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剥四大名捕先生的“皮”

山野青云

四大名捕写了篇《我来剥鲁迅的“皮”》，那我也跟着凑个热闹，我就来剥一下四大名捕的“皮”。

怎么剥四大名捕的“皮”呢？还真让人头疼：第一，四大名捕不是名人，充其量只是个喜欢玩点雕虫小技的文坛知了，因为他总自以为他什么都知道，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他的文集就清楚了；第二，他并不是个有什么文学成就的人，所以我感觉剥他“皮”的做法多少有些下作甚至有点不好意思；第三，他并不是一个值得谁去关注的人物，因为在他身上有很多谁都不知道的秘密，他的身价实在没法和任何一个名人比，所以自然也没人喜欢去关注他的个人私密，这样就为我剥他的“皮”的行动在无形中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如果不是这位所谓的“名捕”先生自己跳出来剥鲁迅先生的“皮”，我也不会想到去剥他名捕的“皮”，这个可能就叫连锁反应吧，不过像我们这样无聊的人，没事找个爱剥别人“皮”的人当靶子练练剥“皮”的刀法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还可以跟“名捕”先生学学怎么剥人“皮”。

该怎么剥名捕的皮呢，我想了半天就觉得拿他的烂文开刀是再方便不过的事儿，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问题就出在《我来剥鲁迅的“皮”》这篇烂文上，那我就拿这篇烂文开刀来剥名捕先生的“皮”。

以下是《我来剥鲁迅的“皮”》之原文，我会逐段逐句地剥他的“皮”，请读者注意括号里面的是名捕先生的原文，括号后面的是我剥他的“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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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作家李敖曾经写过一本痛批蒋介石的书《我来剥蒋介石的皮》，北大怪才余杰也写过一篇批判钱穆的文章《我来剥钱穆的“皮”》，如今四大名捕也仿此来剝一剥鲁迅的“皮”。）——李敖剥蒋介石的皮，咱心服口服，因为李敖的文笔与学识不是我等无聊的小人物能比得了的，何况在蒋介石身上还有那么多早就很公开化的不干净之处，不抵抗政治曾经让蒋介石逼着张学良把东北三省拱手并免费地送给了日本法西斯，作为一个老东北人，咱打心眼里支持李敖剥蒋介石的皮，余杰剥钱穆的皮咱也没啥意见，他们两人都是势均力敌的文坛高手，也都是学富五车的文化名人，就算钱穆受不了气从棺材里面跳出来反剥余杰的皮也成，反正像咱这样无聊的人就喜欢看些势均力敌的狗咬狗戏，可这名不见经传也没多少文学水平的名捕先生却死活不知进退，非要模仿那些名人的动作搞出个“蚍蜉撼大树”的把式给我们看，非要用他自己的小人小气去剥鲁迅先生的一腔大气，这就让咱着实摸不着头脑也辨不清东南西北了，难不成名捕先生的文字水平和内心灵魂的干净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或已经高到了与鲁迅先生平起平坐的地步？就算这年头是言论自由的，就算任何人都有说话的权力，名捕先生也该先仔细瞧瞧自己的实力再扯蛋也不迟呵，难道非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了大洋相之后才去后悔当初么？
　　（鲁迅一直以来被高度政治化，他的身价也是被某些别有目的的人们抬高了的。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无耻”的男人，中国人向来都有一个为“尊者讳”的老传统，就是对一些所谓的“伟人”，只能说他好的一面，为他歌功颂德，不能说他坏的一面，并且还要想方设法为其掩盖。）——鲁迅被高度政治化是真，中国人向来都有一个为“尊者讳”的老传统也是真，不少人对鲁迅歌功颂德也是真，很多人想方设法为其掩盖也是真，可我实在看不出来以上这些“真”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也实在搞不懂除了“政治化”“掩盖”“歌功颂德”之外，象我们这样无聊还挺喜欢鲁迅先生的文字之人，究竟在什么时候得罪过名捕先生？换句话说诸如“政治化”“歌功颂德”以及“掩盖”之类的烂事儿也不是象我们这样无聊的人干出来的事儿，而往往是所谓的“社会精英”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干出来的恶心事儿，他们干的恶心事儿，和我们这种市井之徒有啥关系？显然是毫无瓜葛嘛，我只知道鲁迅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家作家小说家杂文家，我只知道鲁迅是我们这些杂文爱好者的启蒙先生，也就是最初的启蒙老师，而对鲁迅这位杂文老师，咱还是喜欢打心眼里去敬重的，除此之外，针对鲁迅先生是否是“民族魂”之类的东东基本上一点兴趣都没有，可这名捕先生非要告诉我们鲁迅先生先是什么“民族魂”，然后再告诉我们鲁迅是个地道的伪“民族魂”，这不是存心让我等之类的无聊之人看着犯堵么？不是存心让我们这类巴不得所有“高尚的优秀的无视老白姓之死活的社会精英”及不少“口无遮拦胡诌八咧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快点死绝的市井之徒平添许多解不开的小疙瘩么？看看如今社会的“社会精英”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德行，有哪一个家伙的人品和文学成就能比得上鲁迅的一丝半毫？名捕先生不但不剥“社会精英”的皮，也不喜欢去剥“现代鲁迅”韩寒的皮，却喜欢剥真正的鲁迅先生之本人的皮，如此看来名捕本人也是个满脑子糨糊分不清好赖甚至还有点说不清是故意的颠倒黑白还是无意的指鹿为马之不良习惯。总之在我看来名捕的批评视角显然出了大问题，要么是为了打死鲁迅好让他自己变成训鲁英雄，要么是为了颠倒黑白并企图传销蝇蝇狗狗们的倒鲁论。
　　（鲁迅其实也是一个好色之徒。鲁迅曾经是一个强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他的行为却是一个传统的奴隶。他与朱安女士的婚姻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害了朱安的一生，让她一生守活寡。1906年的夏天，母亲催他回去完婚的时候，他因为“走进了新世界，接受了新思想不能容忍这种包办婚姻了。他很不情愿回去，但母命难违。”[黄乔生《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合传》，以下简称“黄”]。既然接受了新思想，怎么还有那种传统的“母命难违”的旧思想？是“母命”重要还是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重要？“终其一生都在关注和探索女性的真正解放的思想家，却无力摆脱封建传统强迫他一手制造一个‘活寡’的可悲命运，这不能不说是造物者的‘残酷’！！”（蔡登山《鲁迅爱过的人》，以下简称“蔡”）。这不是造物者的残酷，而是我们以“伟大的思想家”标榜的鲁迅先生的残酷！是他一手造成了朱安的悲剧！）——这段显然是极端的论调，鲁迅是好色之徒的论点没有体现出来，相反倒是体现出名捕先生对生活的全然无知对人情的极度漠视。李银河也是个极端反传统的女人，她甚至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彻底解放性并公开乱伦乱搞乱整不分时间场合不顾家庭不顾爱人感受就和别人乱交媾，可李银河她自己呢？到现在还在坚守着活寡，一个鼓励全世界都乱搞性关系的女人竟然会忍耐性寂寞那么久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当然李银河不能和鲁迅比，而我的意思也没打算拿他们两人作比较，我只是想告诉名捕先生：不少同性恋的男人在生活中都有可能会为了满足其父母抱孙子的欲望而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和某个女人结婚，不少女人会为了金钱或优越的物质生活而去和她们不爱的有钱男人结婚甚至不惜作践她们自己的青春去充当有钱男人的二奶或三奶及四奶等，不少大龄男女青年都会放弃最初的那种全是幻想而又不切实际之高标准严要求的择偶标准而为了快点打发自己的单身生活就将就着找个异性结婚，不少真正好色成狂的男人不但毫不客气地吃着家里的碗里的且还没完没了地在外面找些锅里的吃，不少变态到畜牲地步的饮食男女甚至还玩起了大规模的换偶游戏还美其名曰“民主”“自由”，比起这些，鲁迅的做法能算得上是好色之徒？能算得上是无情无义之辈？我就觉得名捕的说辞其实就是为了造谣中伤鲁迅先生，我就觉得鲁迅至少还是个令人起敬的大孝子，至少还是个很尊重朱安女士的好男人：要知道鲁迅先生是因为被他母亲先包办了婚姻之后才从日本赶回国完婚的，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里，被包办了婚姻的女性一旦被男方退婚就意味着那个女人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做人更难找到第二个婆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找不到婆家的女人是很容易被社会打成贞节烈妇的，要知道一个从没体验过性生活的女人在被那个吃人的时代打成贞节烈妇之后，基本上也就完全丧失了做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权力，若一旦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和哪个野男人干出偷情之类的举动，又万一被人发现的结果无非就是被乡里乡亲强行送进当地的妓院。鲁迅的做法，不但及时挽救了朱安女士有可能在日后遭遇到的悲惨命运，还迎合了母意作了个大孝子，至于鲁迅与朱安女士之间的无爱婚姻自然也是事实，而鲁迅最令人佩服的地方也就在这一点上，他不会与自己不爱的女人苟且，他不会与心灵不通的女人谈清说爱，他只不过是用牺牲他个人名誉的做法去挽救了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女人，虽然没有给过朱安女士在性方面的快乐，但至少完美地保护了朱安女士的生活和基本的做人权力。鲁迅先生当然也明知在违心地娶了朱安女士之后会倍受社会名流的非议但依然在一百个不愿意一千个难受一万个背叛了他自己的信念之基础上从日本赶回国娶了朱安，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难道都是为了满足鲁迅先生自己的“好色”之欲么？像这种“好色之徒”的强盗逻辑我看也只有名捕先生才能用得出来——如果鲁迅先生的这种行为也算是“好色之徒”的话，那显然在这个世上就不存在真正的好色之徒了，都变成了彻底的禽兽。
　　（面对别人的质疑，他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鲁迅明知无爱，却又不得不接受，究其原因，他日后说，一是为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二是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被退婚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的；三是他当时有个错觉，在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久，因此和谁结婚都无所谓。”（蔡）。既然为尽孝道，甘愿放弃个人幸福，为什么“在楼上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独自睡到书房里去了”呢？）——鲁迅只是说尽孝道奉母命完婚，并没说他要尽一个男人的夫道去满足朱安女士的性。名捕看来又在胡扯蛋：难道鲁迅面对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坚持不与她苟且也成了罪过了？

（既然活不久，为什么要害一个无辜的女人呢？鲁迅俨然把自己说成了一个救世主，如果不是他跟她结婚的话，她的结局会更悲惨！鲁迅真的有这么“伟大”吗？我们来看这一段：“进了洞房，见了新娘，鲁迅的脸更加阴沉了。他几乎是一句话也没有说。）——本来就是包办婚姻，本来就是一千个不愿意，换了你名捕，你的脸色就不会阴沉？也许是我乱猜疑了，可能换了名捕先生的话也许不但脸色不阴沉相反可能还会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爬到朱安女士的身上大行苟且之事也说不定，即使是面对着一个自己都不爱的女人，一旦进了洞房，大多要先尝个鲜的，何况朱安女士当时还是个处女，这年头能白干处女的事儿显然不好找，而我也相信若换了名捕先生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先白干一场然后在第二天就假装大义凛然地宣布退婚。

（当初，他听说未婚妻是小脚，曾提出要求对方放脚。但朱安害怕人们的议论，没有照办。新娘的相貌也并不好看。鲁迅在楼上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独自睡到书房里去了。”（黄）。很显然，问题就出在“新娘的相貌也并不好看”！如果新娘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我想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家”就不会“第二天就独自睡到书房”了！也许她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悲惨了！据蔡登山的《鲁迅爱过的人》记载，鲁迅曾经追过“北大校花”马珏。1925年，年仅15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她在文中写道：“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我摇了摇头，很轻地说了一句‘没有’。”（蔡）“而这次鲁迅和马裕藻聊得蛮长的时间，马珏一直等着要送客，等过了下午五点到了六点，鲁迅都没有要走。”（蔡）马珏继续写道：“……这时听见椅子响，皮鞋响，知道是要走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来候著。一会儿，果然出来了，父亲对我说：‘送送鲁迅先生呀！’鲁迅又问我父亲道：‘她在孔德几年级？’我父亲答了，他拿着烟卷点了点头。我在后头跟着送，看见鲁迅先生的皮鞋格格地响着，一会回过头来说：‘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我应了一声，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会送到大门口了，双方点了一点头就走了。我回转头来暗暗地想：‘鲁迅先生就是这么一个样儿的人啊！’”（蔡）。多么老套的追女手段！借书给人家少女看，以增加“接触”的机会，并且是要借给她《桃色的云》，看书名就知道是一本“言情小说”！我们“伟大的思想家”是多么的无耻！一大把年纪了还色心不改，竟然勾引朋友的涉世未深的女儿！后来马珏嫁给了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对于马珏的结婚，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蔡）。为什么说到马珏结婚了就不再送书给她了？李霁野说是由于“兄弟失和的创伤导致出他多度的防范意识”。“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我们从整体观之，鲁迅是喜欢马珏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聪慧，但更多的是父执辈的关爱，而非男女之情。”（蔡）。“由于她的外貌和她的聪慧”就足以点出鲁迅的好色本性，什么“父执辈的关爱”只是别人的掩饰之辞。在认识马珏前后，许广平也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与他的“得意门生”高长虹进行了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演义”之后，大概又是出于“父执辈的关爱”吧，两人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为男女关系。）——在这一大段里名捕先生提到的都是些有影没影的长舌之事儿，就像个专挖小道消息的小报记者专门喜欢把脑袋往猪圈里拱，就算他所引用的资料都是经过实际考证过的也根本说明不了任何实质问题，更不是像名捕所主观臆测的那样。我认为名捕的所有猜测，不过就是“以小人之心度鲁迅之腹”，就算名捕的所有主观臆测都是对的又如何？鲁迅就没有资格去追求爱情？鲁迅就没有资格找几个知书达理的红颜知己？就算鲁迅是好色的又怎么样？能证明鲁迅就是下流的么？我倒是认为鲁迅不过就是对那几个女性抱有些好感罢了。好色的心思是人都有，是不是流氓那还要看是否做出过流氓的行为，比如强啊奸或诱啊淫之类，请问你名捕先生能否为我们举出几个鲁迅强啊奸或诱啊淫了哪些女性的事实，如果你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就请你对鲁迅先生的私生活问题闭上你的臭嘴。
　　（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反目”，许多“卤粉”们都把责任推给了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说她“挥霍无度”，更有人说她有“歇斯底里”（许寿裳）。在黄乔生的书里有这么一段：“说羽太信子为了挥霍钱财而把鲁迅赶走，就更不合情理。周家数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这一门开销最大，鲁迅的开销最少，而鲁迅又挣来将近一半的收入，把他赶走，不是自段财源吗？她应该极力挽留大哥才是。”看来“挥霍无度”说只是“卤粉”们的诬蔑！在陈漱渝的《鲁迅正传》里有这么一段：“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池上来诊’。池上是常来八道湾看病的日本医生。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癔病，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周作人同年1月7日日记中，就有‘信子发病，池上来诊’的记载。”难道仅仅从周作人日记里的“信子发病，池上来诊”就能判断羽太信子那天发的就是癔病（歇斯底里）吗？我看陈漱渝的《鲁迅正传》也是在“歪传”！那么他们兄弟反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郁达夫在《回忆鲁迅》里说：“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还有“据鲁迅的另一个好友章川岛（廷谦）回忆，羽太信子对他说过，鲁迅曾经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但川岛持怀疑态度，他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了花木。”（黄）。难道“窗前种了花木”就不能“听窗”了？显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文汇版”的新版《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道：“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的沐浴，才导致兄弟失和的。”对于“偷窥”说，周海婴给我们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21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七十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尔撞见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周海婴为他的父亲开脱，采用的是“日本民俗”说。我们来看一看曾经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的陈西滢在他的《西滢闲话》里有一篇《日本的汤屋》，里面有描写“日本民俗”的一段：“在汤屋里，男女是分开的，虽然在进门的地方，就是脱衣服的房子，有打通的小半堵墙壁，所以在进门，缴钱，脱鞋穿鞋的时候，要是你高兴望的话，两边都可以望得见。至于坐柜台的人，两边都看得清清楚楚，是不用说的了。而且他们，不论男女，也不停地在两边走，他们与客人都绝对的自然。据说女子妖人擦背的话，擦背的男子也走到女子的浴间去。这些事业本来习惯成了自然。”既然“习惯成了自然”，那么就是鲁迅不小心撞见了羽太信子沐浴，作为日本人的羽太信子也不会说鲁迅“非礼”她啊！“舒芜在《忆台静农先生》文中说：‘他详细告诉我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和决裂的起因，他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的时，鲁迅忙于从各方面筹措医药费，有一次正是急需钱用的时候，鲁迅替周作人卖一部书稿，稿费收到了，鲁迅很高兴，想着羽太信子也正着急，连夜到后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后来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鲁迅连夜来，意图非礼，周作人居然信了。他说，周作人文章那么明智，实际事实上就是昏得很。’”（蔡）。这种“诬陷说”，大都认为是周作人听信了羽太信子的“耳边风”导致“兄弟反目”。周作人真的“很昏”吗？我们再来看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里说的：“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还有大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后来‘用剪刀剪去了’。”（转引自陈漱渝《鲁迅正传》）。周作人为了保全鲁迅“高大全”的“伟大思想家”的形象，竟然把他日记里的有关“兄弟反目”的十个字“用剪刀剪去了”，从这一点看来，你能说周作人是一个“窄心小肝”的人吗？）——这一大段又臭又长，让我实在懒得批了，连人家兄弟之间的家务事也值得让这位名捕先生津津乐道个没完？这还真是让像我这样无聊的人开了眼了，我还以为这世上就属我最无聊呢，原来还真有比我更无聊百倍的人。就算周作人是个心胸坦荡的君子又如何？“打虎亲兄弟，上阵还父子兵”呢，对周氏兄弟内部之间的唇短舌长又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谁家没有本难念的经？
　　（对于鲁迅被高度政治化，周海婴在书里写道：“我逐渐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在真的宣传鲁迅学习鲁迅，而仅仅出于‘斗争’的需要，鲁迅只不过是江青一伙手中的工具而已。”）——“鲁迅只不过是江青一伙手中的工具而已”，瞧这话说的简直跟放屁没什么两样，鲁迅只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一个敢于和恶势力斗争到底的文人，至于鲁迅到底是哪伙人的工具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感情名捕最想得出的结论就是想证明鲁迅仅仅是个什么人的工具对吧？像这种结论能有说服力么？鲁迅是不是某些人的工具难道就由你和周海婴说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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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捕的通篇论点，都是专门扯蛋的无稽之谈，至此我已经验证完毕，请读者朋友鉴定。







2010年4月27日


山野居士

王九峰

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早就盖棺论定。在他死后，无论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无一例外地俯顺了社会舆论。"民族魂"三个大字，就足以说明了一切。他们兄弟和胡适一样，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既开风气，又躬亲实践。以大量的白话文著述，向世人宣称，白话文不但易懂易记，更能写出美文。他的小说和散文，给当时的文坛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以鲁迅为标记的杂文，那熠熘光辉，更是永久不会磨灭的！可以说，在中国文化/文学史上，鲁迅是为数不多的巨星之一。任准都否认不了的。

山野青云

原帖由 王九峰 于 2010-4-27 16:57 发表
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早就盖棺论定。在他死后，无论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无一例外地俯顺了社会舆论。"民族魂"三个大字，就足以说明了一切。他们兄弟和胡适一样，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既开风气，又躬亲实践。以大量的白话文 ...

赞同先生所说，所以我们也就难容忍某些个想出名想疯了的白痴剥鲁迅先生的“皮”的小人作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