完了。”我说：“不会的、不会的，亲家母这个人也就是刀子嘴，心眼里还是赞同这个婚姻的。你要对我们的儿子有信心！”

　　就在我们度日如年地过完了一个星期，华主任打来电话，叫我去人事股，说股长找我有事。我问：“是我儿子调动的事吧？”他说：“也许吧。”

　　这个“莫须有”，让我们全家兴奋。我立即骑自行车赶到县城，上四楼人事股，向黄股长介绍了我自己。黄股长把开好的调令拿给我，我一看，调令是开给乡“教育管理站”的，要我儿子三日内去某中学报道。某中学是县城北部一个乡镇的学校，虽然是“边城”，但比起我们老家，还是离县城近了许多。况且，我送一万，“溜城边”并不冤枉。儿子工作调动后，我们随即买了房，儿子也很快完婚。细细地算来，给刘局长送一万，实在不值一提。心存感谢，落实在行动上，就是在每年的重大节日里要给刘局长送上一只肥鹅，发去一段祝福的短信。刘局长有时回复“谢谢”二字，有时什么都不回复。但我不在乎刘局长回不回复，决定“生命不息，送‘鹅’不止”。2009年的春节，我再次去刘局长家送鹅的时候，发现他们家居住的房子已经被扒掉，刘局长一家不知道搬到何处，那只大鹅，我只好带回。我们家都不喜欢吃鹅肉，我把它卖给了开“鹅煲”店的老周。

　　现在，我没想到，刘局长他早就搬到这个小区里来了。

　　桂花苑是一个相当大的小区，但这里平时很少能见到人，只有早晨和晚上，人们好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女人们都在售楼部门前的空地上跳广场舞，男人们三五成群地暴走。桂花苑小区有两处可供暴走锻炼的去处，一是别墅区与楼房区中间的主干道，全长100多米，走一趟需3分钟；二是别墅区北边的小树林，三角形的，走一圈是4分钟。在诸多的锻炼方式上，我最喜欢快走和慢跑，在乡下，我会绕着学校操场慢跑20分钟，快走30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退休后，我仍然坚持锻炼。

　　见到刘局长只有早晚两个时段。我观察过刘局长散步的规律，一般是早上6点多和晚上7点多，别的时间很难见到他。刘局长的妻子，已经不再甩着长辫儿了，而是剪成了短发。人也没有住在“一中”那么漂亮了。她常常跟刘局长一起出来，刘散步，她跳广场舞。

　　刘局长往往比我起得早，晚上却比我来得晚。他锻炼是独来独往，我是独往独来。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总是在有意无意中寻找着搭档，即使是锻炼身体也不例外。结伴而行的人并不单纯为锻炼，他们还“聊天”，聊家庭琐事、县城往事、国家大事、全球怪事。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打老虎拍苍蝇，某省某部，某市某县，某乡某村，指名道姓，言之凿凿。聊着聊着，时间就到了。如果一个人默默地走，感觉时间非常缓慢，一会儿看一次表，越看越慢，走上一个小时，就有半天的感觉。小区里几乎找不到三人以下的暴走者，所以，我有意识地向刘局长靠拢追随。他在主干道上行走，我也去那儿。但是，刘局长好像故意躲着我，我将要接近他时，他会快步转移到小树林，当然，我去了小树林，他就到主干道。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我跟了他两天。我们像躲猫猫似的，在主干道和小树林之间转移着。到了第三天，刘局长既不在主干道，也不在小树林了，而是绕着别墅区转圈子。别墅区的后园，是一口长方形的水塘，这口水塘是桂花苑小区与农村的分界线，水塘的对面就是参差不齐的农家楼房。后园并没有修水泥路，是开发商用砖渣和砂土简单铺成的小径，走起来很困难。我以为走这样的路，可以使脚底板得到按摩，起到畅通气血的作用。于是，我也到那里绕圈子。我的行走速度比刘局长快，总能追上他，而他突然改变方向，只在他居住的第二排第三栋别墅环绕行走。

　　我对刘局长的行为极为不解，唯一能解释的是夫子那段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卓尔不群，朋而不党。”既然如此，我不能再挤压他的活动空间了。我开始主动远离他，他在主干道活动，我就在小树林；他在小树林，我就去主干道。我运行轨迹绝不与他重合或交叉。

　　初冬的某一天，我骑自行车去实验小学接外孙。在等待放学的时段，我忽然看见任老师从实验小学出来。这是我十年前与她在教体局见面并分手后第一次相遇，我叫了一声：“任老师！”只见她扭了一下头，但马上又恢复原状，并继续往前走。我以为她没有看见我，我接着又喊了一声：“任老师！”这一次她没有回头，我快步追上去，又喊：“任老师！”她站住了，来到路边。我问：“你怎么在这儿？”

　　她冷冷地说：“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我说：“是办事吗？”

　　她依旧冷冷地回答：“我就在这个学校里上班。”

　　我察觉她的态度不太友好，但不知道为什么。继续问：“我没听错吧？你不是在西城小学上班吗？”

　　她说：“调来三年了。”

　　我问：“那小丁呢？他在西城小学吗？”

　　“别提他了，不是因为他，我还不往这里调呢！”

　　“怎么？闹矛盾了？”

　　“不想提他！”她说，“当初你说他人不错，很讲义气，也很大方。其实，就是流氓一个！你误导了我，我现在想起来就生你的气！”

　　我说：“对不起，但我没说错，他确实大方，讲义气。再说了，你向我打听他的时候，那眼神，看得出来，你想听到的绝不是他的负面东西。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这谁不懂呀？”

　　她良久没说话，我说：“刘局长说他好像听过丁飞一这个名字，肯定是从我们乡的通报上看到的，在那个场合，我要实话实说了，你难道不恨我吗？”

　　她点点头，说：“我知道是我太幼稚了，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小丁旧病复发了？”

　　她说：“不是旧病复发，是根本就没好过！调到我们西城学校第二年就跟教导主任的妹妹挂上了，我迁就了三年，还是不改，只好把他给蹬了！我们在一个学校，多别扭呀！他不走，我得走啊！”

　　我叹口气说：“这孩子也太不像话了。你知道吗？我们乡里的教师暗地里都叫他骚老师”！

　　她苦笑了一下说：“这回说实话了吧张老师！”

　　我岔开话题说：“你调动真容易，想调哪儿就调哪儿！”

　　她说：“那是！用电视剧《枪王》里沈老爷的一句台词，花钱能办成的事儿，那就不叫事儿！”

　　我心里说：“吹吧你！都是你爹余勇可贾啊！”我问：“你怎么样？没打算再找一个？”

　　“这都是命！”她告诉我，“跟小丁分手后，我调到实验小学，前夫凑巧也离了，他主动来找我。我们去年中秋节复婚了，现在过得还挺好的。”

　　我向她表示祝贺，说：“千好万好，不如原配好。希望你们俩白头到老。”

　　寒假中，我有大把的时间用在锻炼身体上，但这时我始终未能见到刘局长了。主干道、小树林、别墅区，都没见他的身影。我以为天气凉了，他怕冷，没准买了跑步机，在家里锻炼呢！

　　春节之前，我在市场上买了一只15斤重的白鹅。掐指算一算，我已经五、六年没给刘局长送鹅了，以前是不知道他的去向，现在知道了，又是同在一个小区，送鹅还要继续。我们家现在平静而安定的生活，都是刘主任帮的忙，忘了谁我也不能忘了他。我曾经观察过他家的小院，院内很简洁，几盆葱绿的花草，几块石棉瓦搭建的小棚子里放着一台洗衣机。没有发现有鹅。我想，他现在已经没有实权，找他办事儿的不多了，所以，也没人送鹅了。

　　我依旧把鹅装在蛇皮袋里，掂着蛇皮袋来到别墅区第二排第三栋小楼右户，我看见这家人忙进忙出的，院内堆放着等待码放的各种物件，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院中指挥着。我问：“刘主任是不是在这儿住呀？”

　　那个男人看了我一眼，说：“他搬走了，房子卖给我了。”

　　我很惊讶，住的好好的怎么突然搬走了呢？我问：“你这房子多少钱呀？”

　　他说：“80万。”

　　我说：“便宜呀！这别墅少说也得100万，还不包括装修。”

　　他说：“还可以吧！家用电器和部分家具都白送我了。”

　　我“哇塞”了一下，说：“老乡，你捡了一个漏呀！”

　　他“呵呵呵”地笑了，说：“反正没吃亏。”

　　我问：“知道刘主任搬哪儿了吗？”

　　他说：“不知道。没打听。”

　　我很失落，提着蛇皮袋转身往回走。大鹅在蛇皮袋里挣扎了一下，力度很大。接着，它叫了一声“嘎——”，好像提醒我什么。我来到别墅区后园水塘边，看着清波荡漾的水，水里印着黑乎乎的云。我将蛇皮袋倒置，袋口朝向水塘，把大鹅“倒”进水塘里放生。它在水塘岸边打了一个滚，一头扎进水塘里，但很快稳住了自己，“嘎”，它叫了一声，“嘎”，又叫了一声，然后，它孤独地游向水塘深处......

   

郭子贝

金钱和权利都是好东西，但如果被金钱和权利利用，就成了金钱和权利的奴隶，最后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故事里的刘局长，在职时利用职权收取贿赂，满足了当时的虚荣和占有欲望，也在自己内心深处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小说笔锋细腻，结构严谨，过渡自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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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姚黄

枫叶飘飘 发表于 2017-9-10 21:30
来了，老师。我给你连接

谢谢！文档复制过来，重新编辑，真费事儿。

枫叶飘飘

你看下发文示意图，首发加版权

枫叶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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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姚黄

枫叶飘飘 发表于 2017-9-10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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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不知道排版后，复制过来，会不会发生改变？

寻找姚黄

能在发帖页面上直接自动排版更好。

枫叶飘飘

你就试试吧，欢迎老师加盟太虚。

九月盛菊

欢迎新文友来太虚安家！

寻找姚黄

九月盛菊 发表于 2017-9-10 22:21
欢迎新文友来太虚安家！

谢谢两位版主。

枫叶飘飘

昨晚身体不好，歇息了，早来拜读。

郭子贝

前来欣赏佳作，问好寻找姚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