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流窜犯
一、
那是在第二个房东家居住的时候。
那一片地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是山区，是我们家那口子他们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因为扩展的缘故，将当地收为己有，因此当地的青壮年们，也都被招工进厂，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为一贫如洗的当地土著居民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而且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矿，无疑也就吃矿了，而靠钢铁厂就吃钢铁厂呗。那些不符合招工条件的，就被安排在下属企业；那些下属企业也进不了的，就靠“拾炭”“拾铁”来过活。而且企业还给他们安排了廉价楼房，使这一片的居民从草房的生活状态，一下跃入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楼房里去。而剩下的这片暂时没有拆迁的房子，只有极少数能居住的。而只要是能居住的，便没有一间是空着的房子了。一是那些当地没有搬走的人们，多属于老弱病残；二是在此居住的，都是工厂单职工的家庭在此租房子的；三是外地来此地做生意的，城区的房子自然都贵，这里只要给钱，有水有电，即使不怎么能住的房子，稍加收拾，苫块油布，或者将草房的上帽换成瓦片，那就是一项收入了。而且随着入住人员的增多，房价也在不停地涨。
但是总起来看，这片房屋还是处于一种墙倒屋塌的境地。我无数次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要是拍那种战争题材的影片或电视剧——被炮轰枪击之后的惨景——基本不用再另置景物了，直接就地取材就好了。
当然这一片房屋当中也不是没有好房子，那是当地原大队书记家和在单位上混得不错的高门台家的那一种，连天井都是水泥的。房屋窗明几净，前出厦，不仅高大宽敞明亮，还和铁桶似的一样结实，别墅式的漂亮。就是住起来，也比楼上要方便舒服得多。他们有搬走的，也有没搬走的。搬走了的，赁出去就是一个好价钱；没搬走的，就是凤毛麟角、鹤立鸡群似地在这片废墟中闪耀着皓月般的光芒了。众星捧月，月亮便会更加明亮。我和我们家的那口子在商量，我们有孩子了，等高门台家的也搬走了的时候，我们就去租那种房子，尽力给孩子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成长环境。
没想到我家那口子说：“租那么好的房子你能租起了？有这样的房子住就不错了！”他抬起头来，环视一下我们所住的房子。
说实在话，我是感到委屈的。毕竟未嫁的时候，在老家镇子上的生活条件是数一数二的，吃的用的住的穿的戴的，不比真正的城里人差多少。就是嫁个农村人，也都是盖好了房子娶媳妇，而且凭我们家的和我自身的条件，那么多求婚的，却是任性地找什么志同道合有文化的人？又是为曾经的爱而伤心远嫁此地！可是看看现在租的这房子，两间通趟、一间单独的共三间小趴趴草房，草都是黑的了，又短又烂。而且院子里的饭棚，抬起头来看的时候，就会从房顶上看到光亮，而且周围漆黑一团。而那紧挨饭棚的一扇栏门又旧又小，栏墙也是塌了半边；里面紧挨顶棚下面的是一些早年存放、后来没有烧的小木头棍棍，不仅落着厚厚的灰尘，还有极厚的灰尘网子——实在算不上蜘蛛网，而是一挂一挂的灰尘。这是从我记事起老家都不曾有过的，至少要和我们那里的生活相差二十几年的距离。
而再说一些理解的话，我家那口子找我娶我也是万般委屈的，他就不止一次亲口告诉过我：“我要是现实一点，在这里找个初中毕业的厂里的职工，也比你这自学的大专文凭要强得多，起码厂里会有房子！”只是因为当初我的一篇在省电台“青年一代”节目上播出的文章，就让他听见了就对我穷追不舍，就让他一下从他家机关宿舍楼——这座小城最好的房子，而跌入人间地狱似的——他的县长级别的父亲反对我们相识：我一没有工作，二没有城市户口，因此他也被撵出家门！
好在，我们那两间小趴趴屋里，是一溜一米五高、一米宽的四个书架，上面是我满满的文学哲学历史政治法律心理学等等方面的书（还有他的几本许国璋英语），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之外书里的世界，黄金屋和颜如玉的，都有。一切也就不在话下了。
二、
眼看着又要到八月十五了，有一天迁就我们家那口子杨冲在家休班，让他看着孩子，我去赶集，准备买点青菜和鸡蛋。
当我赶集回来的时候，杨冲对我说：“刚走了他们，派出所里来收管理费了。”他这说话颠三倒四的，我得试着重新给他安排语言顺序，进行再次整理。
他接着说：“收去了一百四，两个人的。”杨冲当时的工资是每月五百元钱，是现在工资的十分之一，是当时各个分厂当中效益最好的。
我想孩子这么小，不至于又增加了孩子的管理费吧？
只是我一听就着急了：“怎么是两个人的呢？孩子这么小，也开始拿他的流动人口管理费了？”
他说：“不是，是我和你的。”
我的火“腾”一下又上来：“都收了三年了！一直都是收的我自己的！一回七十！一开始是一百二，很多不交的，拿不出来的，就变成了八十，这两年都是七十。可是你什么时候也成了流动人口？你的户口不是就在这当地吗？你也没问问他们就直接给他了？”
杨冲带着一种奇怪的笑，还沉浸在来收流动人口管理费的场景之中，对我说：“他们问我几个人在这里住。我说两个（大人，一个孩子）。他们就要了一百四。他们来了就掀锅看，亏了锅里不是肉和鱼，是半锅南瓜。”杨冲看了一眼支在院子里三根腿的铁炉子上的锅，锅底已经被拾来的柴火完全烧黑。
我说：“他们是土匪吗？再说你等我回来交也行啊！春天他们已经收了，是一年收一次。这不是才秋天嘛，还不到八月十五，这不成了一年收两次了？”
杨冲说：“他们说：早晚也得收。”
我问：“那他们为什么不晚点收呢？按说应该到明年春天来收。那要是到明年秋天来收，也是一年交一次，那我们手里就不会这么紧了吧？他们这是双节想发福利去吗？”
没想到杨冲忽然骂道：“妈拉个逼，叨叨什么？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他只要敢收，我就敢交！有本事你和他们去要回来去！”
我想：你这叫什么本事？助纣为虐吗？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是两个人想办法共同协商解决，反而想窝里糟？我不会那样去做。和这眼前的杨冲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于是我决定拿出那种“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精神来，自己想办法去解决。于是很快冷静下来，不再着急，只是对他平缓而执着地说：
“对，我这就去和他们要回来去！走，儿子，我抱着你去。”我想趁热打铁，他们刚刚收走了，好往回要。要是时间一拖，那就麻烦了。因为他们并不是正式的公安，而是从当地临时招的什么“二安”。那种每年一换，来收“暂住户口押金”“流动人口管理费”“房屋租赁押金”等等的都是他们。而收“计划生育服务费”、“暂住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和“水电设施费”、“养路费”等等的是村委的。村委的人还好找，而派出所的除了来收钱之外基本见不到人。
谁知我话刚说到这里，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转眼的功夫，一把用来扫地的杨冲刚刚从单位上拿回家来的大扫帚就朝我的头上和身上雨点般地砸了下来。再回过头去看我的儿子，正在地上哭着向我爬来。我不知道杨冲是怎么把儿子弄到地上的！我赶紧往下蹲蹲身子，躲开了扫帚，顺势将儿子抱了起来。如果好说好啦，也许，我就会绕过一切不是人的人。但是我谁也没去招惹，只想在这个勉强容身之地，安静大度地过着我这饥寒交迫的日子，只是好好地盼着我的儿子长大。但即使如此低的要求，也不会放过我！是要逼着哑巴说话吗？那好吧，不达目的，我绝不会罢休！我，也就摽上了！
我抱起孩子沿着铁道走去。这个铁道，不是客运的，更不是长途的，而是当地这个国有大型的钢铁基地分厂与分厂之间来回运铁、运铁水、运火炭或焦炭之类的铁道，有时还只是来回走火车头。而火车头也有两种，一种是青红相间的一看就是运货的火车头，显得有些老旧；还有一种是绿色的好像是客运汽车般的火车头。曾经我没生儿子之前，身子已经很沉，母亲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沿铁道真正地去拾过炭。日子再往前数，在第一家租房子的时候，因为女房东的公公要搬回来住，我们就只好搬家了。当时邻居或者女房东也曾叫着我去拾过炭，是杨冲一次次担心会出危险阻止了我，让我在家里学习。他说不用拾，要打算烧炭，天天用这牛仔包往家背一包就行。但他向来是说过了，也就等于做过了。我也不赞成他去那样做，“贫贱不能移”还是要的！不能因小失大。严格意义上说，他也不是那种真正能偷会偷的人。连邻居都说：“小杨真实在，单位上那么多焦炭，那么好烧，竟然家里没炭烧！”
杨冲说过的，民警查得再严，也有同事能偷出来的。用饭盒每天装几块焦炭，天长日久，就不会缺炭烧。而当地人有传说，一家姓董的男子，三十多岁，没有正当职业。他夜里偷炭，就像背自己家的一样大气，一样顺风顺水。只要他去背炭，民警就不会出去巡逻。因为有姓董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民警屋子里陪着民警……
此刻又想起不远的公路上，落满灰尘的橘黄色的大黄河车拉着满满的焦炭或者火炭走过的时候，老远就会有许多中老年妇女们拿着长长的杆子上绑着的铁钩子，眼睛盯着车过来的方向，待大车走近，立刻一窝蜂似地拥挤着于瞬间将大黄河车上的炭往下勾。等大车冒着黑烟刚过，那些妇女们就会又一窝蜂似地立刻扔掉杆子，一手从路边拿起已经发黑的蛇皮袋子，一只已经发黑的手就欠着身子或者完全蹲下身去，火速地往袋子里划啦，旁边还有推着小车子于惊慌中左顾右盼着在接应的人……
这种大黄河车的车速有两种，一种是快到这些人跟前了，司机会突然加大油门，立刻闯过去！这样损失的炭就会少一些，甚至那些无论春夏秋冬，人人都会以别致的方式包着块头巾的中老年妇女们，还没来得及举起杆子，大黄河就已经“呼”地一下过去。留下她们的遗憾声，甚至一两声恶狠狠的骂；还有一种速度是，明明在远处还是中速或者是较快的，可是越到这些妇女们的跟前，那速度反而越来越慢，慢到机会要停下来了。于是眼看着大车上的炭“哗哗、哗哗“”地往地上落，令人那么心疼，于瞬间都成了个体的囊中之物……
而此刻，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和我无关了，我脑子里似乎是一片空白。只见一辆青红相间的火车头不快不慢地开了过来，我一时竟然有了那种抱着孩子钻火车底下去的冲动！活着真是一种想不到的艰难，不论自己本身遇上的，还是自己看到的，亦或是听说的。也许当自己活不下去的时候，选择立刻结束自己的性命就会一了百了。正如《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要想好，须是了。要不了，便不好。”
可是，我刚一有这想法，我怀里抱着的还不到一周岁的儿子，竟然看着我的脸叫着我“妈妈……妈妈……”
那一刻我忽然感动，也忽然清醒，忽然想起了我此行的目的！为了我三十一岁半才有的孩子，我不能有丝毫的消极，我将尽我所能。我既然把我的孩子带到这世界上来了，我就要好好地将他拉扯成人，为他负责；我即使掉到土匪窝里来了，我也要做一回杨子龙！我即使生活在烂泥塘里，我也要做一只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
三、
派出所离我们住的那里并不遥远，赶集会经过，去医院也会路过。
派出所不大，也有些显旧，站在大门外面就能直接看到对着大门的处于高高地势的房间。有一位大约二十八九岁左右的小伙子，穿着便衣，在我刚一进院子的时候，就问：
“干啥来？”
我是带着解决问题的态度而来。他既然收错了钱，退还给我就是了，这应该很简单，我想。而且我从来都不认为这些收钱的人是正义的，因为我就曾经抱着孩子，在一家安徽来卖烤鸭的人家看见两个夹着皮包收钱的人，在没有收到钱之后，每人得了一只烤鸭，立刻放进胳肢窝下的黑提包里去，再不提交“流动人口管理费”的事情。我当时鄙视于夹着黑皮包低头讪笑着走去的人，更佩服做生意的人的精明和斡旋的能力，一只烤鸭才二十多块钱，两只烤鸭才五十块钱左右。而一个人的管理费就是七十元，他们一家光大人在这里住着的就是五口人呢！这一下就是省下三百元钱，省下了，就是多挣的，而挣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呢！
好聪明的生意人！
我不说怒目而视那小伙子，却是努力控制着自己因气氛而略略有些激动的情绪，说：“不好意思，来麻烦恁一下，我是在这下面这个张庄租房住的。上午派出所去收管理费，收错了，应该只收我一个人的，连我对象的也收了，我对象的户口就属于这当地管。我想问问恁领导在这里了吗？把钱退给我。”
小伙子有一点不耐烦，但是还并不是很明显。说道：“领导出发了，不在这里。”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我问。
“明后天的吧。”他还继续忍耐着。我当时并没有听出来那不过是搪塞的话。
我想我就多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我到大后天来。于是我抱着孩子回了家，我想凡事只要有个时间就会有盼望。
到了大后天，我又去了，我在开始实践着什么叫做鲁迅先生所说的韧性战斗。还是那小伙子在，问我：“你是来干啥的？”
我说：“大前天不是说好了吗？你们多收了我家的钱，看看能退回来吧？我想问问恁的领导。”
他说：“领导今天早上学习去了。”
我问：“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他说：“那要学一个月呢！”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不过是推脱之词。
我想那好吧，我就一个月以后再来。我把时间记得很清，可一个月之后，我去了，那里关着门。回到家一看，竟然是星期天。
大约又过了两个星期后的周一，我又去了。那是一个并不十分寒冷的天气，却是漫天飞舞着或大或小的朵朵雪花。这回那个人已经记得我了，我还没有张口问，他就道：
“这么多在这里住的，还就是你这个熊老婆事多！”他们这当地习惯把结了婚的妇女一律都叫做“老婆”，即便是这当地女人说话，也不说“这个女的，那个女的”或者是：“这个妇女，那个妇女”，而是说：“这个老婆，那个老婆”如何如何。现在从他口里说出来，显然是带了一种无比轻蔑的意味。
我说：“对了！我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你可要注意文明用语！我是一介家庭妇女，你们多收了我的钱，我还没张口骂你！你可是国家的工作人员……”
他没想到我会这样说，显然他稍微一楞，随口道：“你别忘了，派出所都是和什么人打交道！”
我说：“我不管你们和什么人打交道，你既然多收了我的钱，退给我就是了，那我就不会再来了。按你们说的，我虽然是流动人口，可我不是流窜犯。就是犯人，只要犯了法，那就按国家的法律办就是了。该判刑的判刑，该枪毙的枪毙，该拘留的拘留。就是那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还有居住权呢！我是中华人名共和国的合法公民，就有权利在这里居住。如果你说没有这个权利，那就请你把中央文件或者是省里的文件拿出来我看一看，哪一条哪一款，只要有一条，有几个字不叫在这里住，那我就立刻走人！再说我是嫁到这边来的。反过来说，就是做生意，出来打工，我也不会到你们这里来！”
他好像已经有些理屈词穷，但也终于找到我的话茬了，说：“你不在这里住，没人管你！”
我说：“你管的我什么？户口过不来恁不管！没房住恁不问。我晚婚晚育，老老实实，夹紧尾巴做人。天天看书，严格自律。是恁管得我好，还是我自己自觉？”我显然有点气糊涂，不讲理了。他们的责任和权力哪有那么大！
他说：“你信不信，我这就把你铐起来？！”
我想：二姑奶奶也不是吓大的！于是仍不急不躁地说：“我信，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当时来说也有这个权利！那就更好，我娘俩可就有了管饭的地方了！省得我男人混不上饭吃！这就给他解决了大问题了”
他说：“你这个熊老婆，事就是多！赶紧给我滚！有本事你往上面去告去！你不是有收据吗？”
好了，没有理可讲！于是我道：“好，我要不去告你们，我就把我这个姓改了！我就把头割下来当球踢！你等着！”
他说：“我就等着！你有本事你就去上面告去！熊老婆！”
于是回到家里，我一连写了有十二封之多的群众来信。国内著名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的群工部，我都发出去了一份，把具体情况说明白。
第二年开始，再也没有来收这种钱的。我不确定这是否是我的那十二封群众来信中的哪一封还是哪几封起了作用，我只是感到社会环境开始向好，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和基层老百姓愿意看到我热爱的国家越来越好。事实在证明我们的国家也的确越来越好。
那是1996年的事情了吧！
（字数：6370）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18-2-13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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