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草舍煮字 于 2017-9-22 15:18 编辑
我的集邮爱好
文/草舍煮字
我在童年时就有收集东西的爱好,收集过糖纸、烟标。曾经用辛辛苦苦捡了一个暑假的牙膏皮(那时的牙膏皮是锡或铝质的,可以卖钱)交换同学手里的烟标。幼年时,我在表舅家见过他的几大本集邮册,印象里苏联的邮票最多。这是我对集邮的最初记忆。
我的集邮“生涯”大约是从求学开始,从一个巴掌大的小集邮册起家,发展到4大册(那些全年一册的不算)。
那个时候人们集邮没有什么功利目的,纯粹是爱好,又没有太多的钱来支撑这种尽管花费不太大的爱好,所以大家都是集“盖销票”,就是盖过邮局戳记的邮票。这些邮票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实际寄发的邮件上的。我有一张南海女民兵的邮票,邮戳上的“3”字的尾巴给这位女民兵添上了一抹仁丹胡子,十分滑稽。
将邮票从信封上剪下来,泡在温水里。待邮票与纸片分离后,用手轻轻洗去邮票背面的胶水(背胶),再夹在洁净、吸水的报纸里多压几次,最后夹在书本里。第二天,就得到一张平整、干燥的邮票了。把它用一种专门的扁嘴镊子夹起来,小心翼翼地插入集邮册中同类邮票当中去,就可以美滋滋地欣赏它们了,并且为自己又增加一张邮票而打心眼里高兴。
集邮的乐趣不仅在于收集和欣赏的过程,还在于欣赏的同时了解邮票画面所描绘的内容,有时还要通过查阅有关资料来详细了解,增长了百科知识,更有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悟写成文章诗词的。个中意趣实难为人道哉。
一开始都是数着张数集邮的,到后来就拼命想着集全整套。我的集邮册中有不少套邮票单差面值最大的那一两张。其实那时面值最大也就是70、80分钱,可是这种面值的邮票用量少,很难集到。手头宽裕的人可以直接到邮局去买,然后直接在邮局盖销,免去了邮寄之劳和遗失之虞。无奈我那时尚无收入,囊中羞涩,所以留下遗憾。这也是我的集邮册中没有“小型张”(专供集邮的主题邮票)和“四方连”(四张相连的同版新票)的原因。
邮票集多了,就可以在重复的邮票中选择品相较好、邮戳对邮票画面没有太大影响的留下,邮戳上最好还留有发信地址、时间。多余的可以与集友们交换,或者到邮局门口、集邮门市部去与别人交换,互通有无。那时邮局门口、集邮门市部每天都有不少爱好者在那里交流。也有些人拿着整套、整版的“外国邮票”在那里交换和卖。这些花纸头有些画面精美,画面内容符合当地特点,比如有一套“泰国邮票”表现的是泰国拳术。开始我买了几套,后来听说那都不是官方发行的,纯属私印的骗钱的假票,就把它们从集邮册中清除出去了。
我集邮收获最大的一次是回老家,大舅发现我集邮,当即把他的一本集邮册送给我(两个表弟都不集邮),那里以文革时期的邮票居多,虽然有不少破损的,我还是大喜过望,拜而受之。小姨也托她在中东的朋友为我收集外国邮票。所以,我的文革邮票、外国邮票大多来源于此。而表舅的那些集邮册全都在文革中丧失殆尽了。
我集邮票没有什么主题,一概来者不拒,和别人一样喜欢年代久的邮票。我的最早的一张邮票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一张印有孙中山头像和“中华民国邮政”的邮票。这是我上初中时,有一个比较鲁莽、凶悍的同学从家里拿来了一整版这种邮票,在班里撕开乱扔,被我捡了两张。那时我还没开始集邮,后来又无偿送给了别人一张。
还有一张是“中华民国印花税票”。是我有一次无意中捡到的一个小纸卷,展开后发现像一张邮票,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印花税票,就修整好当做邮票放在集邮册里了。后来从《集邮》杂志中了解到,民国末期邮政凋敝,没有财力印刷发行邮票,而税务机构却有过多的印花税票,于是就以税票代邮票。不知我这张是否属于这种情况。这张税票在印刷时面值为50元,到了发行时已经增至1000元了,都说“国民党税多”,当时的社会状况,藉此可见一斑。这应该是孙中山始料未及和不愿见到的(所以他早早地去了)。
随着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邮递行业不再系于国脉,民营“快递”公司被允许介入(服务质量令人堪忧),使得国营邮电局的邮递业务一再萎缩,有线和无线通讯自成一家,邮电局的“电”字恐怕已不是电话、电报的“电”,而是邮政储蓄里电汇的“电”了。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迎合现在的“集邮爱好者”的“雅好”,在一些集邮发财梦的忽悠下,大量发行“收藏专用”邮票及其系列产品成为了邮局经济支柱之一,从纸质的到金箔的,几乎要与金融产品一争高下了。物以稀为贵,这样大量的发行,达到他们鼓吹的增值时,怕是已经地老天荒,物是人非了。
现在,集盖销票早已成为了历史,人们都是购买、收藏整套、整年的新票,以期保值、增值。在我看来,这种以功利为目的的“集邮爱好者”,与其称为“收藏家”,毋宁叫做“收藏商”,这还有什么意趣可言?我羞与为伍。所以自上世纪末,我就不再集邮了,留下了4本回忆,并告诫子女,在我有生之年,概不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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