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月怅明 于 2017-10-4 23:11 编辑
韩愈曰：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
自古以来，华夏大地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抱负，有自己要去实现的“道”,上者于民，中者于国，次者于君，将自我价值与所寻之道合二为一，有实现的过程，有舍生取义的勇气，此谓之国士。而伯夷叔齐，则是国士之典范。
伯夷叔齐事，记于史记伯夷列传，冠列传之首。我在初看史记的时候，也疑惑，为何太史公给他们做传，并且放在列传第一呢？后来结合史记中的殷本纪与周本纪，就我的认识来看，伯夷叔齐是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希望能恢复上古时期的社会秩序，有一个能真心实行仁政的贤君，能为天下苍生带来福祉。伯夷叔齐所寻求的“道”，可能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吧。
何谓仁义？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史书典籍把二人事迹归纳为：避嫌让国、劝谏伐纣、不食周粟，我先从避嫌让国说起：
一、论伯夷叔齐让国
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核心简言之，即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这是周朝吸取商朝的教训创立的。这种制度的优越性是在于有效的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之间为争夺权力发生的祸乱。立嫡，一目了然；立贤，标准是什么，估计每个人评判都不一致。所以嫡长子制度稳定性相对而言是最好的。 伯夷叔齐生于商末，在他们那个时代，商朝刚刚结束因权力继承问题引发的长期内乱。殷本纪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这段历史为商朝的九世之乱，商朝的王位继承制为“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的继承制度，在立“弟”还是立“子”的事上，同室操戈，争伐不休，时局动荡，商朝由此衰落，百姓颠沛流离。商朝最终灭亡，固有帝辛骄奢之过，但国体江河日下，其本质是在于商王朝长期的内乱。
与商同时期的周，在完成了一次大的部落迁徙后，在向国家政体转变过程中，也遇到了与商朝一样的权力继承问题。周本纪记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即后世所言周太王，他的长子与次子，为了遵循父亲的愿望（让孙昌即位），主动让国，避免了国家因权力继承问题在将来发生隐患。
伯夷叔齐让国，是否受周文王二位伯父的影响，不得而知。假设一下，若伯夷立，兄终弟及，叔齐能否等到即位那天，伯夷的子孙能否放下手中的权力？若叔齐立，叔齐将来死后，是传位自己的儿子，还是传位给让位于自己的兄长后人？所谓殷鉴不远，前有商九世之乱，后有周王室、郑、宋、吴等诸侯国变，皆是因继承问题引发的内乱。伯夷叔齐逃之、让国，固有二人的道德理念在其中，但也不能说没有考量。后孤竹国的继承人是仲子（兄弟排行称谓：古代以伯、仲、叔、季），政权延续至周。
至于是否图名？太史公有句话说的很好：“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请各位观者，仔细品评此语，见仁见智吧。
二、伯夷叔齐劝谏武王伐纣是“愚忠”吗？
什么是忠？真正的忠，不是忠于君主，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和信仰。所谓二十四史，说白了就是二十四本家史，忠于家主甘心当家奴，不分善恶、为虎作伥才算为愚忠。太史公给伯夷叔齐立传时，有一句总结的非常好：义不食周粟。同时代的姜尚，也对此二人评价为：此义人也。注意这是个“义”字，而不是“忠”字。
史记记载：“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若是愚忠，为何不去投商？而选择周呢？史记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周本纪记载：“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后因姬昌恭顺，纣王赐姬昌“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根据左传的记载，纣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征伐东夷，而让姬昌代商经营西方。
周文王姬昌一心一意施行仁义，士人多归附，连诸侯国有需要裁决的事情，都要找姬昌。姬昌施行的治国理念正符合伯夷叔齐对仁义的追求，所以二人去投奔周。但二人到周地的时候，周文王已经去世了，还遇到武王用马车载着姬昌的木像前去伐纣。史记记载：“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注意，这里是指责武王不仁。
伯夷叔齐为什么反对武王伐纣？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商纣忠诚。我们看二人后来及饿且死时所作的诗歌中有这么一句“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也”。纣王之暴，他们是承认的。但他们认为周武王在父丧期间伐纣，除了不遵守丧期礼法外，采取暴力的方式推翻君主不仁义，是为后世做了一个坏榜样。所以他们去劝谏周武王，结果武王不听，武王左右“欲兵之”，被姜尚劝阻，两人很失望，逃到首阳山。
道不同，不相为谋。每个人心中的道都是不一样的，伯夷叔齐追求的道是仁义之道； 武王伐纣也没错，但那是世俗王权之道。但在伯夷叔齐的眼中，他们所追求的“道”，一直是与周自建国以来所遵循的治国理念相吻合。然而文王死后竟马上被周武王反其道而为之，打着仁义的旗号做不仁义的事。所以伯夷、叔齐耻食周粟，宁死全仁。理想虽已破灭，但求道之心尚存，虽死不改初衷。
论语中，孔子表达对伯夷叔齐的称赞共有两处，今人常取论语公冶长篇之句，有些不明所以。但论语中的述而篇，描述孔子的心情更明晰。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孔子对二人的评价很深刻：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伯夷叔齐为了信守自己所追求的仁义，超然于物外，至死不悔。所以你可以说伯夷叔齐是坚守信念而死，但他们确实不是为了某个王朝或某个人愚忠而死。
“六经之后，唯有此作”的史记，之所以把伯夷叔齐二人放在列传的第一篇，不仅是因为二人事迹时间靠前，更是因为司马迁写伯夷列传来明志。司马迁所赞颂的，是伯夷叔齐为了贯彻自己所行之“道”而坚守的气节与决心。列传全文没有任何关于“愚忠”的赞扬，满篇充满了太史公司马迁对二人高尚人格的尊重和感慨。 三、关于周粟与薇蕨的思辨
看到今人有拿周粟与薇蕨作文章，曰："薇蕨也是周之薇蕨，伯夷叔齐吃了最后算饿死又失节啊！"
拜托，说文里对粟字的解释为：粟者，嘉谷实也。古时即代表粮食，又因古时用粟米支付官员工资，也代指俸禄。若按此标准，如文天祥、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吃饭也算失节了？望文生义，不亦过乎？脱离时代背景，文化传统的评价，可乎？
当我看到有人用文字揶揄伯夷叔齐时，当有人问我，伯夷叔齐是不是傻子、脑残时，我的内心充满悲凉。我认为，伯夷叔齐是最早用行动诠释“士”在面临义利之辩时的操守与准则的人物。他们生逢商周交替时期，一切像周易中所言：“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武伐纣后，暴力成为周之后各朝代夺取政权的主流方式，伯夷叔齐其实清楚的知道，他所求的仁义之道、是永远不能实现了。所以他们殉了自己所求之道，这是宿命，同时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从这点细微处体现着社会变革的开启。
在我眼中，周粟象征利，薇蕨象征义。从古至今，面临利义之辨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南宋的文天祥，之所以能写下正气歌，就是因为他把义放在首位，君降臣不降。所以他能在忽必烈杀他时，由衷的感谢这位异族皇帝的成全。再例如“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的顾炎武，抗清失败后游历四方，累拒仕清，虽顺治、康熙二帝知其文名，却也对其无可奈何。
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舍生取义，这是一种精神。
而文化，简言之是一个族群稳定的预期和共同的信念。你预期别人会做什么，别人也会预期你做什么，倘若所有人的预期成为一种共同的信念，就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
在中国，有了这种精神和文化的预期，才能成就所谓的华夏民族。一旦失去了预期和精神，完全为“利”字所趋动，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17-10-4 22:54
收藏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