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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听不懂小鸟的语言”这句话，我一出口，就得罪了一些领导。他们背地里说我是在骂人。说我在骂他们是青蛙，听不懂诗人的声音。其实我根本没有一点要骂人的意思。我只是打个比方，说我写的诗歌他们不懂，就象青蛙听不懂小鸟的语言一样。我一点贬义也没有。这句话我是听邻居小孩们在玩游戏时说的，才用在了这儿。但我细吧嗒一下，这话很有诗味。这话说了之后，我想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几年所遭受的打击。还真与这句话有关，有人说，这几年我不走运，就是这句话惹得祸。
我已经写了近三十年的诗歌了，发表了几百首诗歌，而且小说、随笔、评论发表了很多。国内的一些刊物和国外的一些报刊也发表了很多。其中美国的《明报》、《星岛日报》、《华星报》、加拿大的《爱》杂志,《北美枫》、《亚美时报》发表了许多随笔。在全国煤炭系统乃至全国也有点名气。回过头来细想，成功的原因，主要是自己耐得住了寂寞。
因为现在的写作，写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诗人西川说：“诗歌写作必须经过训练，它首先是一门技艺，其次是一门艺术。其实，诗人是一个技艺很高的手艺人。”我知道大卫像和自由女神像都是手的产物，诗人也应该从技艺转向手艺。如果诗歌中多了一些手工艺的味道，这样的诗歌一定更有柔和力。俄罗斯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说：“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产物，我是手艺,我懂手艺。诗人从职业和手艺转向科学，从已知世界转向尚待认知的世界……诗歌中加入手工的味道，才有柔和力。”
过去，我写的诗比较杂，什么题材的诗都写，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实也是缺少了手工的味道。后来，我长时间地反思，我的诗歌究竟向哪里去，写什么样的诗歌才能站住脚？写什么样的文章读者爱看？静下心来，认真读波德莱尔，布罗茨基，帕斯杰尔纳克的诗歌和本雅明、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论著作，包括音乐的、绘画的、相面算卦的书我都看，我努力寻找自己诗歌走向的光明所在。读书的过程，其实就是输血的过程。在啜饮了大师的智慧琼浆之后，我终于找到一种适合自己耕耘的最佳姿势。首先，在创作题材上，我重新把握。在煤矿这块热土上，我选上了窑坡，这一根源的所在-----窑坡系列。这一想法成熟后，我与作家许和平商量，他说：“这想法很好，开滦几十名写诗的，还没有一个写最本质的生存根源的。可以试试。”之后，我的诗歌创作开始转轨，向窑坡岁月的根部寻找燧人氏留给我那枚闪光的诗歌种子。经过半年的冶炼，我心灵深处的火苗开始闪烁生命的激情。而且，笔尖上的炉火逐渐红火起来。我的窑坡组诗《窑坡之恋》、《窑坡人家》和《窑坡烟火》相继问世，同时发表在《开滦日报》、《开滦文艺》、《中国煤矿文艺》和《诗林》杂志上。我清楚地记得，《窑坡之恋》在《开滦文艺》首次亮相之后，诗评家金城赞叹地说：“真棒！特别是“在中国煤炭史上/父亲成为祖国的长子/取名叫开滦/’这句更有味道。”尽管这组诗获得了开滦文学创作一等奖，但我并没觉得有多兴奋，只是隐隐约约感到自己精神上的压力更大了。下一步我应写什么，怎么写？我又进入了第二思考。在那段生活、学习、写作、工作紊乱的日子里，我几乎接近了“神经病”的边缘。我家距我工作地点与二十余里，每天我早上六点步行上班。因为这段路要经过矿男更衣室，天桥，灯房和井口。于是，我每天在这里观察，寻找埋在黑土地之中的钻木取火者的生动细节和遥远岁月的陶罐以及遗失的文明碎片。当时我所在的行政科的同事都叫我“神经病”。而就在接近“神经病”的小路上，我发现了在窑坡民间深处隐藏的真诗。于是我写出了《灯房女工》和《窑坡女人》等一系列诗歌。先后发表在《唐山劳动日报》、《河北工人日报》、《河北文学》、《诗神》、《中国煤矿文艺》、《阳光》、《诗林》、《星星诗刊》、《诗刊》等刊物。有的还被《读者》选登。其中《窑坡女人》获“全国新星诗人大赛”三等奖，《窑坡人家》获河北省“华药杯”文学大赛金奖。写窑坡成了我诗歌的光明的走向。记得，那年四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煤矿青年文学创作大会上，诗人秦岭说：“凤池的窑坡诗写出了名气，真不愧为是煤矿诗人。”在这次大会上，诗人秦岭把我当时的创作情况和生活现状在大会上做了介绍，许多作家和诗人听后都落泪了。因为，当时我正在下岗。两年零八个月的下岗的日子，我边打工边写诗。在我生命中最寒冷的日子里，我是靠诗歌的火苗取暖生存的。我是用笔尖上的光芒温暖家人的。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是诗歌支撑了我的生命。
我究竟算不算个诗人，我不敢肯定。但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干了近三十年的写诗勾当。我写了近千首诗，发表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国内的大刊物露过多次脸，分行的文字浩浩荡荡挤进多种文本。各种荣誉证书排得整整齐齐伫立在书柜里，红得很清冷。至今，我也弄不清我算不算个诗人。我曾经直率地说过一句伤人自尊的话：有的人写了一辈子诗也算不上诗人，尽管他出了几本诗集也算不上诗人。他只能算是一个将文字分行排列比较熟练的人。而真正的诗人，也许一生只写几首，甚至就发表了一首，他也是个响当当的诗人。唐代诗人的张若虚，《唐诗三百首》里就有他一首《春江花月夜》，却载入了中国文学史，而且朗朗上口几代人。其实，我写诗并不指望今后有多么荣光，活的有多么风流倜傥，我只希望我的诗能比我活得更长。
我仍然不敢说我就是个诗人，但我的命运却和写诗有关。在三十年的工作中，我从事过多种专业。我下过乡，打过铁，教过书，当过油漆工，干过美工，当过秘书，做过记者，还在路边卖过西瓜，我先后调动过十几次工作，下岗的绶带我光荣地佩戴过三次。这些经历都与我曾经说过的那句“青蛙听不懂小鸟的语言”有直接的关系。
在下岗寒冷的日子里，我靠诗歌的火苗取暖；我用笔尖的炉火温暖着精神的家园；我用诗歌微弱的光芒照亮了血液深处和透明的良心。
我在幼儿园打更时，我用血液的颜料为孩子们描绘出一幅幅天真的童话乐园；
我在酒厂当秘书时，我用智慧酝酿出一份酒香味浓的醉人的厂报；
我在报社当记者时，我把脚印发表在了燕赵大地的每个角落；
我在路边卖西瓜时，我称出了良心换来了一把把干净的钱。
一路风雨，一路艰辛，坎坎坷坷走过了大半生。还是与“青蛙听不懂小鸟的语言”这句话有关。
博尔赫斯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诗，他就是为诗而存在的。”经过几次跌倒爬起再站立，我终于像一个使用不太顺手的工具，被人重新使用。总结三十年坎坷的经历，我悟出了诗人命运坎坷的根源所在。我曾经对朋友说过，是写诗害了我，又是写诗救了我。假如我不写诗，也许不会招来这么多不幸；假如我不会写诗，也许不会再有人接纳我。这就是矛盾的双重性。
不管受几次磨难，我始终坚信自己的信条，如果仅仅受到一次打击，就不再写诗，我将失去我生存的价值和拥有的地位；我宁愿让人们永远把我忘记，也不愿人们忽视了我的诗歌。
在第一次下岗时，我扮演了一个汉子的形象。我把我的三分之一希望奉献给了两位女同事。我没有指望她俩如何如何感激我，我只是不愿看到两位刚为人母的女人在我面前哭鼻子抹泪。
第二次下岗是莫名其妙的。尽管我在家休息了一年，工资照发，但我心里始终隐隐作痛。我知道还是“青蛙听不懂小鸟的语言”这句话惹得祸。我利用这段疼痛的日子，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的作品，《在下岗寒冷的日子里我用诗歌的火苗取暖》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后，引起了反响，被人们称为重金属。
艾略特说过：“如果你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将会毁灭；如果你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也将会毁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浪漫与抒情之间，我精心建构自己的诗歌宫殿。在创作上我开始向多元化、多层次上拓展。我又写出了《农历情怀》、《山村轶事》、《宁静的山村》、《音乐天堂》、《知青岁月》等组诗，《农历情怀》发表在《星星诗刊》上，《山村轶事》发表在《诗林》上，其中《音乐天堂》发表《阳光》杂志上，排在阳光诗人十八家的第九位。其他作品在一些大刊物上也纷纷亮相，再次产生反响。创作有了收获，而工作的责任田又出现了旱情和蝗虫。我第三次披上了下岗的绶带。这次的佩戴是深刻的，是我终生难忘的。
电视台要精减人，三个人的电视台还要减一个。按理说，三个人减谁也不能减我，结果早晨一开会，部长一宣布，减的人就是我。条件是第一个月照发工资，自己找单位。第二月如果找不到单位，部里给安排。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当然有，三两句话我就把部长给整住了。最后，他打起官腔说：“你爱找谁就找谁。就这么定了。”
我直接找到了集团公司，并且见到了最高执行官。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听了我的情况后，很平易近人地说：“你找一下组织部门吧”。说完他拿起电话，给组织部长打电话，并要求组织部长妥善解决。
组织部长听了我的情况后，一方面安慰我，一方面跟我单位的领导协调。他对我单位的领导口气是严肃的，态度是强烈的。最后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你们一定要解决好此事。ＸＸ书记过问此事了。”
经过几番周折，上下领导协调，总算圆满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我被安排在基层一个单位继续搞文字工作。基层单位的文字很简单而且材料也少。一个月也写不了几千字。其余的时间我自己写点东西。
这次在上司面前，我学会了低头。低头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抬头是为了更高的生存。其实，在上司面前，无论是低头还是抬头，都是为了生存。在生存和死亡两难之间，来自最基本欲求和精神欲求都得不到满足时，愤怒向雪崩一样随时都会发生。
经历三次下岗的洗礼，我用纯洁的思考向企业文化理念的倡导者说了我的心里话，一个高效文明进步的企业，企业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如果不注重诗人的社会功能是危险的；如过分注重诗人的社会功能也是危险的。我们的煤炭企业虽然不是诗歌的制造工厂，但企业应该制造出象诗一样精美的产品。我还说，如果一个企业一个诗人也没有，这个企业肯定有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全是诗人，这个企业更有问题。当企业文化工作的管理者在把握不好诗人的脉搏时，请提前向缪斯女神打个报告，请求指教。
在诗人的群体里，我虽然是个弱者，但还算是幸运的。比起大师们的命运，我只算是遇上一个因视力偏瘫而分不清良莠的郎中，误诊为精神小疾的另类罢了。
诗人的命运是不幸的，也是万幸的。一切不幸不应怪罪诗人，也更不该怪罪诗歌。究竟怪谁，历史自有公论。
写作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我感觉诗人的天性总是在和诗人自己做对，我选择了诗歌就意味着选择了孤独和寂寞。不论哪个朝代，诗人的命运都不会掌握在诗人手里，诗人的命运一部分掌握在权势手中，一部分掌握在读者的心里。我知道我生存在到处布满鲜花和掌声的陷阱旁边，稍有不慎就会落入美丽的陷阱里。但我无法调和这种杂乱无序的生存环境，在我的生存环境里，也许我在说第一句话时，就犯下了语法表达方式的错误，我说不清，我也解释不清，是言语的修辞格出现了病变，还是形容词的华丽伤害了一些丑陋的贬义词？
我在办公室的黑板上写下警告那些随地吐痰的人时说，“请不要将身体内的分泌物用嘴的器官排泄在地上”。这也许无意伤害了那些爱向人吐口水的君子。在这种环境下，我要想生活得滋润些，首先要放下笔，掐死诗的灵魂；其次要放弃操守，毁灭纯真的童心，再次要学会谄媚。与权势同流合污，但我做不到，如做到这些我就不是一个写诗的人了。
如今，诗人已不是风度潇洒的标榜，诗歌早已成了文化货架上无人问津的最昂贵的奢侈品。如果还把诗人和诗歌当作今天的一种时尚，那是对诗人的一种致命的伤害。被经济大潮冲击和淹没下，诗人要保持睡眠中的清醒，要暗藏好沉淀凝缩的激情。我知道一首诗的诞生要比一个人的诞生更痛苦。因为，一首诗是用两种东西凝成的，一种是泪水，一种是血液。泪水是人性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血液总是奔涌在离伤口最近的地方。每一首诗都是诗人的灵与肉。用利刃划开诗中的每一行，每一个字，诗人的心都会流血，诗人的心都会疼痛。
我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后，始终保持天性的童心。应该说，诗人是这个世界上残存的最后一批拥有童心的人。诗歌是他们呈献给成人的天真童话。诗人的价值，就是为了引领日渐迷茫的人们回到早已失落的童年和精神的家园。
“青蛙都能听懂小鸟的语言”这句话表面是肤浅的，但又是深刻的。 布罗斯基说：“一个处在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是称之为诗人。”
奥登也说：“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诗人是通过语言进入诗歌的，最后又通过语言离开诗歌的。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语言流行方式，诗人在不断翻新人类说话的方式，洗刷人类陈旧的舌头。，“青蛙都能听懂小鸟的语言”的溪流，已经由若干分支汇成诗人的河流。河床深处潜藏着诗学元素的各种贝类、卵石和蔓延的藻类连同大面积赤潮。但认识我的人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到，“青蛙都能听懂小鸟的语言”这句话的功能是巨大的，它无情地击中了一些人要害和疼痛的部位。
写诗究竟给我带来什么？用布罗斯基的话说：“写诗的人写诗，并不是因为他指望死后的荣光，虽然他也时常希冀一首诗能比他活得更长，哪怕稍长一些。”
我希望有一天，“青蛙都能听懂小鸟的语言”这句话能被一些领导理解。不要因那句话，对我再有误解和不应该有的心灵伤害了。
[ 本帖最后由 房子 于 2010-4-19 15:32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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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9 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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