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水 于 2018-9-3 16:00 编辑
现实主义的叙述宽度 ——读石凌长篇小说《支离歌》
文/王克楠
都市生活从来是长篇小说关注的重点之一，但表现都市中的新居民的生活状况反而是有欠缺的。“新居民”有归国华侨，有外国人，更多的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命运以及内心世界的展示，虽然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时有表现，但用长篇小说的篇幅来叙述农民工的在城市生存状况以及内心纠结，却为数不多，而石凌的长篇小说《支离歌》在这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是冲出围城，还是进入围城 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寻找新的活路，是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定历史现象。农民进城，把城市当做自己的新的故乡，这个心理历程是漫长的；大部分进城打工农民具有先天性的漂泊感，伴随着漂泊还有对生存的焦虑，无时无刻不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另外，城市也在发展和裂变，现在的城市已经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城市，即使是城市的老居民已经对城市的变化不太适应，更不要说城市的新居民。
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寻找生活的，他们大部分是青壮年农民，支配他们远离故土的内在动力是摆脱贫穷，是摆脱不公平的命运。同样是人，同样愿意出辛苦劳作，为什么报酬会那么大呢（当然城市也有下岗职工）。为了摆脱贫穷，他们或者成群结队，或者独创天涯，远离故土，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去寻找生活空间。尽管生存艰难，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是有执着追求的，他们是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来到城市的：家中的儿女需要比较好地接受教育，家中的破旧的老房子需要返修或者重建，而通过加班加点付出的劳动力，虽然比廉价的农业劳动好多了，但依然是剩余价值里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其中的大部分被老板和老板为获得工程项目而“游走的费用”侵吞了（当然更与国际贸易中的“中国制造”产品价格低廉有关）。农民工的小小的成功感来自于在老家修建和对在家务农同乡的对比上，且不知他们的打工工资是不合理的。
小说《支离歌》中的袁洪涛高考失利，通过上学脱离黄土地的梦想破灭，只好出外打工。他先在兰州当建筑工人，因老板欠发工资而辗转到珠三角的广州，先在橡胶轮胎厂打工，因同伴盗窃轮胎的缘故，而跳槽到天顺五金制品公司上班。在天顺五金制品公司遇到了“唯人才是举”的萧老板，萧老板看中了袁宏涛头脑活络，诚实吃苦，培养袁宏涛当仓库保管，生产副厂长，后来当上了厂长，工资水平大大提高（依然是老板的赚钱机器）。袁宏涛在打工过程中，获得了生产经验，认识了产品用户，于是跳槽自己创业，建立了自己的工厂，当上了小老板，是进城务工青年农民的成功者。
小说《支离歌》还塑造了另一种进城打工的青年农民——江海岩，他已经考上大学，摆脱了黄土地，大学毕业后又在县城有了不错的工作。但不囿于县城机关生活的死气沉沉，主动选择告别铁饭碗，到经济发达的城市去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江海岩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担当，对现实生活有思考，而且敢于实践，这很难得，这样的人物身上发生的裂变，或许更有典型性。江海岩这类人在原县城的生活区域是生活的主流人物，一旦到了大城市，其原来的生活环境已不复存在，由主流走到了边缘。在文学史中，边缘人物更能够透露出时代的深层密码。
农民进城打工的城市创业未必全是北京、深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从乡村走出来到县城发展，也是一种创业。作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由农妇而娱乐城女老板的暴发户，这个暴发户就是江海岩的姐姐——江海珍。江海珍早年帮助已是寡妇的妈妈辛苦度日，长成少女后，在打工中很无知地与有妇之夫顾贵红发生性关系，打胎。而后为了给弟弟挣学费，嫁给工资收入颇丰的煤矿工人咸玉民，但在婚姻生活中受到了家庭暴力侵害；在中国农村传统观念里，丈夫殴打妻子是常理，对于一般的乡下女人也许就认了，但江海珍却有自己的想法，她不放弃追寻幸福的权利。江海珍用心计与咸玉民离婚，后来强迫顾贵红与原配离婚，二人组合了新家庭，在县城里经营“浅海湾娱乐城”，完成了她要脱离黄土地成为一位女强人的梦想。
小说到的另一位主要人物——孙玉涵，刚开始是以“生活的配角”出现的。孙玉涵的工作角色是国营企业的厂报《彩虹》编辑，生活角色是江海岩的妻子，她不像袁宏涛必须出外打工才能改变生活处境，她所在的企业即使破产，她也有多种机会留在县城工作，但是，孙玉涵放弃了这些。孙玉涵与江海岩同样有着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很不服输的意识，她在江海岩提出离婚之后，决计到岭南打工。她刚到广州后，住在地下旅馆，与最底层的打工者朝夕相处。地下旅馆住着和她有着同样发财梦的女青年，她们一个个成为那些看不见黑手中的玩偶，当然也包括孙玉涵自己。孙玉涵在为谋生而拼命的过程当中，渐渐丢失了文质彬彬的风度，丢失了矜持的女性情操。她先后做过保险工作，做过家庭教师，最后当了记者，可以说受尽了生活的磨砺。
长篇小说由于篇幅长，便于揭示人物的命运。什么是命运？命运便是生活的偶然性，一个人偶然地出生在一个地方和一个家庭，必然就与周围构成了丰富的人际关系，这样的“关系”成了人物成长的温床。一个人从小到大去上学、求职、结婚等，也是具有偶然性，偶然地到这个单位，而不是那个单位，偶然地与这个人成为夫妻，而不是那个人……偶然性组成了人物成长的“磁力线”，吸引人物去沿着“磁力线”活动。人物的命运也来自人物的自身，一个人的性格个性以及内心伦理道德，这些东西的交合作用，共同促成了人物命运。长篇小说《支离歌》就是从城乡长度和宽度上展现了一大批农民工进城打工后的命运蹉跎。
命运的悲剧与现实的洞察 “悲剧”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是一种境界和意境。悲剧作为审美形态在人类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的特殊效果在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惟有“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才能达到这种效果。黑格尔认为悲剧的特性根源于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各自凭借足以自我辩护的理由而展开矛盾冲突，这种冲突通常以同归于尽的结局达到对正义的诠释。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的悲剧艺术实践进行全面总结，对优秀作品进行研究后提出了悲剧的本质：“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应该看到，人存在于世界，面对自然，社会，面对无止境的未知世界，其间的冲突、对立在所难免，人非常容易把与自己对立、冲突的不可知因素，全部归于命运，也就是常说的“相信命运”，因为相信命运而选择盲目顺从。当然有不顺从者，如《支离歌》中的江海岩和孙玉涵，在对命运的抗争中，没有走向成功（至少没有外在的成功），却走向失败，从而构成了小说的悲剧基调。
什么命运悲剧？表面是指生命中发生了令人悲哀的事，其内在却是人所无法决定的命运走向。无论是小说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生命个体的命运常常是自我无法决定的，能决定人物命运的是时代背景和一个人与外界的碰撞效应。书中主要人物江海岩是觉悟者，他主动放弃憋闷的县城机关生活，选择到珠三角地区经受磨炼。小说作者借助于对江海岩的眼睛，观察了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繁荣以及隐患。江海岩到岭南不仅仅是为了淘金，更是为了观察和思考。作为淘金者的江海岩，他在表弟介绍的搪瓷公司仓库保管员的岗位上是失败的，后来去做广告策划也是失败的，再后来经过女朋友——于瑶，介绍到一家商贸公司工作，因为公司老板走私小轿车而被公安局收审。江海岩是因为一位有内在格局的清醒者，他有把中国经济发展放到世界范围去考量的气度。江海岩是作者塑造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担当的典型人物，江海岩对于现实生活有思考，江海岩把对中国经济的忧虑写了一本书（书稿基本完成），江海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超越与创新——中国工业经济的误区》，。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可以说，“这部书”对企业的盲目发展敲响了警钟，然而却因“涉嫌出卖国家机密”而被公安局收审，尤其江海岩第二次因涉嫌走私而被收审后，这是一个分界点，他已从一位生活的觉悟者滑到灰色生活者。这时的江海岩不再思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是费尽心思去谋生。当江海岩发现一些企业老板有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倾向后，立即不惜用自己的写作才华去充当吹鼓手，甚至为老板们当“枪手”，籍此获得金钱报酬——就这样一位雄心勃勃的西北青年就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机器中滑落了，这样的悲剧令人深思。
另一位走向人格滑落是孙玉涵。孙玉涵也是悲剧人物，她在广州谋生，先后做过保险，当过家庭教师，报社记者。在记者生涯中，她认识到了生活黑暗的那一面和“成功者”人性的肮脏。孙玉涵本来一直反对女性通过牺牲肉体来换取利益，但她自己却为了达到个人的“业绩”，先后与两位事业有成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并且怀孕，打胎……人性中的神圣和做人的尊严荡然无存，当然这个过程充满了主人公的悔恨和自责，但原来的孙玉涵已经消失了，代之是有了“新的生活理念“的孙玉涵，即是为了谋生，可以不择手段——渐渐地成为了她的精神主宰。
袁宏涛是从西北到广州打工致富的成功者。他从仓库保管员做起，先后担任工长、副厂长、厂长，成了天顺公司的管理者。后来，袁宏涛跳槽到另一家公司担任厂长，当这个公司遭到变故后，他从亲友中借钱，和一位广州人魏玉树，联手办新企业，新工厂的名字叫做——宏兴五金制造公司。袁宏涛自己终于当了老板，成了一名成功者，当了老板的袁宏涛比打工时的袁宏涛更辛苦，更加担惊受怕，他怕没有订单，怕产品因为质量不过关而遭退货，他怕工人出工伤，怕关键岗位上的工人辞职跳槽，怕收不回来销售款……他像一只工蜂一般维护着小工厂的运转。袁宏涛自己是老板，也是工人，他亲自开车去码头送货，亲自在生产线上做演示，还要放下厂长的架子，为工人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而担任调节人。袁宏涛也是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来自遇到了企业破产的挑战：与他合作的老板魏玉明开车在外制造车祸。魏玉明逃之夭夭，袁宏涛作为企业法人代表只能为魏玉明“擦屁股”，然而伤者的治疗费以及死者的赔偿税赔偿金足以使他们的小厂破产。于是，袁宏涛把自己买的新房卖掉了，又回到了贫穷的边缘。新房做抵押折价赔款无法满足死者家属的赔偿要求，企业是坚持下去，还是破产？袁洪涛选择了坚持下去，但是坚持多久？仍然是一个疑问。
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江海珍，从表面看是一个喜剧人物，实际上也是一位悲剧人物。她是一位在县城就地发财者，她与丈夫选择在本县创业，创立了浅海湾娱乐城，吸引本县达官贵人到此处消费，让这些人在肉体的快乐达到极致，从而为浅海湾娱乐城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浅海湾娱乐城渐渐发达了起来，娱乐城的发达反映了当代物欲主义泛滥的不可阻挡。江海珍的发财野心不满足于“小打小闹”，利用手段在本县频频买地，扩大娱乐城的规模，以至于负债经营。当然这是有隐忧的，在江海珍回老家为母亲办丧事时，意料之外地:收到娱乐城大堂经理的电话。大堂经理在电话说“银行与检察院今天的人来了，说还不上贷款就要封了浅海湾娱乐城。”江海珍如何周旋还贷款，小说没有交代，但是其中“凶险”是肯定的。
小说《支离歌》除了主要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外，还用简要的笔墨呈现了另一些人物”心酸命运”：女青年辛萌被骗子涉世玉骗色骗钱。另一位女青年陆洁按照“潜规则”去拍毛片，自己并不知道影片是否有经济回报。女青年陈雪怡白日在工厂打工，晚上陪酒，是为了增加一些收入。阿红为了弟弟上学当了站街女，阿芸在企业破产后因生活无着开始卖淫，彭雪融因为生活无着，差一点成为卖淫女，男工袁小峰出了工伤失去了一只手，获得了一些经济赔偿后去赌博和嫖娼，终于得了性病，男工莫得平因工作环境的粉尘污染而造成了矽肺，已经成为了残废。企业白领于瑶钟情于爱情而被三个男人所伤害，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漂泊。女工何海英上小学时就被老师多次强奸……还有广州的小老板万华容、朱旭平、萧益顺等，因为疾病和车祸，终于纷纷终于凋零，这些人有被损害者，也有损害别人，这些人的命运是灰色，乃至黑色的，都市生活并没有使得她（他）们享受生活的幸福，反而成为“损不足以供有余”者，曹禺话剧《日出》里的生活景象在当代重演。
小说《支离歌》中出现的大量人物，有农民工，也有大学生，他们为了发财梦而纷纷投身于岭南珠三角地区以及中国其它经济发达地区。他们是奋斗者，为经济发达地区更加发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是付出了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代价，然而获得甚少。一如书中的孙玉涵变得“对一切都看得淡了”，书中的江海岩经历了那么多事，由生机勃勃而变得谦恭自卑，精神面貌滑落到这个样子，谁之过？由打工者而成为小老板的袁宏涛，不仅仅要面对生产技术问题，还要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蛀虫，袁宏涛为小工厂的经营耗尽心血…….读者可以通过感受这些人物的命运，可以更加深刻地解读中国沿海经济的发展真实。
爱情魔方中的人性呈现 人类的爱情永远是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长篇小说《支离歌》中的人物爱情变幻，亦揭示了人性裂变。看一部小说是否精彩，人物的爱情呈现是其重要的方面。小说《支离歌》的叙述结构，大体是复线结构：一是农民工进城打工；二是农民工在打工期间发生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农民工爱情故事也许并不那么理想化，不那么浪漫，依然感应了时代骚动，承受了商品经济给他们的婚姻爱情带来了很大冲击。
长篇小说《支离歌》。主要是通过江海岩、孙玉涵夫妇的爱情纠结，袁洪涛的寻找爱情，江海珍的实用主义爱情来展开的。小说中的人物爱情，几乎都具有不确定性，人物对爱情大多是多重选择，如江海岩、孙玉涵夫妇，即使走进了婚姻殿堂，他们的爱情并没有稳定下来。双方对自己的初恋对象依然念念不忘，成为在现实生活中出轨的内在原因。尤其是江海岩，他的生活离不开女人，无论是大学时期还是南下广州以后，一直在不同的女人中“关照”下生活，他的结发妻子孙玉涵亦是几个女性中的一位。孙玉涵与江海岩也有相似的地方，她对自己的初恋对象薛志明念念不忘。孙玉涵虽然与异性相处具有自己的底线，比如对厂长王峰的防范，比如对上床未遂的万立伟很快地划清界限，但是她见到了电视台年轻记者后，还是情为之所动。孙玉涵初恋对象是大学同学——薛志明，但这个人物对孙玉涵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他俩时隔多年终于偶然地在广州见面，并且完成了一次淋漓酣畅的性爱后，薛志明悄悄的拿出三万元放在桌上，其目的是阻止孙玉涵以记者身份去对信达机械厂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调查……于是爱情的神圣彻底被金钱打垮了。如果江海岩与孙玉涵的婚姻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许会偏安于西北小城，甚至白头偕老，偏偏遇到改革开放，江海岩是我打破铁饭碗儿四处漂泊之人，漂泊造成了心理离散，加大了本来就存在的婚姻裂痕。
袁宏涛是一位虽然高考未中的回乡青年农民，他南下打工时是光棍一条，爱情和婚姻对他来说还是一张白纸。袁宏涛虽然少年时对唱乡戏的女演员有异性的好感，到了广州后，也遇到女性的青睐，其中有包养倾向的香港女老板韩小姐，有萧老板的小姨子阿美，也有清纯朴实的女工彭雪融。这些女性有其固有的社会背景，大老板韩小姐财大气粗，有浓厚的狎妓情结（男妓）。阿美是广州土著，开着花店有经济基础，她相中的是袁宏涛的外貌俊美和为人忠诚。青春女工彭雪融对袁宏涛的爱是清纯的，却无婚姻成果，有了婚姻成果是袁宏涛的同乡——陈月桂。袁宏涛十分偶然地与陈月桂发生性关系，陈月桂对他说“你得对我负责”，一句话决定了二人的婚姻关系。总体来说，袁宏涛是以自卑的心态与城市女性打交道的，只有对同乡女子陈月桂才敢肆无忌惮地发生性爱。袁宏涛对员工利益的被侵害是有反省的，对南下岭南打工的众多姐妹的命运也有怜悯，但其内心世界一直是麻木的空洞的，这对于深化小说主题，是一种伤害。
小说中的江海珍、顾桂红之间的爱并不是爱情，而是互相利用。有妇之夫顾贵红早年就使江海珍失去贞洁，而后江海珍嫁给煤炭工人咸玉平，然而江海珍却不是一个安于贤妻良母角色的女人，她进城开理发馆，与顾贵红旧情复燃。江海珍受来自咸玉平的家暴侵袭，促成了与咸玉平离婚。江海珍和顾贵红都从对方身上找到了发财潜质，双方密谋了各自的离婚。江海珍对咸玉平采取了骗离，顾贵红对结法妻子承诺的是“离婚不离家”。顾贵红、江海珍两人联手不仅谋划了离婚，还真的创造出了发财奇迹，他们通过经营浅海湾娱乐城而发财，成为了当地的暴发户，爱情在二人身上成了发财的跷跷板。
除了年轻一辈遭遇的婚恋变故外，老一辈人的婚恋也令人深思。江海岩、江海珍姐弟俩的母亲孔秀芳，年轻时守寡，带两个孩子艰辛地生活，自然需要男性的帮助，于是，孔秀芳与本家侄儿张大年要好（与孔秀芳年龄相近），还与小叔子江志国苟合。江大年帮助她干农活儿，江志国是村支书，帮她维护门户。孔秀芳是一位农妇，只有用女性的身体作为回报……孔秀芳在男女关系上的不检点，也影响到了子女的身心健康。女儿江海珍的离婚、再婚，儿子江海岩在异性之爱上的随波逐流，不得不说均与孔秀芳的生活作风有直接联系。
可以说，长篇小说《支离歌》中的人物的婚恋大多是灰色的，是破裂的。江海岩到岭南之后，与数位女性关系暧昧。孙玉涵到广州后其性格由矜持到性开放。袁洪涛虽然建立了家庭，却与彭雪融保持了情人关系。江海珍与顾桂红的夫妻关系更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爱情是人类精神文明质量的晴雨表，性爱是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性的高贵，但小说向读者展现了商品经济对爱情的侵蚀，为了得到金钱，爱情成了招牌，性爱也成了手段，这些具有广泛意义上的人生悲剧，被作者“摔破给人看”，十分勇敢地呈现了出来。
叙述的策略以及描写 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某一区域现实生活的编年史，如何在时间的长度内展开叙述是重中之重。小说的情节推进和人物性格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靠叙述实现的，可以说没有叙述，就没有小说。叙述得精彩，小说才精彩，否则，再崇高的主题也会干瘪。一般意义上的叙述，指小说家对人物、事件和环境所做的概括和说明，（即是万能叙述）。小说可以按时间发展先后依次叙述，可以把某些发生较晚的情节或结尾先行交代，然后再回过头来叙述来龙去脉，可以在顺叙中暂时中断主要情节的进展，而插入相关事件的说明。伟大作家会打破这样的叙述“常规”，如海明威运用了五种叙事结构：因果式线性结构、回环式套层结构、缀合式团块结构、交织式对应结构、意识流心理型结构。海明威抓住了叙述的灵魂——叙述时间，必须在适当的时间把情节进行完毕；他的小说多用"展示"，少用"讲述"，努力还原客观的叙述。海明威小说里的第一人称叙事情境和人物叙事情境交合，时急时缓，张弛有致，非常迷人。
从整体上看。小说《支离歌》的章节结构是顺序，即是按照不同人物的出场线索去组织叙述。对于不同人物的人生经历，时而正叙，时而倒叙，组成了这部洋洋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与叙述相关的，还有叙述语言，作者的叙述语言基本上是介绍性语言，即是向读者交代先发生了什么，后发生了什么。介绍性语言是分类语言，也是表面语言，这样的语言可以引导读者去全面进入作品，却不容易深入人物心灵深处。笔者以为“介绍”人物的文字不在于长短，每个人物，包括几笔带过的人物都是小说中的单元，都是完整的世界，有着独特的精气神。人物塑造不是贴膏药，不能玩积木，要用人物自己的内心去感知世界，甚至人物的语气，表情，口语节奏都是独特的，而不是作者代替人物去感知世界。小说，尤其从长篇小说，表达的是人物群体和世界杂像，是浑浊，是浑浊中的清澈，在这个方面，小说《支离歌》显得不足。
无论是叙述，还是描写，小说《支离歌》继承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用矛盾冲突叠加法，让各种矛盾铺垫、积累、爆发，一旦爆发，便是一处处碎片。作者在文本中有意无意地营造好每章的结尾，衔接着下一章的开头，因而从阅读上不会对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至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小说《支离歌》有精雕细刻，也有粗放描写，人物之间的粘合力比较强。笔者还注意到，在叙述方面作者会耽于“万能叙述”，而对人物心理的微妙缺乏眷顾，显得不够精致。用人物对话去展示人物的经历以及相互关系，是小说《支离歌》的特点之一，小说文本中大段大段的对话，有刻意为之之嫌；在叙述方法上也不够丰富。在叙述策略上，很多章节过多注重了——实，过度注重现场的“事件效果”，而在虚实结合就显得弱了一些；在很多人物关系描写上，人的动物性显得过于被强化，而人的心理性则被削弱，尤其孙玉涵和江海岩这样的有文化内涵的人物，用性爱来发泄内心的苦闷，是不合适的。
除了叙述，便是描写，二者是小说创作的两大基本功。小说的描写分环境，描写和人物心理描写，环境描写又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两种描写对人物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长篇小说《支离歌》对于乡村环境描写比较到位，而对于岭南的都市环境描写，却略嫌不足，有一些描写大部分显得为了描写而描写，尚没有抵达“心灵化”和“人格化”。在描写中，作者的风景描写丝丝入扣，能很好地把人物的心情与环境相互映衬。还有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很多章节使用了意识流手法，即是小说人物看到一种状况后，脑海中迅速涌现出一系列相类似的刻骨铭心的生活图像。作者还尝试使用了象征手法，如江海岩被带上手铐来象征人物命运的绝望，还有用袁洪涛躺在对黑坟墓的心理印象来表现人物的被压抑。在人物心灵描写方面则比较很苍白，没有呈现小说人物的成长线索。江海岩的母亲用身体来换来物质生活平稳，这件事应该对江海岩的成长有重大影响的，但作者仅仅用几笔带过，内在的极度痛苦表达不足。
长篇小说《支离歌》除了在对话中彰显人物命运，作者还通过了人物自己叙述来表达对人命运的观望，如白领人物于瑶对自己的命运和爱情经历，叙述得非常详尽，虽然是粗线条，也能够勾勒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但叙述得比较呆板，缺乏内心的爆发，缺乏感受性，而小说的感受性才是小说艺术的魅力之源。笔者能感到作者是带着对故乡农民工深深的关切以及对不正之风强烈的愤懑去写这部小说的，具有先入为主的写作倾向。
总之，长篇小说《支离歌》小说在对当代农民工群体的解读上做出了新的努力，表现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因此引起的人性裂变，尽管小说在叙述策略和人物心理描写方面，还有欠缺，但瑕不掩玉，是一部充满社会正能量和现实主义深度的长篇小说。 2018年于西山小说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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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9-1 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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