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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卷起思念的波澜
先妻病故第三年的祭日前，孩子劝我说，“您身体欠佳，路途又远，今年就别到祠堂给我妈烧纸去了。”我默然应允了，可是心里却卷起思念的波澜。她与我三十八载风雨同舟的历程，立即浮现眼前。
她1941年6月14日生于山东青州，十岁随母转学来津投奔父亲。她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六口人挤在十五平米的小屋里，全靠父亲的微薄收入生活和读书。她勤奋好学、品学兼优，1960年在天津女二中初中毕业后，保送到天津师范学校，当年被推荐到学校新闻社，兼任编辑板报及广播稿件的社会工作。我俩就是在新闻社的编辑工作中相识、相知的。我比她高两届、大一岁，是1958年从天津一中保送来的。当时，我兼任新闻社编辑组长，感觉她修改后的稿件语言通顺、文字清新、无可挑剔，经常切磋稿件的编审。1961年的春天，不少在职教师身体浮肿、难以任教，学校奉命让我们这届即将毕业的学生提前上岗代课实习。我在某所中学代课不到一周，晨练双杠时突然口吐鲜血，经查确诊为严重肺结核，右肺竟然有两个空洞。由于家在外埠农村，只得中途休学在校养病。眼巴巴看着同学即将毕业，自己却病魔缠身，情绪非常低落。就在我倍感孤独、郁闷的时候，她把自己的照片和节省下来的粮票、黄豆装进我的口袋。她真诚待我并以心相许的举动，令我暗下决心：将来如能结发，终生真心待她。我休学一年病癒之后，于1962年秋分配到市内一所小学任教。她转年毕业时响应“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毅然离开繁华的城市和年迈的父母，来到津郊的一所小学。我俩虽然一城一郊来往困难，但联系不断、感情日深。她说郊区乡亲热情、孩子朴实，愿意长期扎根、献身教育。我在市内只身一人、无家可恋，又向往古镇运河“小桥流水人家”和杨葱柳绿的环境，就于1964年秋天与人对调到她的单位并肩教学。当年国庆节放假前，学校为我们举办了婚礼，从而结束了城郊两地鸿雁传书、彼此思念的日子。
我俩婚后每人每月都是三十七元工资，直到“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在十六个春夏秋冬的岁月里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看病、添衣、吃饭，她都先记着老人和孩子。那年夏天我俩为了添件维棉上衣，根据粮店关于“定量内的米面可以一斤兑购二斤豌豆面”的告示，每月兑购五六斤。人说吃豌豆面大便干燥，可是想到这样既能多买粮食让孩子吃饱，又能节省开支购买换季衣服，她就和我一起“独吞”，不让老人和孩子“享受"。连续兑购了几个月，终于省出十几元钱如愿以偿。她说“跟同院整天面向黄土背朝天，一天只挣几角钱的的社员比，咱在天上啦！”1982年秋后，我调到区委机关工作。转年年终单位发了四百元的奖金。她让我带着孩子到市里百货大楼添置新衣，自己却什么也不肯添，高兴地在家里等着我们欢快地归来。待她看到我脚上穿着的鹿皮鞋，儿子穿着的防寒服，女儿披着的仿皮夹克，居然激动地手舞足蹈起来。
婚后第二年，我把母亲从外埠农村接来一起居住。母亲没文化、老脑筋、好唠叨，她太自尊、太好强、太小性。因此，马勺碰锅沿的事情时有发生。虽然她心里别扭，但她认准婆婆辛苦操劳大半辈子很不容易这个理儿，有气有冤有苦有怨就冲我发，从不跟老人顶嘴论理。矛盾归矛盾，孝敬归孝敬。她自己省吃俭用舍不得穿，却及时给老人添置换季的衣服。那些年副食都是凭本定量供应，每月全家只能买一斤多鸡蛋。她身体瘦弱，却都记着老人和孩子吃，只在春节增加供应时才肯尝一两个。一次，她上班的路上看到有个炸果子的，想到婆婆爱吃，就急忙买好拿着回家，看着婆婆吃完才返回学校。
我住的院里没有自来水，每天早晨要担着水桶到大街南头的供水站挑水，傍晚再挑着污水桶到南运河边去倒，这些事情从不让她操心。不料，1968年的秋天，教育系统让我带队到“一零四”干校劳动锻炼，半个多月才能回来一次。我正为挑水和倒桶的事发愁，她却不以为然地说，“你尽管放心，一切有我担着。”在这期间，她每天不但到保姆家接送孩子，还承担了挑水倒桶的家务。沉重的水桶在她瘦弱身躯的肩膀上，晃晃悠悠、歪歪斜斜、倾倾洒洒，硬是一桶一桶地把水缸灌满。1970年我调到镇委机关工作，常年下乡“蹲点”吃住在村，根本顾不上家里的事情。凡是由我该做的家务，她依然如故毫无怨言地承担下来，现在想想，要不是她的理解、体谅和支持，我是很难安心工作的。
“文革”结束以后，传统戏剧和歌曲的重返舞台，给她带来了无限欢乐。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竟不知她会唱那么多的老戏和歌曲。郭兰英、马玉涛的歌儿张嘴就来，越剧“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居然唱的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委婉动听。于是我给她买了磁带，她边听边唱、边唱边表，那手势、那身段、那做派，如果伴上行头、稍加化妆还真够票友的资格。后来，她竟背地里化妆照了张相，一有空就拿出来喜形于色地自我欣赏。病重以后，虽然连自己的、我的和孩子的名子都忘了，却不忘小心翼翼地拿出那些剧照让亲朋好友观看。
1980年她莫名其妙地腹疼不止，先后在镇、区、市十几家医院进行肾结石、静脉炎、子宫肌瘤等病的诊断治疗，经受了打针、吃药、输液、肾盂造影、窥镜探测等治疗手段的折磨，却都因误诊而徒劳。折腾了多半年，最后在南开医院切除一侧卵巢、半截子宫才算病愈。1991年前后又患上了更年期精神抑郁症，整天悲观厌世、自责自怨、无端烦恼，几次企图跳楼或自缢，都被我及时发现和制止。为防其万一，只得将其送到安定医院治疗。在此期间，家庭遗传的高血压、糖尿病也趁机发作。精神抑郁长达五六年，久经治疗刚有成效，1998年的春天又突发脑栓塞。虽然及时输液、针灸和服药，但收效甚微，逐步发展到脑萎缩和脑痴呆。从事教学三十年，居然不会认字、不会说话、不会写字了，就连我也不知叫什么名字，只会含糊不清地说“老伴”。她患病以后，专科医院去了，贵重药品买了，名医请了，各种治疗手段用了，但几乎都无济于事。我把各种药剂按照早、午、晚的剂量分成小包，观察、记录和对比服用以后的效果。帮她练习书写自己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教她试唱“小燕子、穿花衣”之类上学时唱的歌曲，扶她在就近的公园和马路散步。她好像心里一阵阵都明白似的，当看我过于劳累有些着急的时候，居然吐字不清地冒出一句“你不容易”的话来，令我十分感激与欣慰。心想：有这句话就值了，再精心服伺她，做十几年的伴儿没问题。2001年，她六十岁的生日和本命年平平安安地过去了，转年的春节也热热闹闹地欢度了，供暖停止前也在医院输液了，购买北京一家部队医院专治脑萎缩和痴呆病的药款也汇去了，准备雇个保姆的事情也托人联系了，2002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初八）上午也像往常那样扶着她在小区散步了，午饭前的几种药剂也给她按量服用了，我把做好的饭菜也端到桌上了，不料，她刚刚吃了几口就突然身子后仰不省人事了。虽然立即送到医院抢救，终因回天无力撒手而去了。她才刚刚六十一岁，才刚刚在九十多平米的双气大偏单里度过两个春节。她走的太出人意料，太急忙仓促，太让人惋惜，太没有准备。若是我日常照料不周，若是多年医治不力，若是常年卧床不起，若是已经年逾八十，若是……，走了也就走了，可是事情并非若是那样。
她走了以后，我虽然没有愧疚之处，虽然又开始了新的生活，但相濡以沫的感情，风雨同舟的经历，如同大海的波涛，时常卷起飞溅的浪花向我袭来，尤其是在她祭日的前后。为此，我伏案命笔，让孩子前去上坟时，除了捎去我发自肺腑、一气呵成的文字，代我在她的遗像前焚稿以祭之外，再带上我对她诚挚的感谢和祝福，愿她在九泉之下过得舒心和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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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流洋河 于 2010-3-6 10:35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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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6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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