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随笔两则
齐凤池
诗人的命运
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在全世界诗人中算是最惨的。她的丈夫是白军的一名高级军官，十月革命胜利后，她的丈夫流亡到国外。几年后，他悄悄地回到国内与家人团聚，结果，逮捕后，被枪决了。诗人的女儿也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唯一的儿子在二战中也为国捐躯了。诗人帕斯杰尔纳克在诗中这样写到：“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进枕头下面。”她永远的睡去了。
我究竟算不算诗人，我不敢肯定。但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干了近三十年的写诗勾当。我写了近千首诗，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国内的《诗刊》、《星星》、《诗林》等诗歌大刊物露过多次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的刊物也发许多诗歌随笔。分行的文字浩浩荡荡挤进多种文本。各种荣誉证书排得整整齐齐伫立在书柜里，红得很清冷。至今，我也弄不清我算不算个诗人。
我曾经直率地说过一句伤人自尊的话，有的人写了一辈子诗也算不上诗人，尽管他出了几本诗集也算不上诗人。他只能算是一个将文字分行排列比较熟练的人。
而真正的诗人，也许一生只写几首，甚至就发表了一首，他也是个响当当的诗人。比如唐代的张若虚，他的《春江花月夜》载入了中国文学史，朗朗上口几代人。其实，我写诗三十多年了，我并不指望今后有多么荣光，活的有多么风流倜傥，我只希望我的诗能让人记住几行，我希望我的诗歌能活得比我更长。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敢说我就是个诗人，但我的命运却和写诗有关。
在三十年的工作中，我从事过多种专业。我下过乡，打过铁，教过书，当过油漆工，干过美工，当过秘书，做过记者，还在路边卖过西瓜，我先后调动过十几次工作，下岗的绶带我光荣地佩戴过三次。
在下岗寒冷的日子里，我靠诗歌的火苗取暖；我用笔尖上的炉火温暖着精神的家园；我用诗歌微弱的光芒，照亮了血液深处和透明的良心。
我在幼儿园时，我用血液的颜料为孩子们描绘出一幅幅天真的童话乐园；
我在酒厂时，我用智慧酝酿出一份酒香味浓的醉人的厂报；
我在报社时，我把脚印发表在了燕赵大地的每个角落；
我在路边卖西瓜时，我称出了良心换来了一把把干净的钱。
一路风雨，一路艰辛，坎坎坷坷走过了大半生。
博尔赫斯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诗，他就是为诗而存在的。”
经过几次跌倒爬起再站立，我终于像一个不太顺手的工具，被人重新使用。总结三十年坎坷的经历，我悟出了诗人命运坎坷的根源所在。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是写诗害了我，又是写诗救了我。假如我不写诗，也许不会招来这么多不幸；假如我不会写诗，也许不会再有人接纳我。这就是矛盾的双重性。
不管受几次磨难，我始终坚信自己的信条，如果仅仅受到一次打击，就不再写诗，我将失去我生存的价值和拥有的位置；我宁愿让人们永远把我忘记，也不愿人们忽视了我的诗歌。
在第一次下岗时，我扮演了一个汉子的形象。我把我的三分之一希望奉献给了两位女同事。我没有指望她俩如何如何感激我，我只是不愿看到两位刚为人母的女人在我面前哭鼻子抹泪。
第二次下岗是莫名其妙的。我在家休息了一年，但心里始终隐隐作痛。我利用这段疼痛的日子，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在国家级和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反响，被人们称为重金属。因此又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艾略特说过：“如果你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将会毁灭；如果你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也将会毁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浪漫与抒情之间，我精心建构自己的诗歌宫殿。《宁静的山村》、《音乐天堂》、《知青岁月》、《我记忆的汶川》、《农历情怀》等组诗，在一些大刊物上纷纷亮相，再次产生反响。创作有了收获，而工作的责任田又出现了旱情和蝗虫。我第三次披上了下岗的绶带。这次的佩戴是深刻的，是终生难忘的。在上司面前，我学会了低头。我认为，暂时的低头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今后的抬头是为了更高的生存。其实，在上司面前，无论是低头还是抬头，都是为了生存。在生存和死亡两难之间，来自最基本欲求和精神欲求都得不到满足时，愤怒向雪崩一样随时都会发生。
经历三次下岗的洗礼，我用纯洁的思考向企业文化理念的倡导者说句心里话，一个和谐文明进步的企业，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如果不注重一个诗人的社会功能是危险的；如过分注重诗人的社会功能也是危险的。企业虽然不是诗歌的制造工厂，但企业应该制造出象诗一样精美的产品。我还想说，如果一个几十万人的大企业，连一个诗人也没有，我敢说这个企业肯定有问题；如果这个企业养着很多诗人，我更要说，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大脑里更有问题。
当企业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在把握不好诗人的脉搏时，请提前向缪斯女神发个信息，请求指教。
在诗人的群体里，我虽然是个弱者，但我还算是幸运的。比起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庞德等大师们的命运，我只算是遇上一个因视力偏瘫而分不清良莠的郎中，误诊为精神小疾的另类罢了。
诗人布罗茨基被俄罗斯作家协会驱除出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写信给美国作家协会，请求他们的帮助。美国作家协会不但给予了布罗茨基精神上的帮助，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援助。1987年，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世界级的大师。
诗人的命运是不幸的，也是万幸的。一切不幸不应怪罪诗人，也更不该怪罪诗歌。究竟怪谁，历史自有公论。
写诗能给诗人带来什么
俄罗斯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因写了一首《斯大林警句》的诗，在海参威集中营被秘密处决。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诗中写到：“他的手指是十只肥厚的虫子/他的言词犹如丈量的尺度/嘲讽的大蟑螂趴在他的嘴唇/他的靴子贼亮……”曼德尔施塔姆为斯大林画的肖像,被人告了密,使诗人惨遭杀身之祸.
意象派诗人庞德,因抨击罗斯福总统,被关押在比萨监狱,在艾略特,弗洛斯特,海明威等诗人作家的呼吁下,才被营救获释。
中国著名诗人王昌耀一生坎坷，身患绝症后无钱医治坠楼身亡。
年轻的大师海子卧轨他乡。
一个个大师远离我们而去，他们一生为人类留下咀嚼下尽，回味无穷的文学佳作。而写作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诗人的天性总是和诗人自己做对，选择了诗歌就意味着选择了孤独和寂寞。不论哪个朝代，诗人的命运都不会掌握在诗人手里，诗人的命运一部分掌握在权势手中，一部分掌握在读者的心里。诗人生存在到处布满鲜花和掌声的陷阱旁边，稍有不慎就会落入美丽的陷阱里。诗人无法调和这种杂乱有序的生存环境，在他们生存环境里，也许他们在说第一句话时就犯下了表达方式的错误。他们说不清，也解释不清，是言语的修辞格出现了病变，还是形容词的华丽伤害了一些丑陋的贬义词？
他们在警告那些随地吐痰的人时说，请不要将身体内的分泌物用嘴的器官排泄在地上。这也许无意伤害了那些爱随地吐痰和爱向人吐口水的君子。
在这种环境下，我似乎悟到了，诗人要想生活得滋润些，首先要放下笔，掐死诗的灵魂：其次要放弃操守，毁灭纯真的童心，再次要学会谄眉，与权势同流合污。但诗人做不到，如做到这些，他们就不是诗人了。
如今，诗人已不是风度潇洒的标榜，诗歌早已成了文化货架上无人问津的最昂贵的奢侈品。如果还把诗人和诗歌当作今天的一种时尚，那是对诗人的一种致命的伤害。因此，被经济大潮淹没的诗人，要保持睡眠中的清醒，要暗藏好沉淀凝缩的激情。他们知道一首诗的诞生要比一个人的诞生更痛苦。因为，一首诗是用两种东西凝成的，一种是泪水，一种是血液。泪水是人性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血液总是奔涌在离伤口最近的地方。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的灵与肉。用利刃划开诗中的每一行，每一个字，诗人的心都会流血，诗人的心都会疼痛。
诗人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后，始终保持天性的童心。应该说，诗人是这个世界上残存的最后一批拥有童心的人。诗歌是他们呈献给成人的天真童话。诗人的价值，就是为了引领日渐迷茫的人们回到早已失落的童年和精神的家园。
诗人的语言是肤浅而深刻的。但他们能正确把握诗歌言语的走向。他们是每个时代使用 语言最出色的人。布罗斯基说：“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是称之为诗人。”
奥登也说：“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诗人是通过语言进入诗歌的，最后又通过语言离开诗歌。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语言流行方式，诗人在不断翻新人类说话的方式洗刷人类陈旧的舌头。于坚的口语诗的溪流，已经由若干分支汇成口语诗的河流。口语诗的河床深处潜藏着诗学元素的各种贝类，卵石和蔓延的藻类连同大面积赤潮。但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到，口语诗的功能是巨大的，它清除了伪抒情和传统的陈词滥调抑或情感的无节制浪费。口语诗的创造力决定了于坚派的前途和命运。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向诗而生。”因此，我们不能凭着诗歌语言的直白，表面修辞的贫血来判断一个诗人的健康状态和一个诗人的水平高低。
今天的诗歌写作，词句已不重要，写什么也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写，诗歌呈现了什么。诗歌在写到一定程度时，诗人天分已不重要，而检验诗人的是他们的综合实力。宋人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古人早已定论盖棺。
有人说，灵感对于诗人的创作起着决定性作用。我感觉，光靠灵感和激情是不够的。诗的产生需要酝酿，沉淀，凝缩和内省。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打破靠灵感写作的神话。诗不是泛滥无形的结果。诗歌需要诗人的心智和技艺的经营。诗人要学会节制或控制突如其来的激情，让写作的速度缓慢下来，让激情沉淀后发酵质变成醇酽的佳酿，诗歌才能获得更宽广的时空，和更强大的穿透力。
写诗能给诗人带来什么？用布罗斯基的话说：“写诗的人写诗，并不是因为他指望死后的荣光，虽然他也时常希冀一首诗能比他活得更长，哪怕稍长一些。”
2010----4----10
河北唐山开滦荆各庄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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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1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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