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岁月那些人之一：连生是个“精神病”(长篇连载）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二
　　
                        一个孤独人之死

　　有的时候，我的记忆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是，我很自信，对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很少出现错误。

　　我的少年时代并不枯燥，也并不无聊，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世界，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往事。最淘气的时候，我和伙伴们坐在小巷的矮墙上，百无聊赖的看着小巷偶尔走过的行人。那时候有两种流动职业者，一种是走街串巷的弹棉花的人，还有一种是专门通烟囱的，俗称“打烟筒”。他们或推着自行车，或挑着担子，扯着各种腔调喊着“弹—棉花”或扯着长音喊着“打烟筒”。悠悠的喊声，在小巷窜来荡去。也称为我们这些孩子取笑合作乐的对象，每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先于他们齐声喊出：“我儿长大干什么？”那边走街串巷的匠人不知道顺着就喊出了：“打烟筒”或“弹棉花”。一来二去，这些人有了觉察，但是，那里奈何我们这些熟悉地形的孩子？他们怒骂甚至追打我们，我们会泥鳅一样消失在小巷的犄角旮旯，任由那些匠人跳着脚儿骂。

　　去年我看了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面的一段描写，那些个主人公的一句贯穿始终的台词：“我们谁跟谁啊，我们一起偷幼儿园的向日葵，坐在墙头朝过路的行人吐痰玩。”那是一段很真实的生活和过去啊。

　　穿过小巷，走到东端，然后顺着朝北的一条不算太陡的坡路，走上不到百十米，就来到了那个公园。那个公园后来被更名为“儿童公园”。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总是感觉它很大。在公园的西部是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排的杨树，杨树的稀疏的林间空地，见缝插针的摆设着一些如今看来无比简易的儿童玩具。转盘，跷跷板，单杠，用来攀爬的架子等等。那曾经是我的乐园，我的天堂，我的世界。而在这公园里，还有着一座舞厅，一座圆形的舞厅，我儿时进过那座舞厅，也看过大人们勾肩搭背跳舞的场面，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文革前。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穿越了这个公园。我突然感觉它是那么小，小的我自己都怀疑，这是我儿时的那个公园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大约就是我长大了。如今，这个公园依旧在，但是，早已经不是我儿时的模样。

　　在公园的东边，是一个人工湖，按照我们当时的叫法“南大湾”，其实它有着一个很好的名字“明泽湖”。很多年后，我出差经过武汉，看到过烟波霭霭的东湖，在杭州看到过月影婆娑的西子湖，以及今天我工作的这座城市厦门，那个极为漂亮的筼筜湖。我时不时地想起，我儿时记忆里的那个湖。它很小，很小。但是，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很大很大。

　　我的一个表姐，那一年她二十刚出头，很不幸她患有精神病，我父亲在医院工作，所以，特地把她从老家接来治疗。那里知道一天夜里，她悄然溜出了我的家门，她一个人居然溜到了那个湖边那些小木船上。她解开了拴船的绳索，然后一个人摇着船就去了湖中央。当我们一家人找到湖边的时候，那个场面是十分骇人的，发病的表姐将小船摇在湖心，居然站在摇晃的小船上，大声地唱着歌儿。要知道湖中心的水深据说十几米啊，那一夜据说折腾了很多人，不幸的万幸，我那精神病的表姐安然无恙的被解救。

　　我一直认为，一座城市如果有水，它就显出几分生命和灵秀。多水的城市总是给人一种很旺盛的生命活力的感觉。其实我们那座城市，除了有大海之外，城中恰恰缺少的就是水。而我家门前这座湖，当时也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的湖之一。要是按照我现在的感觉，我绕着这个湖走一圈，绝对不会超过半小时。可儿时感觉这湖面很辽阔，深邃。

　　一九六七年的深秋，我和几个小伙伴，趴在湖边的栅栏上，亲眼看见人们在湖中拖出一个溺毙的人。早些年，这个湖是开放性的，但是，因为夏季总有不知深浅的孩子在湖中游泳，而也是不是的发生溺水身亡的悲剧，后来这个湖的三分之二湖面都设上了高高的栅栏，栅栏是铁的那种，上面带着锋利的尖刺，攀越是很危险的事情。

　　拖在湖边空地斜坡的乱草丛上的是一个我们相当熟悉的人，因为他是我们的邻居，因为他就住在小巷东头的那栋灰色的平房里。

　　姑且称他姓金吧。

　　那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溺水身亡的人。腹部肿大，脸被涨泡的有些走形，颜色是惨白的那种。他穿了一身蓝色的中山装，那衣服的左胸前，别着一排奖章之类的东西。

　　老金死了，总之老金是死了，我亲眼所见。

　　怪人老金死了，“瘟神”老金死了，这消息就像深秋掠过小巷的风，迅速的传遍小巷，人们蜂拥到“南大湾”看一眼这个“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大右派，现行反革命。

　　知道生命是什么吗？生命就是一张纸的正反面，穿越了就结束了。很多年后，我在不同的场所陆续看过一些溺水而亡的生命，有孩子，也有耄耋的老人，但是，我必须承认，没有一个能像老金这个溺水者留在我脑海里的具像那么清晰，那么挥之不去。

　　一九七0年，随着父母到了三线农村的我，在一个水库下方的水湾里学游泳，不知深浅的进入深水区，就在我垂死挣扎的时候，被一个我称为“四哥”的人，一把推出，四哥救了我。如今虽然我会游泳，但是，对于水我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因为我笃信一句话“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

　　我不知道死去的老金会不会水，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在想些什么。

　　老金无儿无女。确切地说，老金曾经有儿有女。但是，在他被定义为“右派”的时候，他的老婆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他，想一想充满着理解，在那个年代，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个身份不好的影子里。

　　老金的爹据说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这个少将的爹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所以，国家给他很高的荣誉，在卫戍区当了一个副司令员。但是，因病早逝。

　　据说老金是小巷文化最高的人，他毕业于清华文史系，主修历史。也曾经是这座城市的文史专员，客观地说，老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是，据说他在大鸣大放的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结果在落实右派名额的时候，他当仁不让的成为右派。而文革开始后，具有人举报，老金对文革颇有微词，认为是“乱象”，而立马荣膺了“现行反革命”称号。

　　老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原本不应当出现在我们的小巷之中，但是，当年他拒绝了他那个卫戍区副司令员老子的安排，执意领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在小巷的那栋灰色的平房里安家乐业。并在那里生了两个孩子。我记忆中对老金的妻儿毫无印象。事实上，我们对老金也几乎无印象。因为他是小巷中，一致认为有“臭架子”的人。偶尔的时候，看见他总是在腋下夹着几本书，旁若无人的走过小巷，每每如此，邻居们便会愤愤然“臭架子，摆给谁看？”

　　摆“臭架子”的老金，很快就没有了摆架子的资格，因为一顶大右派的帽子已经让它成为他所供职的那个文史研究所的看门人，但是，老金依旧不与邻居们搭话，唯一的区别是，过去走路目不斜视，平视前方的眼睛，如今低眉顺目了许多，大多数时间，老金走过小巷的时候，都是低着头，好像在寻找些什么。

　　老金是小巷被红卫兵们最早揪出来的，而有关文革是“乱象”的说法，也源于和他一起在文史门卫守门的另一个同行的“举报”。

　　红卫兵们在批斗老金的时后，充分展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老金的妻子，在老金被定性为反革命后，第一时间领着两个孩子消失，所以，灰色的平房只有老金一个人住着。当红卫兵们五花大绑的把老金捆粽子一般的弄在人们面前的时候，老金据说已经在单位被翻来覆去的批斗了多少次了，而且据说“革委会”已经签署了对老金的逮捕命令。老金的脸浮肿，嘴角流着血，头上顶着一顶据说有十几斤的纸帽子，颈上挂着一个细铁丝做吊带的木板，上面赫然的黑字“金XX”上方是注脚或者是眉批“大右派，现行反革命”，那铁丝已经深深地勒入肉中，以至于颈项上都看得出来渗出的血丝。红卫兵们牵着他，走的慢了，后面的会毫不犹豫地朝着老金的屁股踹上一脚。

　　很多年后，我在读一本有关生命和尊严的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就会突然浮现出老金的这一幕。在那一刻有关人性，有关生命，有关尊严都是最廉价的。老金被一次次的批斗，被一次次的折磨。

　　红卫兵彻底抄翻了老金的家，老金那据说足有六七千册的藏书，被红卫兵们集中在小巷口的空地上付之一炬，而老金的一些文字，一些通信据说也直接成为他反党反人民的证据，而被“革委会”专案组重点“收藏”。

　　其实我看到老金躺在湖边的时候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反革命死了——活该”。苍白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嘴角的血渍好像还在。老金死于这个深秋，死于据说第二天就要正式逮捕入狱的前夜。他是如何从家中绕过红卫兵的火眼金睛，独身一个人走入湖水里的，没有人看得到，在他投水的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很多年后我在大学学到屈原的章节，学到《离骚》知道了那个投江的诗人，国家重臣的清高。不知怎么就想起老金的那种惨白的面容。

　　老金胸前的那一排奖章是他获得的各种荣誉称号，其中有一枚，是他父亲送给他的。而红卫兵们折腾最厉害的是，逼着老金交出人民公敌蒋介石授予他父亲的“中正剑”，事实上，直到老金死去，人们也没有寻觅到“中正剑”的任何影子。而红卫兵们最愤愤不平的是，每一次批斗老金他都一言不发，用沉默来应对一切。

　　2003年我探访小巷的时候，听到邻居大妈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前后，老金那空无一物的家，突然亮起了灯。那灯在昏暗的小巷里，显得刺眼。人们看到了老金的妻子和孩子出现了。原来老金被打成反革命后，自知时局凶险，说服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这一走就是十几年，十年生死两茫茫，再也见不到老金了。

　　老金的妻子领着两个孩子，在人们指引的老金被打捞上岸的地点，燃起香火，一家人相拥泣不成声，引来围观者无不叹息。再后来就是老金被彻底平反昭雪，但是，尸骨难寻。

　　我偶尔坐车路过这座湖，湖水依旧澄碧，依旧波涛荡漾。湖面上，各种小船在悠然自得的飘来荡去，湖边的杨柳依依。

　　儿时记忆中的那座舞厅早已经在文革期间荡然无存。而那些粗大的杨树也所剩无几，湖边更多的是充满着商业味道的商家店铺。我曾经驻足在湖边，湖边的栅栏已经拆除，而一道穿湖而过的甬道石桥，让湖水显得绰约动人。

　　不知道有谁能记得这样的故事，也不知道有什么必要讲述这样的故事。其实，我在整理这个系列的时候，就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和自责之中，我有必要去折腾这些往事么？苏霍姆林斯基有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有许多高尚的品格，但有一种高尚的品格是人性的顶峰，这就是个人的自尊心。”这是一个有关生命尊严的话题，老金用自己结束自己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生命的尊严，自己人格的尊严。就像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那冰冷的湖水一样，谁能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些什么呢？

　　而那些曾经辱骂殴打过老金的人，如今一定都还在很滋润的活着，其实，不需要忏悔，因为他们也找不到究竟为什么而忏悔，但是，我们更应当问的是，如果再有这样的疯狂，这些人会如何呢？

　　在那个湖里，文革期间不止投水自尽老金一人，所以，每当我看到那一池碧水的时候，我总觉得那湖水里荡漾着一些无法挥去的灵魂。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的时候，据说在湖边坐了整整一天，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天啊。而老金投湖的时间，一定非常仓促，也就是说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或许那就是当时最好的“解脱”。我对历史的信任度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已成反比。我发现当初的许多想法太单纯也太脆弱，脆弱的如同一张纸，一捅就破了。而甚幸的是透过这层捅破的纸，我看到了血腥和残酷。

邱天

这老金。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三
　　
                           大军子的故事

　　我突然感觉到，没完没了地回忆，其实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我的一个好友这样告诉我，喜欢回忆的人，一定衰老的快，因为他总是被过去所缠绕，那心灵无法承受新的东西。我不否认，这话或许有些道理，但是，我宁愿顺着这个思路尽量把这个系列写完，是因为，至少我觉得，这些深埋在我心底的故事（往事）是有一些特殊的含义的。我所写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与豪门无关，与惊天伟业无关，甚至说，如果不是经历“文革”，他们和我一样就是一些普通的默默地在这个世界上来过的人们，唯一能记住他们的或许只有他们的亲人，朋友。

　　小人物，大社会。这是我坚信不疑的。我们曾经的命运，必然是一种时代的做崇，必然深深的印刻着时代的烙印，就像霍桑笔下《红字》里面的海丝特.白兰，无论她如何努力，无论她如何完美，她注定要背负一生挥之不去的，象征着被损害和被羞辱的红字。我相信看过这本小说的人，一定会感受到霍桑对人性的“善”与“恶”的思考。海斯特.白兰被宗教所迫害，被世俗所冷遇，她的美丽和坚强都抵挡不住那种带着明显的“恶”的时代，社会，人生。

　　半个月前，我陆续写出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曾经和这一篇的主人公通过电话，互相寒暄之后，我让他看一下我的博客上的这个系列，并告他“我要写一写你”，他在电话那头无比爽朗的笑声震的我的耳朵有些微疼：“那好，你写吧，尽量把我写的正面一点。”当下电话我笑了，“正面一点”，其实这是所有人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

　　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的子路，临死前嘴里还要大声叨咕“君子死，冠不扁”看起来有些迂腐，命都没有了，还管什么头上的饰物？但是，我确实见过那些临危不惧的人，比如我前文说到的陈大妈的夫君，陈大叔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站在那个细条凳子上，还不忘艰难的提起手臂，扶正被红卫兵搞歪的眼镜，然后猝然倒下。

　　我一直认为，灾难看起来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数天前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用餐，陪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是一个在这里很有名气的心理老师，席间我们聊到了四川汶川大地震，也聊到了震后心理康复治疗的话题。他刚从四川震区回来，用他的话说很多人可能一生都无法治愈这次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灵的灾难看起来要比物质的灾难更难修复。我甚至想象不出来，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心理伤痕和阴影的人，如何面对他（她）的一生。也是这个心理学的医生朋友告诉我，其实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生活压力无处不在的社会里，人们或多或少都有心理疾病，于是，我有些释然：原来大家都是病人，彼此彼此。

　　“我们都病着，社会也病着。”这是我前些日子看书的时候，看到的一句话。

　　我和大军子是少时的伙伴，同校同学。算起来有几十年的交情了，这期间，除了文革末期我家搬离了小巷我们之间大约失去了4－5年的联系外，大多数时间我们会经常联系。偶尔一个电话寒暄和问候，其实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成天为了一张嘴不停的忙碌，某种意义上说我看与蝼蚁并无差异。

　　大军子比我大了半年，他一九八五年成婚。婚礼是在当时这座城市最好的饭店举办的，办了几十桌，当真是高朋满满座，宾客如云。那酒店的饭堂很大气，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设计的缺陷，回声很大。食客们酒到酣处，无比嘈杂，震得耳膜都微微有疼感。

　　大军子偕夫人一起来敬酒。他充分展示了他是“酒精考验”的战士特点，推开了傧相，把两个高脚杯斟满茅台，那一杯子少说也有二两多，他的脸色微微有些泛红，他甚至都没看到新娘子嗔怪的目光。大声小气的喊着我的乳名：“为哥们高兴吧？来，为我祝福，干了这杯。”我啥也没说，二人举杯相碰，一饮而尽。他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然后趴在我的耳边说“哥们没喝多，前面喝的都是水，唯独和你喝的才是酒。”我笑了，因为我看到傧相手中的那个酒瓶子确实是水，而他倒来的这两杯确实是酒。他拉过媳妇介绍说“这是我小时候的兄弟，几十年交情呢，是不是啊？”

　　据说最后大军子还是喝多了，新婚之夜几乎醉的一塌糊涂。后来我和他夫人熟悉了起来，每每笑谈起这件往事，他夫人便柳眉倒竖，咬碎银牙的谴责大军子是一个酒鬼。说实话，大军子善饮决不贪杯，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划归酒鬼哪一类的。

　　我离开小巷三十九年了，我好像患上了一种叫做“小巷情结”的病。好像后来者几十年间，我所经历和所见所闻，远远没有小巷来的更深刻，更令我难以忘怀。

　　大军子的家距我们家直线距离不足五十米，在我们家的小楼往东一点斜对过的黄楼上。那楼是一座俄式建筑，年代久远，看起来有些陈旧，而楼外镶贴的饰面砖也有脱落。2003年我再回小巷的时候，无比惊讶的发现那栋楼还在，只不过看起来外饰有了些许的改变，显然是经过了维修。

　　上十几级台阶，进了大门右手的第一家就是大军子家，大约是五间房。这栋楼有一座我儿时极其恐惧，却又很想一知究竟的很大的一个“地下室”。有关这个地下室的传说听来令人生畏。据说在这个地下室里，建国初期，人们曾经亲眼目睹一条大蟒蛇，而更据说，这家伙头上生着冠子，能像公鸡一样打鸣。有关民间，坊间的这样流传的话题蓝本多的是，我毕竟没亲眼目睹，但是，我唯一一次走近这个地下室，也是大军子带着我们几个人，我们走下十几层楼梯，看到那扇厚重的大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头。透过门上方的栅栏，我们翘着脚，看到的是一个黑漆漆的房间而已。

　　唯一有史可证的是，解放后，这个地下室确实打开过，里面搜罗出很多日本人丢弃的物品，甚至有战刀之类的东西。

　　大军子家五口人。他的父母，他的奶奶，还有他的哥哥。我曾经试图把大军子的故事写成小说，并且也动手写了，后来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我觉得这不应当是一部小说的情节和故事。

　　大军子的奶奶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对我们这些孩子就像自己的亲孙子一样。大军子对乐器简直就是天生的本事，他家里有一把破吉他，据说是苏联货。但是音色非常好听，在无聊的日子里，我们经常聚在大军在家里，听着他小子弹着那把老吉他，他的嗓子也很好“当我路过你的家门前，石榴花开红艳艳，亲爱的老妈妈，请你不要嫌弃我，请把你的姑娘嫁给我……”

　　大军子家的那台老式留声机，和成批的唱片，成了我们打发时光的最好伴侣，我们守着这台据说是德国货的留声机，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而我在那些唱片之中，听到了柴可夫斯基，听到了贝多芬，听到了巴赫，听到了约翰.斯特劳斯，也听到了一些后来被称作国粹的京剧。更听到了大量的欧美歌曲。每当我们围坐在老唱机前，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些音乐的时候，大军子的奶奶就会把她做的各种好吃的点心端给我们。很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一套音响的时候，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影像店去捧回了一推经典音乐的带子和光盘。

　　其实，我写大军子的故事，更多是要写他的哥哥，那个被称为“大亮子”的。或许，他才是本文的主角。

　　大军子的哥哥是小巷最早出现的红卫兵，也是最早拿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在小巷招摇过市的人。打砸照相馆有他，揪斗地主女儿有他，批斗陈大叔夫妇也有他，也可以这样说，他是小巷除了鞠木匠外，第二个文革期间响当当的“人物”。那一年他不过十七八岁。我记忆深刻的就是他的威风凛凛，我甚至亲眼目睹他在家中威风八面的喝斥他那个已经被批倒批臭的某大学副校长的爹和某中学教导主任的妈。

　　但是，大亮子还没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的奶奶一出现，他立马就老老实实，温顺如绵羊。但是，谁也想不到，这个大亮子却做出了一件让小巷邻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他居然趁着大串联的机会跑到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去了泰国。这在当时就是“投敌叛国”。

　　有关这件事的真实版本是后来大军子告诉我的。他哥哥在串连途中结识了一个女孩，而这个女孩改变了大亮子一生的命运，让他抛弃了他笃信不疑的“主义和信仰”，在那个年代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私奔”活报剧。

　　2000年，大军子那个叛逃他国多年的哥哥回来了，带回来当年和他私奔的那个南国女子，如今已经是他的妻，还带回来三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我没见到，据大军子很不屑一顾的说“他如今已经满嘴洋腔调”。但是，他再也看不到他敬重的老奶奶，也看不到他曾经横眉冷对的爹娘。据说，他跪倒在亲人遗像前，哭的几度晕厥。他们一家人现在生活在马来西亚，看起来惬意而富裕，但是，对于大亮子而言，人生的经历的真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兄弟俩相对泪眼婆娑，而膝下都分别有子。大军子有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大亮子有两儿一女。

　　大亮子不会知道，在他被确定为“投敌叛国”后，他的父母被遣送偏远的五七干校，而在哪里，抑郁的父亲患上了肺癌终于不治。而他也不知道，留下尚未成年的弟弟和奶奶相依为命，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是如何度日的。那个票证流行的年代，冬季的菜都是凭着票证去买的，当大军子抱着买来的白菜和萝卜气喘吁吁的一趟趟往来的时候，奶奶已经重病在床。

　　或许，有的人一生注定要充满着颠沛流离。而有的人一生注定要奔波劳累，还有的人一生注定会坐享其成。你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你只能说“命”。事实上，大亮子的叛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看到了文革的血腥和残酷，他怕了，他也不想手上有无辜人的血，“免得将来洗不干净”（大亮子原话），但是，大亮子毕竟亲历亲为了那些岁月，参与了那些事情，难道，是一句“洗不干净”就能解脱的么？说实话，大亮子应当感到庆幸，至少我们今天都为他当年的选择喝彩。

　　大军子和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个充满着个性的人。尽管他有一个据说富甲的兄长，但是，他没要他的丝毫好处，用大军子的话说，自食其力。他们一家三口早已经搬出了小巷的黄楼，在本市的一个观海的地带，拥有一套海景房子。他本人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美育音乐等工作，总是忙碌而紧张。

　　他的女儿大学毕业了，上周他给我电话，让我参谋一下孩子的就业问题。我笑了，“大军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操心？孩子的事情我们用得着插手么？”他在电话那端也笑了“妈的，身不由己啊。”我逗他：“你现在更要关心的是自己什么时候当外公。”他也照样回敬我“你不也一样，你儿子毕业的时候，你不也是问过我？”于是我们哈哈大笑。

　　普通的人，普通的日子，普通的往事，普通的生活。大亮子据说已经在这边购房，一家数口，每年都会飞来居住。兄弟二人之间的感情自然是情同手足，但是，却是各自生活在不同的轨迹上。

　　一九九八年我大哥因脑溢血去世。在暂时安放大哥骨灰的灵堂上，我偶遇大军子和妻子，他们是来给父母扫墓的。我特地去拜谒了大军子父母的灵位，骨灰盒中央的照片，两位风度儒雅的人，就这样走完他们的一生，象一颗悄然无声的流星瞬间划过人生的长空，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注意，但是，也一定有过炽热的光亮。

　　再后来大军子告诉我，兄弟二人共同出资，为老奶奶和父母购置了一座豪华的公墓。尽管大亮子一再要自己承担全部费用，被大军子毅然回绝：父母和奶奶都是我们的，所以，必须同承担。

　　大军子很忙，他也算是这座城市文化界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后来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但是，通讯联系从未中断。彼此一个电话，道一声珍重。

　　2008年初，当我确定要去南方的时候，我给他一个电话。他告诉我“必须喝酒”。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午后，我们两人在一个火锅店相约举杯。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不觉间一斤宁城老窖见底，接着再来。十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都没醉，他喊着我的乳名，我们喝干了最后的杯中酒。

　　尽管我不太喜欢电视剧《渴望》我觉得情节有些生硬，但是，我非常喜欢它里面的主题曲和插曲：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却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麽？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首歌…….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

　　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

　　如今举杯祝愿好人都一生平安

　　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

　　咫尺天涯皆有缘此情温暖人间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如今举杯祝愿好人都一生平安

　　平安大军子，开心快乐我的兄弟。

邱天

欣赏。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四

                              音乐老师的故事                 

　　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有时我会被一种无法言状的情绪所掌控，平心而论，我很少这样用心的去写东西，这一次算是有所投入吧。

　　我已经很少动笔写字了，成天守在计算机的键盘上，偶尔拿起笔都有提笔忘字的事情发生。在南方工作的日子里，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我的业余时间大都很枯燥，我基本每天都把自己挂在网络上，甚至连楼我都懒得下，饿了，电话给楼下的饭店，直接送一份餐饭上来就是了。

　　我不能不承认我的业余生活实在是太枯燥了。窗外灯火阑珊，厦门是一座“不夜城”，它的夜生活之丰富是很难用只言片语描述清楚的，而楼下主干道上，彻夜不眠的汽车驶过的声音，也在间接的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不夜城，厦门的夜晚也是动态的，也是流动的。我没有丝毫想介入这种夜生活的欲望。昨天因为业务需要，跑到筼筜湖边的酒楼和客人喝酒，透过包房宽大的落地窗，看到筼筜湖夜色浩茫，灯火璀璨，十分迷离。禁不住走到包房的阳台上，驻足观赏无尽的夜色美景。陪过客人，我如同完成了一项任务，忙不迭的打车回到办公室，继续上网浏览，顺便扯淡聊天。

　　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态度，有不同的活法，仅此而已。

　　我记得当年我和几个朋友出于一种作乐的心态，非要让一个我们公认的据说有几分“仙气”的家伙算一下自己的运程之类的东西，轮到我了，那家伙装模做样的掐算了半天，然后一脸认真地告诉我：“你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好像就是不合群。”旁边我一哥们架秧子起哄，“对啊，大师，是不是就是流行的那种特立独行的猪一类的”。算命的不为所动，只顾自己说下去：“你一生无波无澜，没有大起大落，你无欲无求，更没有什么桃花运。”这话我听得特别沮丧。哥们顺着就损我，“是啊大仙，他绝对正人君子。但是，你看错了，他属于那种拿起来放不下的。走在路上被小姑娘多瞅了一眼，他就面红耳赤心动过速，如果偶尔摸到了小姑娘的嫩手，他都会半个月不洗手，写一本子情诗才能平复那颗躁动的心。”这番糟踏我的话让算命的都笑了。

　　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我觉得更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也觉得时间不难打发。

　　我在整理这个系列的时候，一直试图让自己的记忆更清晰一些，而写作的脉络也更清晰一些，但是，毕竟年代久远，有些事情会出现一些记忆上的偏差。所以，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错误的话，恳请所有的阅读者给与原谅与斧正。

　　我不否认，我是带着一种情愫去写这些往事的，也带着我的一种迷茫和思考，还带着我的一种失望和绝望。我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有幸经历过这样跌宕的时代蹉跎的岁月，目睹了那么多不可思议，或者叫做匪夷所思，如果说连一点起码的思索都没有，连一点起码的疑虑都没有，那才是人生的一种败笔和窝囊。

　　2003年的那个冬日，我走过小巷之后，不由自主地走向我人生的第一座学校，我启蒙的学校。落雪的路面，走起来有几分吃力，偶尔脚下会打滑。这让我的记忆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时代，上学的路上，要穿过数条马路，走过几个舒缓的坡路，然后就可以到达学校的场景。

　　我进入这座学校的时候，它刚刚落建成。这是一栋红砖的学校，总计四层。我入学的时候，这座学校是崭新的，气派而别致。校园其实是在一个很拥挤的地带辟出来的。教学楼前的一个操场空地，就是我们课间操，或者体育课的场地。每当这时候，各个年级都云集在这里，让这块场地显得狭小而拥挤。

　　学校是按照年级分楼层的，低年级的一二楼，我们在三楼，上面还有高我们一年级的。学校不大，但是，功能设施并不差。甚至还有室内体育活动室，一旦天气不好，我们的体育课就在室内进行。

　　走近学校，我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陌生而茫然。儿时印象中的红砖墙，白石灰砌成的学校，学校周边那些绿树，都恍然变得无法对位。我站立在当年留下过我的足迹的学校门前的小操场上，细细的雪依然在下，当真有一种“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感觉。

　　或许我应当吃惊，在近四十年后，我儿时的学校依然保持的那么完整。只不过整体外形上看有几分凋败陈旧而已。更让我吃惊的是，学校大门上方门楣空白处的那行文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就是当年我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经耳熟能详的文字。当然，它已经被一个看起来很精美的金属框架镶嵌其中。

　　落雪的小操场的脚印看起来凌乱而纷杂，但是，辨的出来，大都是孩子们的足迹。学校的大门已经换成了大扇的玻璃门，其实看起来与学校很不配套。我推开那扇门，一个年岁和我相仿的保安迎面拦了过来，目光充满了职业而警戒，一连串的问题也砸向了我：“你找谁？有什么事情？”我有些语塞。待他的话音落后，我告诉他，近四十年前，我曾经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如今路过这里，顺便看一看。我注意到，我说这话的时候，保安眼中有过一种我熟悉的神采，那或许是同龄人才能读懂的。他看着我“没忘了母校，回来看看啊。看吧，孩子们都在上课，你小声一些啊。”我很有些想要拥抱他的感动。

　　我沿着那青灰色的水泥楼梯拾阶而上，一切如旧。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不时地从各座教室里飘出，那是我似曾相识的声音，那些是当年我们的声音的继续么？我走到曾经自己的班级前的那座教室，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从一楼走到四楼，然后又重另一端了楼梯走下，因为我刻意要走着另一端的楼体的原因是我要看看我当年的音乐教室还在不在。在一楼的西端，我看到当年的音乐教室门口依然悬挂着“音乐教室”的牌子，唯一不同的是当年悬挂的是木牌，白底黑字，而如今悬挂的是一个精致的金属牌子。教室里异常安静，我透过窗子发现，教室没有学生上课，顺手推了一把门扇，门也没锁。

　　我走进了教室，基本的格局没变，还是那种阶梯型的布局，唯一变化的就是，在当年摆放着一台风琴的地方，现在并列着一台钢琴，一台电子琴，还有一套组合音响之类的东西，后面的那块黑板依然悬挂在那里，甚至位置都没有丝毫的偏移。

　　我环顾着四周，甚至有一种想坐到阶梯教室的想法。但是，我还是悄悄地带上门，然后沿着看起来更黑了许多的长廊，向大门走去。保安看着我很和善的笑着，“怎么样？”我一声长叹，满脸苦涩。“没有太多变化啊”。保安说“真难为你，还没忘自己的小学校”。我心里说，怎么可能忘，怎么敢忘啊。

　　握手作别保安，我沿着远路走着，偶尔脚下还是会很滑。这让我想起当年，每当遇到这样的天气，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都会打着滑溜回家。胆子更大一些的，干脆不知道从哪里折根竹片，踩在脚下，一只脚蹬着滑行。

　　我的脑海里无论如何也拂不开当年音乐老师的身影。

　　老师姓王，依然还生活在这座城市。

　　王老师毕业于专业的音乐学院。她身材高挑，对同学们非常和善。而且她的嗓音非常好听。每当教我们新歌的时候，她都首先自己踩踏着风琴，先给我们演唱一遍。王老师是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她阳光的脸充满着快乐和笑容。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我这样的感受，对于儿时的班主任或者是老师的印象总是深刻的。在王老师那里，我学会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红领巾迎着太阳

　　阳光洒在海面上

　　水中鱼儿望着我们

　　悄悄地听我们愉快地歌唱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尽情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文革后不久，学校就全面停课了。但是，疯狂的红卫兵们不会放过任何展示疯狂的机会，校长就被挂着大牌子，戴着纸帽子，被多次殴斗。而出身不好的老师们，也无一幸免，全部陪斗。身材矮胖的女校长，脸上被红卫兵的皮带抽出暗紫色的血斑，她高度近视的眼镜的一个镜片也破碎了。而红卫兵的带头人就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人高马大，凶神恶煞的样子。

　　停课的学校，日常还有护校的老师和部分高年级的同学。音乐的王老师，其实并没有受到冲击，因为她有一个清白的出身。而有关体育老师曾经如何疯狂的追求王老师的传说也曾尘嚣一时。王老师是护校小组的组长，据说她毫不畏惧的一次次婉拒红卫兵于校门之外，不让他们进入教学楼打砸抢。

　　事情的具体发生的准确时间我很难把握了，大约应当在一九六七年或者是六八年的八月份的一个夜晚，护校的王老师出事了。当时在学校值班的她，被一群从窗户爬进的红卫兵羞辱并糟蹋。

　　在那样的年代，即便你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样的事情依旧是不光彩的。而从此以后，王老师就从学校消失了。后来有关这件事的准确描述是，轮奸作案的主谋就是那个体育老师，而文革后期他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王老师，从此转到别的学校任教。但是，这段人生的阴影一定是她挥之不去的梦魇。

　　说实话，在那个疯狂而丧失理性和人性的年代，象王老师这样的经历太多太多，如果说那个时代的悲剧早已经汇成一条惨淡的河流，王老师的经历一定是这条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革命者”的流氓和疯狂，让定义为“文化革命”的这场运动，看起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而这种灾难建立在摧毁和毁灭上，建立在丧心病狂和肮脏血腥上，建立在口号和欲望上，建立在愚弄和谎言上。

　　我说过，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历史的信任感，已经和我的年龄成为严重的反比，这是因为我更进一步的无限的接近真相。今天的我坚决不相信没有脸庞为基础的任何笑容，这好是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虚假，看到了太多的苟且，看到了太多的阴谋，看到了太多的丑陋。

　　文革期间，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而事实情况是，把旧世界确实砸的落花流水，而新世界的影子和雏形都看不到，这样的现实如果不能带给我们以强大的心理落差，那可就太奇怪了。

　　一九九八年，我们的一次小学同学聚会，我听到了有关王老师的一些后面的故事。出事以后的王老师疼不欲生，几度自杀未遂。因为暴徒们夺走的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贞操，还有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此，王老师不再歌唱，她转行做了教务。王老师，有着明亮歌喉的王老师，才艺兼备的王老师，被那个动乱的岁月掐碎了人生的歌唱。我的一些同学依然和王老师保持着联系。

　　应当是申奥成功的第二天，我在电视台录制一个有关话题节目的时候，意外地远远的看到了王老师，我没敢去相认，老师教过那么多学生，她根本不会记得我。显然她在彩排大厅也在做着庆祝申奥成功的节目。但是，老师依然看起来端庄而美丽。

　　当日晚，我看到了那台电视节目，老师领唱了一首歌，嗓音圆润而嘹亮，高亢而明快。那是退休老师们联合演出的节目，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我们走过了什么？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要问什么……？”这是我儿子在他的专辑里让我送给他的几句歌词，前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在那一端他只是很平静的告诉我，他的那张专辑出来了。我不反对他的业余爱好，我也从来不主张他去从事音乐。走什么样的路是他自己的选择，和我无关。一个业余的乐队，一个在酒吧演出的乐队，那居然是他最丰富的业余生活，我为什么要去干涉呢？

　　家里曾经有过的一台看起来很土的留声机，早已经被当作废品卖给了收购站。而那一堆唱片也所剩无几。更多的是满架的CD、DVD。我甚至很少去光顾这些充满着新锐的东西。但是，经常有一种莫名的歌声在我的心底飘荡：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谁能告诉我这经历了沧桑岁月的歌声，今天的孩子们唱来和我当年唱来的不同啊。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五
　　
                       后楼的一家人

　　我在小巷的家，后面有一个小小的院落，院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唯一的一株植物，是一棵杏树，而在我的记忆里，那棵杏树每年都有灿烂的花儿开放，却很少见过真实的果实。偶尔枝枝蔓蔓之间有几颗青杏儿，也待不到它的成熟，就会被和年岁相仿的伙伴们不客气地或摘走，或飞石击落，总之，是没有一次看到过杏子熟透的那种情形的。

　　而那种杏子熟了的情形我在乡下则寻常可见，习以为常。

　　2003年我去小巷的时候，特地走到那个后院，我惊讶的发现，那棵杏树依然还在。唯一的变化是，后院已经被现在的人家用一道高高的栅栏围起，看起来更有些私人领地的味道而已。

　　这棵至少存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杏树，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变化。或许唯一的就是多了一些年轮，而长高了不少，枝枝蔓蔓的覆盖面积已经大了很多。因为是冬季，我无法看到它生机盎然的一面，只是看到在干枯的枝条上，居然孤零零的挂着几颗已经风干的干杏，居然没脱落。

　　黝黑色的主干，看起来更像一个沧桑的老者，而冬日凛凛的北风中，老杏树不经意的在寒风中抖动着它的寒冷。而后来的居住着，显然比我们家更创造力，把后院收拾的井井有条，错落有致。因为栅栏所隔，我没法进入这个条状的小后院里。只能窥着后院的景物。

　　历经三十多年，一切都在，除了有视觉上的变化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我认识老杏树，老杏树不知是否认识我。顺着我家的厨房的后门，沿着楼梯而下，就是后院，其实我少年时代，很少在这个后院里玩过，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在有蟋蟀的季节，我会每天都出现在后院，搬弄我翻动了不知多少次的石块瓦砾，期待着能抓住一只骁勇善斗的蟋蟀。而后院楼梯的石缝隙之中飘出的蟋蟀的弦音，更是让我处心积虑的想方设法，用吹气，灌水等法子，把蟋蟀们逼出来。然后，乐不可支的捧着瓶瓶罐罐，上面有我标注的“大王”“二王”“三王”之类的等级排列，然后去和伙伴们的蟋蟀战斗。胜利的时候，看着自己的蟋蟀在罐罐里振翅歌唱，有说不出来的开心，而失败的时候则充满着沮丧。如今的孩子们已经看不到他们斗蟋蟀了，就像看不到他们跳皮筋，滚铁环一样。因为，他们可以守着色彩万千的电视机，游戏机，计算机，看着变形金刚，看着星球大战，看着机器猫，看着猫和老鼠。这就是拜时代所赐吧。

　　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深感，故事不多，就是一些寻常的人生片段而已。回首遥视这些人生往事，我看到一条意随岁月起皱、模糊和消淡的界线。很多人的生命就停止或者消失在这条已经久远的界限上。

　　事实上，我最早想写的就是我们家后院正对的这一家人的故事。我所以把他们的故事拖到了这个系列的中部，是我觉得我让自己的回忆的思绪更清晰一些，表述的更明白一些而已。

　　打开我家的后窗，就和我们楼后的这个邻居家遥遥相对。从位置上说，我们家要稍高一点。看起来我们家象居高临下的二楼，而他们则在一楼一样。那户人家我最强烈的印象是，那一排宽敞明亮的大窗子，几乎是排列着连在一起的。那是一栋俄式建筑，而俄国人的房子门窗的高大几乎是相同的风格。

　　他们不仅有高大的窗子，还有宽大的窗台。因此，在很多的时间里，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家里的孩子们更喜欢趴在窗台上，或者活动在窗前。

　　这家人孩子很多，我的记忆之中应当有七个孩子，五个男孩，两个女孩。这家人的父亲是造船厂的一个工程师，据说很有名气。而他们的妈妈就像我的母亲一样是一个家妇。沿着我们家后院的小院，走下几个台阶，便到了他们这家人的家。两栋楼之间，我唯一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口无比幽深的水井，早些年那水井是敞口的，后来，这楼群附近的孩子多了起来，为了避免意外，人们为水井盖上了一个铁盖子，上面还横着一根铁拴，铁拴的另一头，挂着一把锁头，看起来万无一失。

　　在他们的七个孩子中，有两个比我还小，其余的都比我大。小的两个，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时候他们还没上学。

　　因为他们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是家妇，更多时间里，经常有交流，甚至结伴买菜，结伴出行，也算是很好的姐妹了。我曾经听我母亲说，那个工程师性格非常暴烈，经常打老婆，那女人身上经常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我一直非常不理解那些动辄施行家庭暴力的人，在我看来，这不是能耐，更多的就是一种无能和不自信，打老婆，打孩子都不是什么正经功夫，充其量就是一“耗子扛枪——窝里横”而已。

　　工程师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原因很简单，在他单位的桌子上，一张印有伟大领袖天安门上挥手的报纸上面被泼上了墨汁，这毫无疑问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行为，是对领袖的亵渎。而工程师的解释是，原本他是要写大字报炮打造船厂当权派的，因为工作服的袖口过于宽大，顺手带翻了桌上的墨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意外。可惜，在那个年月，没有人相信这样的“意外”，更多的人相信的这就是“蓄意”。任何解释都是多余而苍白的，工程师彻底被戴帽，一次次被批斗，被殴打。昔日曾经的工友兄弟，如今已成阶级对立面，如同水火，所以，批斗没有温文尔雅，没有文斗，都是火爆的殴打。工程师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被卡车拉着丢在他家的门前。随着还有一纸开除公职的通知。或许是被打得没有了力气，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一次工程师对妻子非常和善。而在给他疗伤的日子里，妻子顶着白眼和谴责，四处求医问药。而终于有一天，我看到这个面色苍白，戴着眼镜的工程师，出现在我家的后院，他家的前院。他有些步履艰难的扶着墙，蹒跚着走到院子的葡萄架下的石凳上坐下。

　　稀疏的阳光，透过葡萄架的枝蔓顽强的照射下来。工程师的脸惨白的如同一张白纸。我其实非常不愿意写下这段文字，因为它是在包含了太多的惨烈和无奈，包含了太多悲伤与痛苦。

　　就在我看到工程师的三天后的一个雨夜的清晨，我听到了后院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所有的邻居们都被惊动了。那口曾经封闭了井盖的水井的盖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掀开，工程师泡在幽深的井底。他选择了投井，因为只有他才有水井的钥匙。家人们阻止了我企图看一眼这个现行反革命被打捞上来的情形，但是，据说是工程师死的时候，衣冠整齐。在井沿上留下一封遗书：“毛主席我不是故意的，毛主席万岁”只有这样寥寥几个字。负责打捞的人，据说当众宣布“XXX现行反革命犯，自绝于党和人民。”然后拉走了工程师的尸首。

　　而就在工程师死后不久，他的大儿子，因为参加武斗的时候，被流弹击中而死亡。他的三儿子，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不知道从哪里捡到了一颗12.7mm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在家里用钳子夹着敲打结果轰然炸响，被炸掉了左手的三根手指。

　　一九六八年的深秋，破败的工程师一家人，先于我们家，被遣送到了偏远的农村，一走杳无音讯。

　　你头上所有的惊涛骇浪都消失了，不见了，但是，你的恐惧感会依然存在。

　　那排明亮大窗子依然在，窗子里看不到人影，而窗子上也悬挂绰约的纱帷，你无法看清楚里面的一切。邻居的大妈们告诉我，工程师的家人从走后再没回来，房子的主人早换了人家。那口水井依然在，只不过已经盖上了消防专用的井盖。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记得，在这口井里曾经有一个冤魂，曾经有一双永远无法瞑目的眼睛，而仅仅因为一个意外，仅仅因为那瓶不慎洒出的墨汁。

　　前些日子，看网络看到了这样一则报道，说是北朝鲜已经明文规定，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一定要保护领袖的肖像。我看到这则报导，心里升腾着一股刺骨的寒意。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在给你们讲述着现代版的“天方夜谭”，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

　　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文革期间，就因为在朗读毛主席语录“狠抓革命，狠促生产”的时候，将“狠”字读成“狼”而被当场拿下，背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抑郁而死。

　　岁月的疯狂，无法掩盖历史的荒唐，暴力必然相伴着谎言和欺骗。任何企图冷淡历史的人，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么他一定是心灵饱受了历史的创伤，揭开，必然鲜血淋漓。强权幻化成一种信仰，或者是一种带有明显统治力的暴行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顺民的山呼万岁，再就是深藏的血染的悲伤。

　　我非常感谢我的大学老师，他彻底打消了我试图主修历史的念头，因为他告诉我，你揭开历史的每一页，无论它的装帧如何华丽，你都会发现里面的肮脏和血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躲开了，但是，我躲不开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躲不开那些挥之不去的往事。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人海茫茫，后院一家人，工程师的亲人们去了哪里？那被崩掉了三根手指的老三现在何处？当年还是幼童的工程师的另外的一对儿女如今已经长大了？他们在那里？

　　毫无疑问的是，我相信工程师一定会被平反昭雪。但是，这些迟来的公正，和那些不屈的冤魂之间有什么能赖以沟通的桥梁或者途径？无非就是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而已。我注意到一个朋友在我的博客的这个系列上的一段留言，“庆幸我们还活着。”或许这算是最无奈，最真实的人生叹息了。

　　最近我看到重庆丰都据说要投资七个亿，打造一座全新的“鬼城”，营造一个全新的旅游热点。我突然有一丝感悟，不知道这个鬼城中会不会有“奈何桥”上那些枉死的冤魂，会不会有十八层地狱，会不会有上刀山，下油锅的酷刑，会不会有惨绝人寰的呼号。吃饱了撑的发慌的国人，终于可以挥舞着大把的银票，给自己讲述自己看不见的那个世界的故事了。

　　写到这里我要感谢泡网的朋友，因为是他们摘录的一段刚刚过世的俄罗斯的文学大师，索尔仁尼琴的一段文字让我有一种深深的认同感，非常惭愧，我没有完整的读过这个大师的著作，但是，我转抄这段文字如下：

　　“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我认同这段文字的描述，即便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企图卡住我的喉咙，我也敢说我认同这个说法。

　　2003年冬日小巷之行，这些年来一直折磨着我，让我有一种把我知道的，或者是听来的这些往事，写出来的冲动，我一直在踌躇，在犹豫，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喜鹊蹬枝的主旋律的故事，甚至它与和谐社会也毫不沾边。我所以，一直到今天才陆续完成这段文字，没有其他的考虑，就是一种使然而已。

　　普通的人，没有责任替别人去反省，去思考。那些动辄上升到历史高度吐口水，做文章的都是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家们的事情。他们注定为此而忙碌，为此而专注，为此而不亦乐乎。而普通的人必须拥有自己的思考权利，和自己鉴别真伪的能力。回望走过的路，你可能已经看不到它的起点，也看不到它的终点，但是，至少你能看到自己的足迹，看到前面的路。

　　2006年的盛夏，朋友驱车带着我兜风，路过我小学时代的后面的那座曾经挖过防空洞的山，如今车子已经在半山腰辟路行驶，绿树红花，远望一池湖水，我让朋友停车，我走下车，努力的去吻合和搜寻着自己的记忆，因为我还知道，就在这座山上，埋着因为塌方而死的三个高年级的同学。

　　芳草萋萋，青山无语。

邱天

这些人真的很不容易。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六
　　
                           双胞胎的故事

　　台风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南方好像注定要经常性的在夏季遭受这样的事情。所幸，台风依旧是绕着厦门，只是带来了降水和清凉。尽管湿气很重，但是，感觉起来还是很惬意的。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有强烈的自闭倾向，在大多数时间里，我如果不是没完没了地看稿子，就是坐在有着凉丝丝的空调的办公室里，守着计算机。今早晨例行的要冲泡茶的时候，才发觉不觉间，又一斤西湖龙井见了底。多少个枯燥而一成不变的人生，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呢？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我们都是来者，而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必然是往者。殊途同归，早晚而已。上一周，一个养生会馆开业，给我发了个请帖，我如约而去，听到了一个据说是国内著名的养生专家的高论，他说就生命而言，人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应当是你数字中的1，而你其余的一切都是0，所以，只有你的这个“1”的存在，后面的若干个“0”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不反对这样的理论，问题是，在现实中，到底有多少人关注过这种“1和0”的关系呢。

　　你我他有限的生命如何安排，在很多意义上说，并不是自己能说得算的。在多数时间里我们就像飘浮在人生湖泊中的浮萍，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不知道自己的终点。而东西南北的风，却可以任意调动我们，驱使我们，放逐我们。对多数人而言，我们谁都不是能掐住命运的喉咙的贝多芬，也不是那种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成功者”，我们就是茫茫人海中，那无数晃动的头颅中的一个，在这拥挤的人生里，你甚至无法看到属于我们的真实表情，更甭说听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

　　而你又无法否认，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其实与那些“领袖”人物并无实际太多的关系，因为他们不足以构成世界的全部，所以，我更信奉的就是“普通的人构成了最精彩的世界”这个说法，我也笃信，“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这样的话语。

　　人类是一种很会宽慰自己的物种，所以，我们才会经常性的，选择性的失明或者有意无意的忘却。而严格的说来，这其实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事实上，你想忘却的，你未必会忘却，你想回避的，你未必能回避掉。就像我这个系列的东西一样。只要写开了头，我就没有打算停止的意思，因为这一刻，很多往事一下子轰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躲不开，我无法回避。

　　这些年来，其实我看过大量的有关“文革”的文字，但是，坦率地说，我看到的大多数的都是写的一些“名人”们的际遇，或者是写作者们，高屋建瓴的通过一种另外的眼睛去看待这一切，去品评这一切，去定义这一切。而一些浅尝辄止的文字，让我始终对这种书籍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在我的记忆里，唯一一本反映普通人的文革生活的书，大约就是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而我一直认为，只有市井，只有这些普通人构成的生活层面，才更具有震撼和说服力。

　　悲剧的意义是把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撕碎。而尽管今天我们可以继续拼凑着“美好的生活”，但是，那曾经的裂痕和缺失，已经注定是你我他一生也无法找到的缺憾。我最近读了一些并不系统的书，总感觉，人类的思想永远无法统一，因为人类的思想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模式的盒子能装下。上帝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让他们偷吃禁果，让他们把这个世界变得混乱而无法自持。

　　1998年的盛夏，我出差路过东北的一座偏远的小城，原本我是不想在这里停下的，因为事先接到了一个客户的邀请，所以，就在这里下了车。一座典型的东北工业城市的外观，看起来灰蒙而滞重，天色铅灰。甚至空气里都洋溢着一种让你呼吸有些局促的味道。前来接我的老师，有些不好意思“我们这地方太小了，空气质量不太好，不象你们大连，山清水秀的。”我打断了他的话“客气了，大连也就是近十几年才有些变化而已，以前也差不多。”在车上我在想：“在这样的城市当父母官的人，有没有一种责任感和危机感呢？”

　　晚上是一个“接风洗尘”的酒宴。我一个人，对方足有八九个。东北人喝酒的规矩还算厚道，大家共同举杯，当然偶尔个别来一杯也有。那天喝的是当地的地方品牌的高度白酒。实话实说，非常好，口感很棒。再说喝酒的小盅也很到位，大约只有两到三钱的样子。不觉间，两瓶白酒见底，我还以为差不许多了，哪里知道门一阵响动，被推开，走进一个人，端着一大号酒杯，哪杯子足有三两。接待我的老师忙介绍“这是我们的处长，也是你们大连的老乡，听说你来了，过来看看。”这样的酒你是无法回避的。我赶紧让服务员倒满了自己的小酒盅，企图这样应付一下。孰料，那处长老兄像看着外星人一样看着我“老兄，你这不对啊，你看看我的杯子。”他特地把盛满酒的杯子向上举了起来。在起哄声中，我看着服务员拿来了一个一模一样被子，将酒斟满。我们两人举杯碰了一下，几乎不约而同地说：“来，老乡干杯。”然后我们一饮而尽。

　　酒喝掉了，这位处长并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坐在我身边的位子上，顺口说“我离开海滨有三十多年了，海滨现在真美啊，我退休了要回去。”我随口问了一句“处长你家在海滨什么地方。”“明泽湖边。”他的话几乎让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我家也是。”世界上的很多事情，确实充满着巧合。比我大了三岁的处长，居然是我小巷曾经的邻居。

　　那是一个让我醉的一蹋糊涂的夜晚，我的记忆印象里，我们喝干了六瓶白酒。

　　好酒是不上头的。在宾馆醒来，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十点多。我收拾了一下，正要下楼，门开了，邻居处长走了进来，依然精神焕发，果然是“酒精考验”的战士。我们坐在沙发上随便聊天。

　　我记得他，他根本不记得我。我记得他的原因是，他还有一个孪生兄弟。

　　他们的家住在小巷东端的军官大院的斜对过。也是一个很错落有致的院落。我印象中的就是小院落中始终生长着各种花草，还有那房屋上红色的瓦片，看起来鲜艳而不俗。小院临街的门是一个有着如今称为欧陆风格的铁栅栏，多数时间里，这道门是上锁的。小院的主人姓秋，这姓氏有些特殊。在多数时间里，小院的一家人不会与小巷的人们往来。而他们出行也往往在小巷的东端，基本不穿越小巷。秋家据说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据说给国家捐了很多钱，也就是那种红色资本家的意思。

　　我甚至没看过秋家的家长什么样子，因为在他们家的门前，时常停着一台黑色的伏尔加轿车，他们的出行基本都是车来车往。相比于小巷的人们来说，他们显然有些地位特殊，不合群，或者是特立独行。但是，唯一例外的是，秋家的两个男孩，他们是一对双胞胎。他们根本不安于在那个小小的院落里，所以他经常出现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所以，他们注定是“头儿”。这双胞胎兄弟，经常挥舞着各种玩具枪，或者木制刀具之类的东西，率领着我们冲锋陷阵，和上一条街的孩子们打斗。

　　那年月不能说我们的世界和天空是枯燥的。那时候流行做“火药枪”。所谓的火药枪，就是把若干自行车链条拆卸了，然后把那些链条并行组合在一起，外面缠绕上厚厚的塑料带或者是电工胶布之类的，然后用八号钢丝，弯曲成一个手枪的模样，把缠绕好的链条装在上面，后面有一根撞针。火药枪的前端，用来装填火药，而堵头则是一根火柴，所谓的火药，也是从一根根火柴上刮下来装填进枪膛的，一定要把火药捣实，其实这个过程从满技术性，因为稍不小心就可能导致火药爆燃，这样你就前功尽弃。说实话，火药枪做的好的还真有。而在我的印象中，做的最好的莫过于这双胞胎兄弟的。那枪做的看起来非常漂亮，而且，每一枪都十分清脆响亮。

　　那时候，这两兄弟每人手里都提着两支这样的火药枪。在和上条街的孩子们对垒的时候，这四把枪几乎是对方最惧怕的武器，只要其中有一支响了，对方基本作鸟兽状散去。但是，这种火药枪，基本是没有任何杀伤力的，除了有声响，没有别的什么，当然也有偶尔的倒霉蛋，被飞射出去的火柴棍击中脸部偶尔流点血之类的，那都是意外。而上街的孩子们也不是白痴，他们很快就如法炮制出我们一样的火药枪，因此，两军对垒，你会听到劈劈啪啪的火药枪声不绝于耳。而那个倒霉鬼在装填火药的时候，炸伤自己的事情都是寻常发生。后来我们双方都意识到，这已经无法征服对方了，于是有了弹弓枪，有了瓦砾石块，有了棍棒搏击。其实在大多是时间，我们都相安无事，偶尔有些冲突，也随着双胞胎兄弟和对方的谈判而烟消云散。

　　那时候我们后面的马路上经常有拉瓦斯石的车子路过，偶尔会有瓦斯石散落，大大小小。这些瓦斯石成为我们最大的乐趣。在泥土地上挖一个不大的坑，把瓦斯石放进去，里面倒上水，然后起了化学反应，然后上面扣上一个铁皮的罐头盒子，盒子的上方打一个小孔，穿一根纸制捻线进去，点燃后迅速离开，不久你就会听到“嘭”的一声爆响，罐头盒子飞上天。就这样一次，两次，直到瓦斯石消耗光了，才怏怏罢手。

　　2003年我重回小巷的时候曾经和老邻居们说起我和双胞胎之一的老大相逢的经过。邻居大妈，抹着潮湿的眼睛叹息说，文革期间他家没少遭罪。我点头，是啊，我记得。

　　一九六七年的深秋的一天，秋家门前聚集了大量的“红卫兵”。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于是，那座小院封闭的铁栅栏门被砸开了，红卫兵们蜂拥而入。秋家被抄了个底朝天。几乎所有能显示他们“罪行”的物品都被掀到院子中央，透过人群，我没看到秋家双胞胎的爹，（后来才知道，早就锒铛入狱）只有双胞胎的妈妈和双胞胎，还有他们的姐姐。他们都被捆绑着，那兄弟二人还想挣扎，老大的嘴角还流着血。而他们的姐姐，苍白的脸上，除了恐惧没有别的什么。

　　其实，秋家迟早被打倒早就是小巷人们的共识了，因为一直以来，他们的围墙上就没有停止过各式大纸报，那些大纸报刷了一层又一层。花花绿绿的纸张，被风雨撕碎，各种字体，无不表述着一个共同的声音，那就是“秋XX是一个双手沾满劳动人民献血的十恶不赦的资本家”。

　　秋家的物品被红卫兵们肆无忌惮的扔在院子里。什么油画，书画，什么瓷器，什么书籍，以及一些红木家具，还有一些床上用品，几乎堆成了小山。“红卫兵”们“义正词严”的斥骂着点燃了这一切，于是在清脆的瓷器爆响中，我看到秋氏兄弟愤怒的，不屈的目光，和红卫兵们雨点一样落下的皮带。

　　我只能从历史的灰烬中嗅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凶暴与残忍。但是，我却透过红卫兵们在打砸抢烧中充满了主义和真理的笑容里，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悲凉。物品何罪？！何人授权？难道人权，正义，良知在那个时代注定是最廉价，最底层的么？

　　秋家被打砸后不久，就被清除撵到了乡下。因为平时，他们基本也不与小巷的人们往来，所以，他们的离开，也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看到了。居然是武装押送，红卫兵威风凛凛的戴着红袖标站在车上。而双胞胎则不屈不挠的扬着头颅，其中的老大，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处长，喊了一句：“我早晚会回来”。

　　而从老大的嘴中我知道了他们一家的归宿情形。

　　他们被遣送到辽北的一个极其偏远的山村，在那里他们生活了整整十年。一九七四年，他们的父亲被释放，也去了哪里。而他们的姐姐则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并一口气有了三个孩子。他们兄弟二人，在恢复高考后，双双考入同一所理工院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这座城市，原因很简单，他是学石化专业的，毕业分配必须专业对口。而他的弟弟则去了省城的一所院校任教。

　　秋父于一九八二年平反，重新回到了这座城市，出任一个政协文史文员的闲职到离休。如今两位老人都健在，算来也都八九十岁了。他们的孩子，都回到了他们生身的这座城市，用老大的话说，既然我不能在那里生活，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去。

　　不能不承认，人们都有一种自我的修复能力，对多数人而言，更多津津乐道的是今天的日子，或者是明天的生活，很少有人对往事耿耿于怀。

　　但是，毋容置疑的是，是岁月改变了人生，改变了人的轨迹。就像邻居大妈说起秋家的女儿，那说不出来的惋惜：那真是一个有礼貌，漂亮的女孩子啊。可是，当她拖着几个女儿出现在小巷的时候，有谁知道或者是认识她呢？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农妇。这就是命运的作弄吧？但是，这种捉弄人的命运，包含着太多非人性的因素，包含着太多非人权的因素，也包含着太多因为政治家的个人喜好，而导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的因素。

　　他乡遇故算是人生喜事之一，中午的时候，他约我去他的家里，我们两人喝光了一瓶白酒，他意犹未尽，又拿出一瓶，被我谢绝了，因为我晚上的火车，不能再喝了。临走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兄弟，我再坚持七八年，就该退了，退休我就回去。我忘不了那里的一切啊。”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泪眼汪汪。

　　算起来双胞胎的老大大概也快退了，也不知道他们一家现在如何。但是，有一点我不怀疑，他们不会再有那样的遭遇，也不会再有那样的人生。

　　英国人史蒂芬.斯宾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好比一艘船，装载着现代人的记忆驶往未来”。而德国人赫尔巴特说的更直白一些：“历史应当是人类的老师。”所有这些大师们对历史的精确描述，一定包含着他们自身的丰富人生经历和对历史的深刻的，透彻的了解。雅克.勒高夫说的更明确：“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丧失往昔的人是不幸的。世人应当认识和尊重过去，以便建设符合情理的未来。”

　　那些并不久远的往事，如果在我们的心底连基本的投影都没有，那在我看来是人生最不可言状的悲哀。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七
　　
                           舞蹈演员的故事

　　有的时候，我们沿着我们曾经熟悉的，或者陌生的人的生命脉络向深处追寻，你就会清晰的感受到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其实存在着很多雷同的，相似的东西。这大约就是所谓的人的共性。

　　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老人，她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听她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一个人真不容易啊”这个“为=做”。至今我也把这句话奉为我人生所学的至理名言之一，看起来就是一句简单实在的大白话，其实包含着深深的人生道理。

　　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一直在努力清理或者理顺自己的思路。在我看来有些人你是注定无法忘记的。不论他们距离你今天的生活多远，也不论他如今是否存在于世，但是，他们就像刀子一样，注定要在你的记忆里隽刻，无法抹平，无法消失，无法磨灭，无法忘却。而有的时候，我们倾其一生，或者可能就在做着这样简单的事情：怀念或者寻找。

　　我自以为我是一个对人生至少不绝望的人，但是，我不排除我的人生路上充满了迷茫，充满了失误，充满了动摇，充满了惶惑。但是我笃信，生命中有爱，是坚持让我走下去的最直接的原动力。

　　我对自己的历史观，早已经从迷茫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因为我直到今天才感受到那些事实的真相，那么我这五十年，几乎就是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下生存，活着。我的这些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怨天尤人，但是，我相信，和我一样的心态的人一定很多。人生大舞台，生旦净末丑。匆忙间你登台我下场，风水轮流，车马人生。

　　我们都不是这个舞台上那些风云英雄，都不是那些不世的枭雄，我们就是芸芸众生中的最普通的人，来过，在这舞台上走过，然后消失，像无数片叶子一样，曾经嫩绿，曾经风华，但是最后却悄然飘落，毫无声息。

　　每一次去殡仪馆的时候，我听到的除了哭声就是叹息，其实，殊途同归，迟早而已。我曾经听过一首很“颓废”的摇滚曲，歌词让我记忆犹新：

　　人生啊，人死啊，好像一盏灯啊，人死了如灯灭，棺材板子油光光……如今，棺材之类的东西已经很鲜见了，我印象中最后一次清晰的看见棺材，就是鞠木匠怒劈他爹的那口棺木，转眼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一捧骨灰，小小的匣子，才是你最后的家啊，赵本山用调侃的方式，说出了最残酷最真实的人生。

　　昨天我收到了一封E－mail是我的一个好友发来的，他看到了我的这个《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后给我写的信，信里他用了“我很吃惊，你的思想变化很大”这样的字眼。我没有给他回信，因为我想用这种直接的方式，告诉他，以及告诉所有关爱和关心我的人，或许在我看来，这一组文字也意味着我的一种诀别，和过去的，和传统的，和主义的，和真理的一种诀别。谁也休想再扼杀我的思考，尽管它依旧茫然，依旧无奈。我曾经是一种声音，或者一种思想，或者是一种体制下的爬虫，我蝇营狗苟，我小心翼翼，我度日如年，我小富即安。我就像契珂夫笔下的那个不慎打了一个喷嚏，最终却惶惶忐忑而死的小公务员，周旋在小心翼翼的人生中，言不由衷，曲意逢迎，但是，从今天开始，一切都去他妈的，给我滚的越远越好。

　　目睹真相和知道真相都不难，难的是你要有说出这一切的勇气和胆量。

　　我明白朋友E－mail所透露出的信息，他其实是在为我担忧，怕我言多必失，怕我因言获罪。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看起来“字正腔圆”的时代。我们的思维曾经被灌输成“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我们言听计从，我们所以才疯狂无知。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

　　有关这个舞蹈演员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听说来的。但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是亲眼见过的，她住在我们小巷的东端，严格的意义上说，她属于另外的一条街上的住户。我唯一能搜寻到的是，这个舞蹈演员的弟弟是我哥哥的同班同学。

　　她是一个舞蹈演员，是一个跳芭蕾舞的舞蹈演员，也是一个有着在当时的说法是中苏血统的舞蹈演员。

　　儿时的我对于漂亮的概念是极其肤浅的。但是，我听到过满小巷的人们，对这个舞蹈演员赞不绝口的夸奖，那就是非常漂亮的大美人。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唇红齿白，长发飘逸。更让邻居们赞叹的时，她是一个及其有礼貌，有教养的人。走在路上，无论是见了邻居的老幼，她都会主动打招呼。

　　据说她是出访过苏联（那会儿）参加国际芭蕾舞节并获奖的。也据说她曾经给中央首长跳过芭蕾舞，这一切的传说，或者是据说，都不抵我亲眼所见来的更直接更残酷。一九六七年底的那个大雪飘飘的日子，喧嚣和疯狂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红卫兵们更像是邪教徒，在简单的思维里，容不下任何别的什么。破四旧，立四新，结果是四旧被破的一地狼藉，而四新看起来就是“新疯狂，新无耻，新无知，新暴行”。

　　六七年冬天，一场好大的雪。积雪让小巷看起来拥堵。人们忙不迭的清扫着积雪，在艰难开辟出来的空地上，准时地跳起忠字舞，准时地三忠于，四无限，准时地聆听“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很多年后的今天，我看到网络上有关“靠”字的别解，遥想当年，不禁哑然。那时候，主义和思想成为两个不同的派别，但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在砸烂封资修，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时候，出手都彰显着冷血和凶狠。

　　舞蹈家被批斗的准确时间，应当就是在那场大雪后开始的，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滴水成冰。小巷口的喇叭一刻也不消停的喧嚣着，要彻底清算封资修，要揪光所有的阶级地染，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经常化的“最高指示”的颁布，更是让臣民们频频走上小巷，载歌载舞的庆祝。

　　我没看到批斗舞蹈演员的那一幕，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在多数时间里，我蜷缩在家里，百无聊赖的拨动着哥哥做的那台矿石收音机，戴上耳机，听着里面蚊子哼叫一样的声音。或者百无聊赖的找出几本连环画来复去的看。

　　滴水成冰的日子，舞蹈演员被红卫兵们套上高高的纸帽子，戴上大块的木牌子，上面写着“苏修特务”几个朱色大字。她的脚上，被红卫兵们勒令穿上了一双从她的家里抄家收获的白色的薄薄的芭蕾舞鞋。而红卫兵们，勒令她用芭蕾舞的姿势走路。于是在雪地里，留下了一行芭蕾舞的足迹。

　　很多年后的一次我和几个朋友谈到人性的残忍和暴戾的时候，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他们都一声叹息：真没有人性。

　　而那次批斗之后，她留下了终生残疾，双足冻伤性坏死。

　　有的时候我确实很茫然，人类如果能改变一下自己的残忍，学会宽容和共存，或许这个世界还可以期待，可是现实击碎了我们的善良，连给与企盼的机会都没有。很多年后，我在这座城市的名单上看到了这和舞蹈演员的名字，只不过前面已经加上了舞蹈家的字样。但是，一个冻残了双足的舞蹈家，如何舞蹈？只能用她的心灵去放飞自己的梦了。

　　算起来她也应当有七十岁了。我对她的了解不多，没有更多的文字去描述。但是，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挥之不去这样一幅场景：冰天雪地，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头戴纸高帽，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脚上穿着一双薄薄的芭蕾舞鞋在雪地里走着，在红卫兵们肆无忌惮的疯狂里跳着，在他们的笑声中屈辱着。

　　这一定是她全部人生中，最悲惨的一跳，最无法忘怀的一跳。和恶作剧无关，和个人恩怨无关，那么这个悲剧的全部责任和注解，就应当算在那个曾经的时代，算在策划了这一切的人的身上。

　　莎士比亚对残忍有一句精粹的描述：“残忍长着锋利的牙齿”。是的，残忍撕碎了一切美好和善良，也摧毁了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和期待。撕碎美好，毁灭善良，这和暴徒的行径毫无二致，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切都是明火执仗，都是堂而皇之，都是招摇着主义和真理的幌子。而打着这样的旗号，号召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人，最终的目标和目的何在？

　　我们必须承认生命的渺小，也必须承认，在有限的人生直线上，多数人的普通人都是走着默默无闻的路，过着平平常常的人生，我想这些普通的人没有过分的奢求，能平安，能祥和，能安稳，或者衣食无忧的渡过一生足已。没有人喜欢或者期待在一种混乱或者是动荡之中度过一生。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回头看一看那些曾经的岁月，或者拔高的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谁有敢说那曾经疯狂而荒唐的一幕不会发生？

　　背叛需要勇气和决心，不是所有的叛徒都是可耻的。所以才有了亚里士多德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我们注定背负着顺民的意识和思想，那你一定是在一种屈辱的状态下活着。

　　事实上，在那场长达十年的疯狂之中，很少有人，有家庭不受到冲击和波动的。而我们全部命运的转变，则也拜这场浩劫所赐。我们或许可以叹息，我们就这样被人为操纵的命运所改变，但是，如果我们切开这个人生的横断面，你会不会看到更多令你感到震撼或者是震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引发你心灵的思考和战栗，才是最核心的。我们不能因为悲剧看多了，眼泪流干了，就剩下木然。

　　所有的悲剧的成因，一定是因为有悲剧的制造者。而悲剧的意义在于它的毁灭性和残酷与无情。那个舞蹈演员的弟弟，也就是我哥哥的同学，在姐姐被揪斗后，告别了这座城市，来到了偏远的乡村，当了一名知识青年。而命运充满着巧合，后来他被所在公社请去当了一个民办教师，而且，恰恰成为我在农村读书的日子里的班主任，也成为我所敬佩的大哥。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了大学。如今在一个设计院担任职务，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生活的如何。

　　几十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如果能认真地回望一下来路，你会看到一地鸡毛，一地伤感，一地遗憾，一地苦涩。美国作家房龙在他的大作《宽容》中，一直试图排解着我们对人生的怨毒和愤懑。“宽容就像自由一样。没有人能光靠祈求，就能得到它，如果不永远小心、警惕、没人能保有它。”但是，我一直认为，人类仅仅拥有宽容是远远不够的。捷克人伏契克在走上绞架的最后一刻告诉我们：“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这不仅仅是对法西斯，对纳粹的一种警告，也是呼唤人类美好的一种呐喊。

　　惨状不远，就在昨天。

　　但是，没有人希望再看到它……

邱天

真不错，继续！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八
　
                    　拐子武术教头的故事

　　我经常幻想着，或者说渴望着，如果有机会，我一个人背着行囊，行囊中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一定要有一台不错的数码相机，要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笔记本电脑，然后我一个人独行于天地之间。

　　我走着，哪怕走在荒芜人烟的崇山峻岭，我走着，那怕走进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我从大漠孤烟，走到长河落日，从塞外高原，走到江南水乡，去感受那无限的风情和浪漫，去聆听那无数人世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故事。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兑现自己的这个愿望。

　　哪怕我的脚，不经意的在沙漠中踢出一块我不知道它来自何年的陶片，哪怕我干裂的嘴能吸吮一片小草上的露珠，或者看着漫漫沙丘上，懒洋洋的蜥蜴爬过，或者凝望着远方，看着沙漠之舟的骆驼，坚强的走过大漠，而悠悠的驼铃，会敲击着我的心房。

　　昨天一个看过我的博客的朋友给我留言，大意是：“你的《那些岁月那些人》无非是一个小说而已。”我沉默无语，或许我也不需要说什么。我没必要由此疼惜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如何没有记性的民族，也没必要去叹息，为什么人们学会了速忘。如果忘记是排解一切哀伤的理由，那么就让我们集体学会忘记吧。

　　感谢“和讯”把我的《舞蹈演员的故事》置顶，让它在一天之内，有了近万次的访问，有了近百次的留言，而且我也承认，对一些言辞特别“尖利”的留言，我都作了删除，因为至少它不符合我的语境和心态，在此，我要向部分朋友说句：对不起。

　　人生的过程在于你的经历。任何所谓的智者或者什么“先知先觉”都是后人顶礼膜拜的结果，是一种人为宗教化的结果。山呼万岁的不会万寿无疆，而永远健康的最后居然折戟沉沙。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句就是一句，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都是不靠谱的故弄玄虚。

　　有关小巷的故事，基本接近尾声，但是，有关人生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系列，它毕竟是一段真实的，无法抹杀的人生的横断面，你看得到激情和疯狂，也看得到残酷和鲜血。其实，回头看去，就是一些无比普通的人，极其普通的往事而已，至于他们是否有代表性，或者说有其他的作用，这不是我所关心的。

　　其实我最早想写的就是有关这个拐子武术教头的故事，因为对于他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在我的全部系列中，或许惟有他和连生才是我丝毫不会偏差的描述的对象。

　　在我家正对小巷的这一面，是一栋灰色的楼房，是一栋五层的楼房。建成于何年我没考证过。但是，这栋楼房属于俄式建筑好像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它的窗子都狭窄而高的那种。而这栋楼，如果你去了上一条街你会发现，它事实上是一栋四层的楼房，靠近小巷的这一面，不过是它的地下室而已。而这栋楼的多数居民，都在上一条街的楼道里出行，基本与我们小巷无关。唯独靠近我们的这一层，有着若干临街的门。

　　确切地说，拐子武术教头应当是在六三年前后就住在这里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所以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是一个拐子。他的右腿显然是残疾的，多数时间里，他右手里拄着一根拐杖，不是架在腋下的那种，而是就拄在右手里的。

　　很多年后，我在乡下的时候，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当地一个瘸子被当地法办了，他的罪名是“抢劫”，我很困惑这个瘸子是如何抢劫的。其实很简单，他经常会选择一个时段，坐在一个人们出行必经之路的山垭口，他盘腿坐在那里，前面摆着一把刀，一把土枪。是乡里乡亲他不会说什么。人家这叫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是外地人，或者是外地的车老板，赶车路过这里，他会毫不客气地大喊一声“你给我站住，把值钱的都系给我留下，别等我站起来。”多数人看到明晃晃的刀，还有土枪谁不怕，再说一旦他站起来还不知道会咋样，所以，他基本算是屡屡得手。谁知道他是一个走路都困难的瘸子啊。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在熙攘的城市里，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个正常人是如何把自己为何伪装成一个腿有残疾的，跪在闹市化缘，被人们识破后，又是如何腿脚利落的消失在人海之中的闹剧。

　　但是，我家门口的这个拐子确实是真的。

　　最早的时候，并没有看他开武馆。而是经常聚众打牌，那时候或许没有赌博的概念，事实上就是赌博。在他家那两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除了大牌的桌子，再就是一张床。拐子没有结婚。那时候他们打牌是很讲究的，一副扑克牌，基本上一局之后就不再用，而非常便宜的处理给邻居们，我记得我就用一毛钱买回了三副扑克牌，几乎崭新。

　　拐子会武术，一直是邻居们传说的，谁也没看到。但是，一九六五年春，拐子的武馆开张是所有人看到的事实。就在拐子家的门楣上方挂了一块木牌，严格的意义上说绝对不属于牌匾之类的。那牌子上面是红的底色，黄的字迹，几个字看起来还是颇有功力的“腾飞武馆”。据说邻居们看了牌匾几乎都哑然：一个瘸子居然想腾飞。其实，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都错了。

　　拐子武馆开业的时候，我们看到来了不少人。其中有人就是一身武术装束。我当然还亲眼目睹了一个银发老者，一袭白衣来了之后，拐子就在小巷的当街跪下迎接，口称：师叔。由此人们判断，拐子确实是会武术的。而后来的日子也证明，拐子不仅仅会武术，还是有几分功底的，偶尔当街给我来一路拳脚，我们都无比惊讶：这是一个拐子么？动作之迅猛凌厉，确实让我们小巷的人无不高看。而单掌劈砖看起来更是寻常的事情。在见识了拐子的武学真谛之后，慕名求师拜艺者多了起来。

　　小巷的路上，经常被一群练功习武的孩子们所占据。他们有的压腿，有的劈跨，有的在和吊着的沙袋过不去，忽而用脚踢，忽而又拳击，忽而用头撞，也不怕搞出脑震荡。多数时间拐子都拄着手杖，一言不发的看着他的弟子们。而替他张罗着一切的，是一个据说是他的师弟的五大三粗的家伙，这小子生着一脸横丝肉，看着就不是个善主。他手里经常提着一个白色的腊木杆，那个弟子要是练习的不到位，除了呵斥就是直接用棍子点拨。所以，那些练功的孩子们，身上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也要练什么武术，因为我压根就没想吃哪种苦头，所以，在多数时间里，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这群傻小子练武功。日子就在这样的时光之中悄然溜走，小巷的东端迎来日出，小巷的西端送走夕阳的余晖，如果没有那场旷世的浩劫，我想这条小巷的许多人，一生可能都在这样一种平静中生活，老去。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随着《我的一张大纸报》骤然升温，而这场风暴能刮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它的制造者一定没想到。对门的武馆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腾飞武馆”的招牌被撤下了，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军武馆”。据说这个更名是他师弟强烈建议的。而那些弟子们，也不再闪转腾挪，辟腿击拳，他们齐刷刷的跳起了“忠字舞”。这时我最喜欢看的场景之一，因为那个拐子武术教头的舞步经常让人们捧腹。但是，他跳的绝对认真，尽管一扭一拐。

　　渐渐的武馆门前有了些许冷清的感觉。听大人们说，那些练功的学生们，都忙着运动去了。而拐子武术教头也很少露面了。突然有一天，在他家的外墙上出现了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都是控诉拐子无数教头，如何利用四旧的武馆，迫害和毒害下一代的。大字报据说是拐子门下的一个弟子写的。后来的日子里，这种大字报越来越多。

　　我清晰地记得，应当是那个初夏，六七年的初夏的一天。拐子武术教头的师弟，就是那个一连横肉，五大三粗的家伙，带着一群左臂上佩着“红卫兵”袖标的人，走进了小巷。他们把拐子从屋里拖了出来。拐子被拖出来的时候，嘴角流着血。而他的师兄弟，正指挥着一群“小将”们将拐子师傅五花大绑。拐子的手杖此刻正提在他师兄弟的手中，他毫不客气地用这根手杖杵着拐子，一边嘴里骂骂咧咧。

　　我敢说，我小巷的邻居们，是这个混乱世界里面，最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他们私下不止一次的嘀咕，“真能下去手，自己的师兄啊”。其实那个年代别说自己的师兄，就算亲人又如何？反目者，比比皆是。

　　拐子被批斗的原因很简单，两条罪状，其一是聚众赌博，拉拢青少年一代，其二是开武馆，为旧社会封资修翻案。够了，足够了，这样的罪状，在那个年代足够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然后遗臭万年的了。

　　从那一刻起，拐子没有了任何风光。除了被红卫兵游斗，剩下的就是被红卫兵取笑。有的红卫兵无比嚣张的直接端着他的下巴问“你会武功么？”拐子开始的时候选择沉默，但是，在红卫兵们冷血的皮带和棍棒下，他只能说“我不会，我开武馆就是骗人的。”一次次的游斗，一次次的殴打，拐子已经不近人形。

　　有关拐子到底是怎么死的，传说纷纭，有说是自杀，也有说是被杀，总之，在那个夏季最炎热的时候，小巷口的臭椿树上，知了无比慵懒的哼唱着“革命歌曲”的时候，拐子武术教头死了，死在那间只有临街一面窗的屋子里，那屋子阴暗而潮湿。发现拐子死的是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喜欢趴着玻璃看屋里的拐子，却发现他面冲下，躺在地上。

　　很多年来，我见证了很多死亡，正常的，非正常的。这其中有我的至亲，也有我的朋友，当然还有陌生人。但是，拐子的死让我经常回忆。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在这座城市的什么一个武术协会的成立大会上，看到了拐子的那个一连横肉的师兄弟，他居然当选了什么理事。我看到他脸上横裂出的笑容之中，藏着那么多肮脏和血腥，让我很快的转换了电视频道。文革的后期，我听邻居们说过，曾经在拐子住过的房间里，清晰的看到水泥地面上，被深深地踏出的脚窝，以及红砖墙面上，深深印入的掌印。

　　推算起来，拐子死的时候，不过三十左右。我很清晰的记得他的长相，一张白皙的脸，没有胡须，除了腿有残疾，人看起来很精神，但是，从来不和邻居们说话，但邻居们一致认可，那就是拐子的眼睛是非常有神的那一种，里面透出许多刚毅，许多煞气。我不知道他的姓氏，也没有必要知道，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也不是处于一种怀念，简单地说，我就是在讲述一个我曾经目睹或者经历过的往事。

　　我一直觉得，人或许是有灵魂的。所以，我毫不奇怪的看着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面那么多厉鬼复仇的故事，起码它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基本的，普遍的心态，那就是善恶终有报。但是，孤独而凄凉的拐子武术教头，却无比凄凉的死去，而他的师兄弟，却有滋有味的活着。难道他夜里不会被师兄的噩梦所惊醒，看到师兄那张嘴角流血的，惨白的脸？

　　“我们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人的眼睛所以长在前面，是用来看前面的路的，回望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没必要让自己活在记忆里。”这是一个网友在看了我的这个系列之后，给我的“忠告”。我承认这段话是很有人生哲理的。其实对我而言，我从来没有什么过分的，过高的人生追求，我每一天深夜躺在床上的时候，对过去的一天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而如果我回望自己歪歪扭扭的人生脚步，能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让我前面的人生路走得顺一些，直一些，在我看来是值得的。

　　我不否认，写这个系列的时候，动摇了或者说摧毁了我很多传统的东西。诸如我的所谓的历史观，诸如我的所谓的对事物的判断，诸如我的所谓的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诸如我的所谓的信仰和理念。而这一切在我看来很正常，如果我还能坚持着过去的思维或者观点，我写不出来这些文字。

　　我曾经是一个顺民，我依然不想反叛，我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和勇气，但是，至少我要对自己的人生岁月留下一点什么。哪怕这种思考是弱智的，是肤浅的，是不堪一击的，但是，它属于我，我足矣。

　　想起那个拐子的武术教练，想起他那个依然健在如今看起来好像很春风得意，据说也开了武馆的师兄弟，我们能对这个世界，对这个滑稽而肮脏的人生，说点什么呢？

　　你信不信，我看到了拐子教头那双冷峻的，令人生畏的眼睛。这眼神将会如同针芒一样，刺入他的那个如今看起来很安逸的师兄弟的灵魂深处，伴其一生，挥之不去。

　　我信，因为我觉得至少会有一种冥冥的东西，它的外观刻着两个大字，刺眼而醒目：

　　报应！！！

　　不信，等着瞧！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之十九
　　
                    杂货铺的那一把火

　　有关小巷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心里确实还感觉有一些东西盘恒在心中，有一些不吐不快的感觉。写下这样一些文字，更多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怀旧，也不是为了没完没了的怀念。

　　我很多次梦里的记忆，都是有关这条小巷的，它注定成为我生命里，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在梦里我踏上小巷，沿着小巷一路走去，看着物是人非，感受着人们冷漠和警惕的眼神，那些建筑我是那么的熟悉，那些景致与现实无二。

　　我从这里出生，从这里走出，尽管走的时候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但是，我对它的印象刻骨铭心。

　　小巷的东端看着太阳升起，小巷的西端望着太阳西沉，我坐在家里宽大的窗台上，不知道目送了多少个这样的场景，繁琐而老套，通俗而现实，我从来没认为那是一个枯燥的童年，尽管它充满了窘迫，充满了贫穷，充满了尴尬。就像我现在看到人们燃放鞭炮的时候，十几万头的鞭炮，在瞬间炸响，这在我的童年是不可想象的，我只能把一挂鞭拆开了，放到口袋里，然后用一种包装鞭炮的“马粪纸”，当成火种，一个个的燃放着，听着一声声的脆响，也有说不出来的快乐。而偶尔在路边捡到没有炸响的鞭炮，那更是一件开心不已的事情，拆开所有的鞭炮，集中它们的火药，然后点燃，瞬间看着耀眼的礼花，一片灿烂。

　　我有幸赶上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那个凭着票证的年代。甚至在我的记忆里我都能清晰地记得，母亲带着我去粮站买那种散落在地上的面粉，烙成的饼，颜色就像青色的水泥，咬在嘴里，牙齿要承受着咯吱的摩擦。比我更凄惨的是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吃过“橡子面”饱受了吃了拉不出来的痛苦。人，是享受的动物，也是会忍受的动物。这是我对人生的一个不完全的另外一种理解。

　　我所以对连生的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傻”，是全小巷孩子们取笑和作弄的对象。事实上我除了起哄，取笑他，甚至从来不和他说一句话。他的脸上永远挂着两道大鼻涕的痕迹，大大地脑袋，认识很多字，是我唯一深刻的印象而已。但是，他一定是小巷最勇敢，最无畏的孩子，因为他的世界没有恐惧。就像我很多年后，听到他被火车撞得粉身碎骨后，总觉得连生的人生其实是我最好的老师。在他的世界里，那是一种洒脱，也是一种快乐。

　　小巷里的那根被鞠木匠小儿子利斧砍过的线杆依然在，只不过上面已经没有了那盏晃晃悠悠的路灯，也没有了电线。所以没有拔掉它，是因为它不影响小巷什么，所以，人们也就习惯了它的存在。那根被油漆浸泡了的老线杆居然没有丝毫的腐烂或者倒塌的迹象，它就这样默默地矗立在小巷几十年，风中，雨中见证了小巷的历史，见证了小巷的昨天，今天，明天。

　　我曾经住过的房子，已经被粉饰一新，白墙红瓦，甚至里面的木制楼梯都重新换过，看起来很有些洋气，而那些木制的窗子已经被通用的塑钢门窗取代。唯一没变的就是，门口的那块大大的青石条做成的台阶，已经被人们踩踏出泛着青光的滑面。曾经挖过地道的门前空地，早已经被人们装扮得花红柳绿，绿草茵茵，生机无限。通往后院的道路，被横上了一道栅栏，然后上面挂了一把大大的锁头，好像要永远的锁住什么，尘封什么。我趴着栅栏看去，那口水井上方，已经有了鲜明的红色标记“消防用水”。我曾经特地看了一眼拐子武术教头住过的那间阴暗的房屋，门上挡着粉色的窗纱，窗上贴着已经有几分褪色的“喜”字。

　　无论如何，我们的生活总要继续，我们的人生总要继续。

　　中学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某师范历史系的毕业生，我记得他曾经这样告诉我，他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由无数事实堆积而成的往事。处于一种需要，或者目的，有人势必会粉饰历史，伪装历史，或者缩小历史，或者放大历史，但是，时间是最无情的揭露者，它最终会让这一切还原。这段话对我的影响十分深刻，而事实上，在我走过了数十年的人生回眸看去，也确是这样。

　　我不敢说小巷一定浓缩了社会，但是，起码小巷反映了社会。其实，后来我听到人们一种很庆幸的说法，大意就是，文革期间，这座城市的武斗并没有成为一场全城的恐怖，只是派别之间的局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我曾经经常性的看到，所谓的“土坦克”游曳在街面上，偶尔它们会冲着天打出一梭子“12.7mm的高射机枪子弹”，那枪声凄厉而震耳，但是，毕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两派武装交火的事件。

　　一九六九年中苏之间的交恶已经公开化了。为了应付随时可能爆发的“中苏战争”，北方的人们一方面在经历着文革，另一方面在提心吊胆的准备对付“北极熊”。所以，这座城市曾经举办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全城防空演习，在凄厉的防空警报响过之后，街面上基本见不到行人。而我的一个同学的哥哥，因为在船厂工作，倒班睡觉到上午九点，穿着短裤和往常一样准备去对面的小公园练练腿脚，结果被工人民兵当场拦下。他一再解释，自己不知道戒严的事情，但是，对方哪容他分说，几个工人民兵一至认定他就是出来搜集情报的“特务”，于是激烈的冲突发生了，这个老兄确实是练过的，几个工人民兵当场就被他放躺，当然他最终还是没逃脱被擒获的命运。被五花大绑，打得鼻口窜血。但是，谁也没想到他有什么背景。那次全城的戒严，很多地市都派了人前来观摩，而他的父亲正是从西藏军区派来观摩的一个高官，这件事情后来是很难收场的，据说，他就在公安局，坚持不走了，惹得一干人又是赔礼又是道歉，他都不接受，唯一的条件就是，谁打了我，你们把他给我找出来，我和他们一一单挑，能打过我，我毫无怨言。结果是哪几个直接打他的人，没办法只能出来。被他也照样打得口鼻流血，然后，他告诉现场的人“平了”转身而去。

　　顺着小巷走到西端的出口，沿着右手拐下去，是一个小小的理发馆。这个理发馆，从文革开始就是红卫兵们关注的对象，那个胖头圆脸的老板，被红卫兵们剃成了“阴阳头”，挂着木牌子，站在理发馆门前示众，一站就是半天或者一天。而红卫兵们需要理发了，只需要呼唤他一声，他立马就要投入工作。偶尔刮脸的刀不慎割破了红卫兵的某个小部位，就会遭来一顿呵斥“你想杀害红卫兵小将啊”，于是，理发师的胖脸上堆满了歉意的笑，和一连串鞠躬谢罪的动作。因为，我小时候，都在那里理发，知道那是一个相当慈善和睦的老人，对邻居尊敬有加。

　　当他彻底被红卫兵扫地出门的时候我看到了，在那辆不知道载着他去向何方的卡车上，他全部谋生的家当，被红卫兵们肆无忌惮的扔在车上。红卫兵所以将他批倒批臭，赶到农村，直接的罪证就是，在他的理发馆里，一张报纸包着一把剃刀，而那张报纸上有“不世”伟人的照片，据说红卫兵们发现这一切的时候，那柄锋利的剃刀正对准伟人的喉咙。于是红卫兵们一致认为，如果不是对伟大领袖有刻骨仇恨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阶级敌人坏分子的称号当仁不让的落在了他的头上。

　　这个孤身一人的理发师傅，最后就死在了农村。但是，据说乡亲们厚葬了他，因为他从到了农村就无偿的为乡亲们理发，不收分厘，说是以实际行动向毛主席谢罪。所以，当他最终染病拿不起剃刀的时候，乡亲们都一致认为：没有这样的坏分子。

　　顺着理发馆的方向，稍微走一点，就是一个临街的小铺，那会儿我们习惯把它称为“小铺”也就是个杂货店。针头线脑，油盐酱醋，杂七杂八。开小铺的人长的高高大大，身材笔挺，这人姓徐，他的面向很凶，长着络腮胡子，倒是穿着售货员的白大褂。在方圆周围也就有这么一个商业铺面，所以，周边的人们基本都在这个小铺里买日常的生活用品。我经常看到他在小店里，用酒提子兜起一提白酒，然后倒入柜台上的白瓷碗里，然后一仰脖喝干，余兴未尽，会顺手打开糖罐，捞出一颗糖豆，然后咯吱的在口中嚼着，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小巷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酒鬼，是一个离不开酒的人，人虽然生得凶巴巴的，其实，是一个对邻居和顾客十分热情地人。偶尔人们急需一点什么，如果没带钱，他会挥一把手，“什么时候给都行啊”，先让人们把需要的东西拿走。而对我们这些经常去小铺买生活用品，油盐酱醋的孩子，他也会经常从糖罐子里，摸出几颗糖给我们，然后挥着大手让我们离去。久而久之，他的小铺名声非常好。而一些和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也经常溜达到小铺里，他会随便的用提子提出酒罐里的白酒，当然，还是他那个白瓷碗，端给人家“兄弟，来一口”。对方也不必客气，一饮而尽，然后南朝北国，天上地下。所以，随便你什么时候，在小铺里总能看到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许多年后我读鲁迅的《咸亨酒店》《孔乙己》好像看到了这曾依稀相识的一幕。口碑，开杂货铺的老徐绝对有着人们一致的口碑，那就是，做事情大气，不拘小节，为人豪爽。老徐是一个退役的，有伤残的铁道兵，他的左腿是假肢，是一次塌方失去的。并因此而转业到了地方。这个小铺面，按照老人们的说法，他是继承了他的叔叔留下的。那一对老人已经很早过世了，无从可考。老徐从大西北来，据说是有妻儿的，还据说，他转业到地方前，是一个连长。但是，人们从来没听老徐说过自己的过去，只是有一次，我们看到他在小铺里，一边喝酒一边泪流满面地喃喃自语。老徐经历的那次塌方，让他失去了十五个战友，而他本人则失去了一条腿。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

　　那是一个因言获罪的年代，那是一个因行获罪的年代。

　　“文革”开始后不久。物资的极度匮乏，让老徐的小铺也变得清冷。而除了油盐酱醋，你也很少再见到其他的东西。老徐小铺的柜台上的酒罐子不见了，糖罐子也不见了。虽然老徐依旧按时开门营业，但是，小铺里几乎坚壁清野一样的四壁徒空，唯一不缺的就是，各种宣传品，最高指示的画卷，年画等等。据说这都是上面指派老徐必须要卖的。而老徐也倒霉在这些东西上。据说老徐曾经愤然地问让他经销这些宣传品的人“这东西能当饭吃，还是当酒喝？”几乎不用描述，在那个年代，说了这样的话，你将面临什么。而随着他被揪斗，曾经倘佯在小铺的一个酒友也愤然揭发老徐诬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说“大西北的铁路，公路是由累累白骨堆积而成的。”这在当时是不用怀疑的反革命言论，但是，鉴于老徐是荣誉残废军人的身份，红卫兵好像也拿着他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有关老徐的失踪或者是下落不明，一定有着深深的背景或者是故事。在老徐被红卫兵们揪斗了之后，应当是六七年的秋天的一天清晨，人们突然从老徐紧闭的小铺里面，看到了滚滚的浓烟和火光。当然，消防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他们用消防斧头劈开了紧闭的店门，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场景，在小铺的地中央，所有的宣传品都在燃烧，而小铺的主人老徐杳无踪迹。据现场勘探的人说，这都是设计好的，老徐这个反革命，故意烧毁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品，然后畏罪潜逃。于是人们义愤填膺的表示，一定要把老徐这个反革命抓捕归案。但是，老徐就此在这座城市消失。

　　时间让我们淡忘了一切。2003年，我听邻居大妈们说起老徐的故事的时候，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1997年初夏的一天，一个高大而笔挺的身影出现在小巷的巷口，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两个人陪伴，老徐回来了。整整三十年，年近七旬的老徐，除了那条伤残的腿走路微微吃力，两鬓斑白之外，没有太多的变化。陪着老徐的是他的儿子和孙子，那小孙子不过三两岁，怯生生，却又对小巷充满了好奇。

　　落座邻居大妈家，老徐讲述了他当年的经历。那把火是他自己放的，但是，他离开的时候，是他的战友用部队的车子一直把他送到了河北，然后他开始了一路颠簸，走了两个月，回到了大西北的银川，和家人团聚。为了避免被追究，老徐和家人更换了居住地，这一走就是三十年的光阴。

　　没有人问老徐为什么走？也没有人问老徐为什么烧了那些东西。但是，老徐说，他被红卫兵没完没了地批斗和追查搞得烦透了，也为自己这个小铺啥也没有无限苦恼，所以干脆一走了之。

　　故地重游的老徐，站在已经陌生了的小铺门前，看着这个曾经的铺面，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街区超市，揉了一下眼眶，人们分明看到他的两行清泪。老徐又回了大西北，后来他的儿子孙子却留在了这座城市。

　　在时间的河流里，我们都在流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或者会被不知的风浪左右或者是摆布，寻常的人，寻常的生活，却因为那个“不寻常”的时代而发生着变化，人的命运轻易被改变，轻易被左右，轻易被剥夺。我一直认为，惟有普通人的命运变幻，才最真实的体现出一段历史的原貌。

　　不必抱怨，也不必沮丧，更没必要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或许命运注定我们要经历这一切，那么坦然面对就是了。但是，千万不要遗忘，任何一种遗忘，都是对过去缺乏正视的表现。又是十年过去了，如果老徐健在也应当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的一条腿留在了大西北的土地上，他的战友把命都留在了那里，相比较而言他是幸运的。所有活下来的，都是幸运的。

　　依稀之中看到的是身材笔挺的老徐，用酒提子提起一提白酒，倒进玻璃柜台上那个白瓷碗里，一饮而尽，剩下的残酒挂满胡须。

　　人生，这多故事……

邱天

文革那段历史，总让人有许多话想说……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下篇1）

                     　　一九六九年底的故事

　　在写完《那些岁月那些人》的上篇的时候，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释放了什么。

　　我笃信言为心声，除非你言不由衷的刻意去隐瞒什么，但是，对我来说毫无必要。

　　就在昨天，在QQ上和网友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我说道我对于自己这五十年的人生有一种非常的惶惑，不觉间五十年过去了，回头看，自己吓了自己一跳：“这五十年，你是咋过来的？”这问题不用别人问，就算是自己问自己，也无法回答。或许只能含糊其辞：要么，反正，或者，如此，就这么过来了。

　　人生是一条你永远甭想回头的直线坐标，从你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悲观的说，你就开始了奔向死亡的旅程，只不过在芸芸众生之中，这种坐标的长短不一罢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多少人的命运是被自己所左右，被自己所改变的？多数情形之下，我们更多时巨擘们随意丢弃的“棋子”，是被“政治家”们任意玩弄的“玩物”。我所以“痛恨文革”是因为它泯灭了人类基本的善良和追求，在一种貌似“红色”的风暴下，让人们的思维不敢他想，让人们的行为不敢偏差，而这种对人性的摧残和肆虐，与暴政者们并无二异。所以，在“砸烂封资修”的“破四旧立四新”中，你依稀可以看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子，在割断张志新的喉咙，处死遇罗克等人的血腥中，你不难寻觅到德国纳粹的身影。曾几何时，人性的讨论都成为忌讳的话题，曾几何时，自由的向往被打上耻辱的烙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思考，我们所谓的经历，就像一个痛苦的便秘者，没完没了地折腾在人生的这个茅厕里。

　　我所以把上篇《杂货铺的一把火》定为上篇的结束，是因为，从现在开始，我将要讲述一段小巷之外的人生故事。再次声明，这不是什么杜撰的东西，但是处于对当事人的尊重，我会修改必要的情节，敬请理解。这也不是我的人生回忆录，我没有资格去为自己糟糕的人生写什么回忆录，这就是一段曾经的往事的忠实记录而已。

　　一九六九年底，也就是差三天就要迎来一九七0年的时候，我离开了小巷。因为我父亲的单位，响应不世伟人的号召，搬迁到了这座城市，最偏远的北部山区。而我们作为家属，必须跟随。当时，我的二姐已经去了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了，我的两个哥哥也分别在两个大型企业工作，唯一的变数就是，二哥必须响应伟人的号召，去了大三线工厂，这一走就是几十年，一直到他今日退休方叶落归根这是后话。只有我和父母一起，去了偏远的北部山区。家里剩下了两个哥哥，而二哥不久就去了四川。

　　我至今依然能清晰地记得，要离开小巷的那种心态，除了是一种恋恋不舍，还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但是，孩子就是这样，他们对未知的世界充满着新鲜感和好奇心，因此，那时候，我对即将去的北部山区十分期待。

　　一九六九年的年底，小巷充满着文革的味道。寒风顺着小巷一路刮过，撕破的大字报，花红柳绿的在地面上或空中好像被什么东西操纵者一样，飞扬着或飘逸着。小巷口的喇叭依旧喧嚣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和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从东到西，小巷已经有不下十几户人家或搬走，或遣送，或“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心甘情愿的“广宽天地，大有作为“去了。那年月好像不习惯送别，更何况一些人的离去，是很“灰溜溜”的，所以，人们的眼神看起来也和冬日不差上下。

　　父亲早已经先期去了北部山区，并投身于热烈的建设事业里，无暇顾及我们。所谓的搬家，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家当”也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而已。来搬家的是一台老式的嘎斯汽车，看起来很老旧，开车的师傅五大三粗。他看着小巷的满地狼藉，恶狠狠的骂了一句“他妈的”骂谁不知道。

　　老邻居们出来送别，那场景在冬日里有几分凄凉。妈妈的一些姐妹们相互抹着眼泪，大都是“这一走不知道能不能再见”这样的话，事实上，这果然成为一种箴言。我母亲从六九年走出这条小巷，到七九年回到这座城市，到八0年病逝，再也未踏上小巷，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冷酷的让你无言以对。

　　我站在小巷中央，看着在冬日里略显空旷和凄凉的小巷，心中有一种即将离去的快感，偶尔也夹杂着恋恋不舍的情愫。我生于斯，长于斯，今天终于要离开。小巷的喇叭换了一首曲子，我耳熟能详“毛主席的教导记心怀，一生交给党安排，笑洒满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来。”抛开这歌词的内容，至今我依然喜欢这首歌的旋律，激越而充满着蛊惑。那样的年代，多少人热血沸腾，多少人不能自持，所有的冲动都和一种信仰有关，所有的信仰都建立在一种虚幻的权威光环之中。

　　“你难道永远走不出小巷的情结么？”这是我的一个好友在看完了《那些岁月那些人》上篇的叹息，其实，尽管你人走出了，但是，你的心会留下，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很多人也都是这样。

　　我不是愿意在小巷的回忆里不能自拔，更多的是，我总觉得它给我的人生故事，实在是太多太多。走了的人走了，去继续他们另外的生活，留下的必须留下，因为生活依然继续，这就是人生最俗套的故事。

　　在那段岁月里，被扫地出门的是一种灰溜溜的离去，或者是夜里，或者是凌晨，悄然而去，人去楼空。而自愿“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人，是在车上披红戴彩的离去，送别的喜庆锣鼓透着真心的祝福，可是后来他们很多人在“广阔天地”无法温饱的时候，他们的绝望和苦恼又向谁诉？！

　　我们家的离去或许是最温和的，小巷里的人们能出动的都出动了。我一直觉得这就是一种人情的真实。年迈的都大爷爷老两口，赵大叔夫妇，甚至兴隆的娘，那个上海阿婆，都破例走下了二楼，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拉着我妈妈的手，“XX妈妈，侬要保重啊”。执手相送，竟无语凝噎。很多年后，我学到这句诗词，也想起那个场景。

　　我坐在嘎斯车的驾驶室里，车子发出低沉的轰鸣声，缓缓地驶离了小巷，缓缓地告别了我的小巷童年，缓缓地告别了我这里的童真的故事和昨天。连生，付军，李氏姐妹，哑巴，鞠木匠一家，破败的照相馆，着火的小铺，门窗紧闭的曾经的理发馆，一切都告别了。你不要期待一个孩子会有徐志摩的心境：“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悄悄地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只有在狭窄的驾驶室里，只有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才是我最惬意最安全，最踏实的世界。

　　一路上，司机大叔不停的怒骂抱怨，他说这已经是他本年度第五十次送人“上山下乡”了，一路他咒骂着坑洼的路面，咒骂着在他的汽笛喇叭声中依然不让路的人们，也偶尔咒骂说“疯子，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做”。说的谁，我依然不知道。

　　透过嘎斯车的玻璃，我看着窗望的世界。看着城市在渐渐消失，看着车子驶向未知的北部山区。

　　这是一个无雪的初冬，除了路两旁在瑟瑟寒风中抖动的枯枝，偶尔能看到一两片坚强的树叶，尽管枯黄了，依旧摇曳在寒风中，不愿意离开大地。很多年以后我看到了这样的诗句：“树叶的离去，是缘于风的追求和大地的诱惑”我怦然心动。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片的原野，庄稼收尽后的原野，只有在地头看到的成捆成垛的秸秆，以及偶尔看到的，在这样的土地上，闲逛的牛羊。车子很慢，一路上车子发动机会开锅，在前机关的盖子上，蒸腾出白色的雾气，而这时候，司机大叔就要下车，提着一把铁壶四处找水，然后倒入水箱，让车子喘息一阵子，然后继续上路。我数次昏昏欲睡，又数次醒来。天色渐晚，汽车驶入了一条沙石路，车尾带起滚滚的沙尘，呛的坐在车上的哥哥姐姐们不时地咳。

　　很多年以后，当我在高速公路上，用不到三个小时就到的当年居住过的这片北部山区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赞叹，便捷的交通和快速的高速路，是连接城乡的最好的纽带。

　　车子晃晃悠悠的驶进了山区，我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看到了“大山”，那种峰峦起伏，那种威猛高大的山。只有四季常青的松依旧倔强的保持着绿色，是那种老绿，深绿，那种透着凝重感和深沉的绿。见不到城市的灯火，偶尔能见到的就是星星点点的灯光。终于，车子停在了一座镇子上，我看到了大半年没看到的父亲。他客气的和司机大叔打着招呼，然后上了车，引导车子朝更深的大山深处开去。在车上，父亲告诉母亲，因为他们的单位还在建设，家属区需要半年以后才能陆续进驻，这期间我们就借住在老乡家中。

　　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车子吭吭吃吃的爬过一道山梁后，我们的目的地终于到了。这一路，我们走了八个小时。

　　房子是在一道山梁上的草房，一排大约有十几间，我下了车，大人们忙活着从车上向屋子里搬东西。我则走进了这个已经黑洞洞的院落里，没有我在城市里见到的电灯，这里有的只是煤油灯。

　　房东一家人，显然是为我们的到来作了充足的准备，走进屋子，一股暖意，火炕烧的滚烫。这里唯一吸引我的，就是那两条拴起来，朝着我们狂吠不已的狗。我远远的看着它们咆哮和瓷牙咧嘴。

　　吃过晚饭后，父亲带着司机大叔去镇里的旅馆住下了。司机大叔临走的时候，摸了一把我的头，然后冲着我母亲说“老嫂子，保重啊。”

　　油灯在燃烧，悄无声息，灯焰只有豆粒大小的光晕，而上方会时不时地飘起股股黑烟。草房的棚顶是纸做的，偶尔会发出奇怪的声响，房东大娘告诉我，那是耗子在走动，我有几分恐惧感。

　　草房的窗子，是那种木格的，唯一的窗棂上有一块小小的玻璃，剩下的部分，都糊着窗纸，在山风中发出一些怪异的声音，就在这里，我搂着从城里带来的猫儿，进入了梦乡，只觉得身下很温暖。这是我养的第一只猫，这只猫有太多的传奇故事，我会在后面的文字里一一道来。

　　醒来的时候，已经看到天色微亮，前来送我们的哥哥姐姐都要回去了。两个哥哥没见有什么不适的，挥挥手就走了，唯独二姐哭成泪人。

　　我下了炕，走出了屋子。奇怪的是那两条咆哮的狗居然不叫了，它们居然友好的朝着我摇着尾巴，于是我走了过去，在它们面前蹲下来，它们就趴在我面前，任我抚摸。唯有我家的猫儿，毛发乍立的，嘴里呜呜低吼着，站在窗台上充满敌意的看着这一切。院子里早就喧闹起来，房东大娘家的鸡鸭鹅都在不停的叫，而猪圈里那头猪也在哼哼呀呀的说着什么。

　　我抬头看见迎面的那座大山，在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它依然显得黝黑而高耸。远处不时地传来狗吠的声音，我站在山梁上，看到无数的炊烟袅袅升起，这个时候才感觉到，那座曾经的城市，已经离我而去，我将要面对一段未知的生活。

明月千里

那些岁月那些人下篇2
　　
                 房东一家的故事

　　很多年过去了，我时常在脑海里浮动着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老铁匠，挑着一副沉沉的担子，一头是一个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烟熏火燎的风箱，风箱上面还罗着一个木箱子，一头是一个炉子，无论什么时候炉子里都有红红的炭火。在炉子的下方有一根铁路上常见的导轨，很短，但是很重，当然担子上还有一些新旧程度不一样的铁皮，铝皮之类的金属物。这是一副很重的担子，或许我当年太小了，我试图挑起它，呲牙咧嘴了半天也没成功。

　　这是我房东大伯的行头和“吃饭的家什”（大伯本人语）。

　　这是一九七0年的初春，寒风料峭，雪花飞舞。山野里的冬日，远比城市要冷很多。一九六九年还差三天就要迎来一九七0年元旦的时候，我随着父母，坐在颠簸的大卡车上，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了这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个真正的北部农村。

　　三十多年后，我旧地重游，车子在高速公路驶入的时候我下意识的看了看表，当车子驶入我曾经下乡的这个村庄的时候我看了看表，才两小时不到半。当年这条路我们走了近八个多小时。此情此景不由人生出无限唏嘘，无限感叹。

　　因为是我随父母单位的集体搬迁，因为搬入的地方还在建设，所以，我们只能暂时借住在老乡家里。车子喘着粗气，艰难的爬过山岭沟壑，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这是一排座落在山沟坡沿上的房子，是那种当时在农村可以随处可见的苫着草和部分瓦片的房子。大小石头砌成的墙壁，外墙上看得出就是用泥夹着草，屋里的墙是用黄泥抹平的，之后裱上了报纸，窗子上是白纸，只有在窗棂的最下方的中间嵌着一块书本大小的玻璃，窗子是农村最常见的上下开合的，下半扇窗子是不能动的，只有上半扇窗子可以半推开。这是一个大大的院落，在院子的靠右手进门处垒着一个猪圈，一头看起来很小的猪在那里旁若无人的走动。一盘石磨在院子的一角静静的卧在那里。火炕是热的，有些滚烫。先于我们到达的父亲已经把房间收拾好了，我们把东西搬进去就位也就可以了。因为是借用的房屋，这房屋很小，除去一铺火炕也就没有太多的空余面积了。泥土地，被不知道多少年的踩踏居然泛散着一种黑色的油光。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油灯在靠墙挖出的小洞里。院子里有两条看家护院的狗，看起来对我们很友好，并不张扬。

　　这就是我们临时的住处，父亲告诉我们在这里至少要住上一阵子，那边的房子才会建好，我们才能搬过去。

　　从城市到农村，一路的新鲜感和有些期待，在我看到这一切之后完全是一种失望甚至有几分恐惧。唯一让我感到开心的就是那两条大狗，没一会儿就和我熟悉起来，它们围着我转，撒欢。

　　这是一趟排开的若干间农房，房东一家有四间，我们住去一间，另外一间是烧火做饭的，剩下两间是房东一家住着。初见房东夫妇，那是一对貌相很慈祥的老人，房东大伯看起来有些局促的搓着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对我的父母说：这条件不好啊，你们先凑合着住上一阵子吧。房东一家有三口人，除去老两口还有一个我叫“二哥”的人，我记得那一年二哥应当是二十刚出头。身材不高，看起来很壮实，但是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二哥好像那里和常人不一样，细端详我看到二哥的眼睛好像有一点斜。但是，房东大妈告诉我，你二哥耳朵聋，他有病。什么病大妈没说，我这是后来才知道二哥的病。

　　房东大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成家，独自立户，住在离房东大伯不远的另一个沟里。房东大伯应当属于那种“手艺人”，会铁匠活，所谓的铁匠活也就是走村串乡给乡里乡亲们收拾点日常的生活用品，比如补锅，比如打把镰刀斧头，比如卷个铁皮烟囱之类的，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会这样一门子手艺至少会为家里带来一些零用，解决一下油盐酱醋开销。房东大伯还有一辆自行车，我很少看见他骑着出门，大多数时间那自行车就静静的靠在墙根下，那时候有一辆自行车算是一种奢侈或者是一种身份和地位。房东大伯在更多的时间里，是挑着他的铁匠担子出行。花白的头发，其实他仅仅比我父亲大一岁，一张饱经风霜岁月雕刻的脸，好像在那些皱纹里总藏着洗不净的灰尘，藏着无数的往事。

　　因为刚到农村，学校在镇里，距离我家的这个地方至少有四五里的路，父母心痛我就没让我上学，我这一辍学就是六个多月。这六个月是我最快乐，最开心的日子，即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不夸张地说，几乎清晰地记着那六个月的那些个开心的故事，历历在目。

　　家里挨着山，这山叫做“鸡冠山”，其实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叫“鸡冠山”，或许是在那个位置上端详看这座山像一个“鸡冠”？，这是一座按照现在的观点看并不高的山，但是，很难爬，有一段路非常惊险（至少当时我认为）。三十多年后的某一天，我旧地重游，试图沿着当年的路爬一次鸡冠山，但是我踟蹰了，因为我已经找不到当年的路。如今山上已经有了一个电视差转台，据说公路已经修到了山顶。但是，那是在山的另一侧，这一侧依旧还是很险要的。

　　我们临时落脚的这个山村，是两大姓氏组成的村子，名子叫作韩屯，其中以韩姓、白姓人家居多，我的房东就姓白。据说这韩白两姓之间很有些恩怨情仇，我一直不明就里，后来当我长大成人，看到一些这方面的文字或者是亲历，知道了这种姓氏的恩怨情仇其中有很多历史的沉积，无法用是非来统一断论的。

　　日子就这样开始了。不上学的我，每天最大的嗜好就是领着房东大伯家里的两条大狗在山里野跑，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几乎熟悉了这周边的山里的一切。即使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执拗的相信，那山是我见过的最好玩的山。冬日里的寒冷并不能冲淡我的好奇，我到了我们吃水的那个山沟，山溪早已经被厚厚的冰层封住，只是在一个向阳的地方，人们有意的砸开一个大洞，吃水就在这洞里用葫芦瓢挖出来，倒到水桶里。那水水质保证是一流的。那冰层晶莹剔透，毫无杂质，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水里面还有小小的鱼儿在游动，冬日的山溪水温温的。

　　房东大伯其实是很见过些世面的，当年参加过抗美援朝。他喜欢盘腿坐在火炕上，喜欢用“妈拉个巴子”的口头禅，他给我讲述了当年他在朝鲜战场上的那些往事，他说在零下四十度的天气里，几乎志愿兵们因为给养上不去就穿着单衣和美国鬼子干，每当说到这些的时候，他那双沧桑的老眼会掠过神奇的光泽。他给我看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疤痕，那是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头，有很大的一块伤疤，上面不长毛发。他沉浸在往事之中：美国人的装备好着呢。军大衣都是毛的或呢子的，暖和着呢，上面有很多口袋，里面揣着美国人喜欢吃的巧克力、牛肉干，还有一封什么优待俘虏的信。这些美国兵人高马大不中用啊，冲锋就是象征性的来那么几次，我们这边枪一响，那边保证抱着脑袋趴下一动也不动。他给我看了他在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战利品，那是一块用美军炮弹皮做成的，上面一直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在飞翔，下面弯弯曲曲的刻着几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平”。房东大伯还有一枚说是三级战斗英雄的勋章，看起来已经很老旧了，他用红布小心翼翼的包裹着，那是一枚铜质奖章，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抚摸，已经泛出铜的色质。在房东大伯屋里的墙上那几并排挂着的相框里面那些发黄的照片记录了大伯当年确实是“最可爱的人”。

　　大妈是一个絮絮叨叨的，标准的农家女人。据说这一辈子都没离开过这片山区。大妈一共生过四个孩子，夭折了两个，都是女孩，剩下了两个男孩。老大是个健康的孩子，老二也就是这个“二哥”因为小时候发烧救治不及时一侧的耳朵失聪，而且还留下了癫痫的病症。我在那里借住的几个月前眼目睹了“二哥”癫痫发病的场景，非常恐怖，常常是人在很正常的状态下，说着话人就忽然往后一仰，接着就双目紧闭，四肢抽搐，牙关紧咬，这时候，房东大妈就会不顾一切抱住二哥，一边呼唤，一边努力的扒开二哥的嘴巴，把一块胶皮塞进他的嘴中，那是怕二哥在抽搐的时候咬坏了自己的舌头和嘴巴而不得已为之的。一般地说，二哥的每次癫痫发作到完全苏醒时间都不很长，但是每一次发作对二哥的身体都是一次巨大的损伤，以至于二哥后来人完全呆滞了，就是癫痫的后果。后来当我父亲的单位建设完成之后，我父亲特地把二哥安排到最好的医生做了一些诊断，可惜的是那时候无论治疗手段还是药物都对这种顽症无特殊办法，终究于事无补，这是后话。

　　挑着沉重的铁匠担子的房东大伯虽然是荣誉军人，并享受着国家的补贴，但是为人极其低调，每天就是挑着担子早早出门，很晚的时候回来，闲暇的时候，大伯喜欢打猎，大伯有一杆洋铳枪，据说是大伯的父亲留下来的，枪托油光锃亮，大伯有一手好枪法，打山鸡、野兔子几乎是不落空的。在一个冬日里，大伯曾带着我去打猎，一个上午就打到了四只山鸡，山鸡那羽毛非常漂亮。关于大伯和我上山打猎的往事，我会专门写一个东西，在此不赘述。

　　七个月以后我们要搬家了，要搬到二十多公里以外的新家，那是一个更高更远更北部的地方，我父亲单位在那里建设了一座战备医院，那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医院。在一个倾盆大雨的日子里我们家搬家了，当我们和房东一家告别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双眼擎满的泪水。后来大伯曾经带着二哥到医院专门看过病。再后来我在新家开始了新的生活，日子匆匆忙忙，不久就淡忘了房东大伯一家。一直到一九七五年我参加工作，其间回家探家有一次妈妈告诉我，房东二哥死了，抽风抽死的，我无语。到了一九七九年的一次探家，母亲又告诉我房东大伯死了，死在挑着铁匠担子走村串乡的路上，是脑溢血，我突然有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哀伤。一九八0年我们家从战备医院撤回，不久家母因病谢世。

　　一九八七年的某一天我旧地重游，看到当年借住过的房东大伯的房子已经坍塌，院落已经长满蒿草，只有那盘石磨还在，乡亲们告诉我，大伯死后的第二年，大妈也走了，算算时间和家母差不多。

　　我站立在长满高草的院落中间，物是人非，无限伤感。恍惚间，房东大伯一家人的音容笑貌依旧在眼前，一次时空的转换，转眼我到中年，我的父辈们已经作古，但是，怎么也驱赶不掉这些回忆的情愫，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

　　写下这些啰嗦的文字到底为了什么？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就是无声无息来来去去的生灵，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们普通的有如你我，但是，他们却能告诉你一种东西，那就是什么叫做朴素，什么叫做真。

　　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一切，能把这段日子实录下来，就算是对那些逝去的生命的一种追忆，一种悼念吧。

　　生命对所有的人来说，就是一种形式。所谓的高贵和低微都是人为的给予的强加，就生命的本质来说是一样的，普通的人即使那普通的人生，照样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的味道。人生的接续或者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最平凡之中完成的。

　　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