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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立的人生 ——我所理解的苏轼
我对苏轼的知晓,是从小学课本中的那首哲理诗《题西林壁》开始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时,在我的潜意识中,苏轼是一个懂得从不同角度观察生活的睿智者。后来,在中学读到那首广为流传的词《水调歌头》,我又被其中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缠绵悱恻所打动,这时,我心目中的苏轼又是一位柔情似水、心怀悲悯和屡不得志的失意者。再后来,读到了更多苏轼的诗词、歌赋和札记,也欣赏到他的堪称孤绝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更了解到他的为人友善、处事和善、为官多艰的故事,我对这位文采超凡脱俗的北宋翘楚才有了较为立体的认识。
我对苏轼的敬佩,先从喜欢他的诗词开始。他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精妙的文笔,描绘西湖的胜景,尤其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用一个巧妙而又贴切的比喻,写出了西湖独具特色的神韵。他之所以拿西施比拟西湖,旨在凸显西湖婀娜多姿的柔美,以及不用借助外物衬托,不必依靠人为的修饰而具有的那种天然美姿,那种绝妙而韵致。那首为北宋名僧惠崇的题画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篓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不仅诗意地诠释了春江水暖的画境,还把水乡那种春光浩渺、雨意迷蒙之境晕染而出,与画相得益彰,还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还有《望湖楼醉书》《浣溪沙》《记承天寺夜游》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印证着这位才华满腹的文坛巨臂的出手不凡。随后,也学习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虽然阅读过已有近三十年了,但每次回想起来仍然能顺畅背诵。到高中阶段,还学习过他的赋和散记,又对他的人生追求多了一些感知。读他的《石钟山记》,跟随他的笔触游览湖州“石钟山”,体味其记游性散文的精妙,不论议论,还是记叙,或引用,或作结,都首尾呼应,逻辑严密。两篇《赤壁赋》,前者骈散结合、形象优美、善于取譬,后者以叙事写景为主、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两相比较,虽为一样的赤壁景色,境界却截然不同,各具诗情画意,各尽其妙。由于心境使然,感情基调不同,这也暗合了他的人生境遇的变化。由此可见,这位真性情的文人,在人生的长河中,也有诸多的身不由己和无奈的喟叹。
苏轼的书画作品,我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中看到的,当时就觉得他竟然还有书画作品传世,很是仰望和崇敬。真正回过头来关注他的画,是前不久的香港佳士得拍卖中,他的水墨纸本手卷《木石图》拍出超过4亿元港币的天价,这让我着实震惊。为此,我饶有兴趣的欣赏了据说这件从日本征集而来、流传至今的极其罕见的画作。据知,在他的《木石图》重出江湖前,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是业内人士眼中最接近他的传世真迹的一幅。时至今日,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和《木石图》,都是史书有过记载的作品。邓拓对《潇湘竹石图》有过精到的评价,他认为:“隽逸之气扑人。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潇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并坚信这幅画是苏轼的珍品。而《木石图》中,画中只有寥寥数笔,描绘了一株枯木屹立在怪石旁侧。他的画,可归为“文人画”范畴,内涵呈现大量依赖水墨、毛笔和纸本的特性,画中多有干、湿、浓、淡等变化,而枯木怪石的组合,富含着精神性的指向,又溶渗着他仕途坎坷、生活流和壮志未酬等情绪。因此,他的绘画与诗词一样,几乎都以寄情寓兴为主,不仅反映了他的人格品质,也表现出他对生活的体察。这两幅作品能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和苛刻审视而流传至今,也侧证了他的画作在后代文人心中的珍爱程度。他的书法,在泱泱中华文化史中,尽管有众多书法家的遮蔽,却并不逊色多少。他善书,为“宋四家”之一。他的书法讲究气韵,颇具大家风范,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他的行书,更是随行大小,肉丰骨劲,拙中藏巧,兼有颜真卿、杨凝式二家之长;他注重书法的表现形式,追求意趣的风格取向,传世作品与画相比量多,且影响力更大。作为和他相隔有千年的后辈,能欣赏到他的书画,实属人生之万幸。
更让我感到感慨不已的,是苏轼并不顺畅的人生,尤其是他为官的那段岁月,并不像他的诗词歌赋那样光彩照人。他的生活状态,多数时候要不是被贬官,就是奔波在正在被贬的路上,而造成他的经历如此坎坷的根源,多是由于政见不同,或是他的拥戴者过众而遭受小人的诬陷,或是被他人嫉妒而受到迫害,由此,他屡次被发配到远离京城的地方。他北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却遭遇母丧而服孝两年零三个月,直到嘉佑六年(1061年),才任凤翔判官。从那一年起,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仙逝,四十年间,他是不容置疑的“五朝元老”,中间经历了英宗、神宗、哲宗等朝,可是,命运总对他刻薄,让他心怀痛楚的不仅是母亲、父亲和丧妻等亲人的撒手人寰,更多的是沉浮难料和屡遭被贬,以及无端入狱的那些人生苦难,让他饱受了离别之苦和生活的困窘,造成的心理苦难又怎能承载?因为他的执拗,因为他的耿直,因为他的治国理想,多次受到当朝派诸如王安石的排挤。比如,熙宁三年,他两次上书给皇帝,攻击王安石等力主实施的《青苗法》,雄辩滔滔,直言不讳,针砭时弊,想改变朝局,给天下苍生造福,反而给他自己带来被罢黜的后果。这样的起起落落,在他的一生中反复多次。但他并会灰心失望,不仅关注朝廷的事态,必要时依然上书建言献策。在所贬之地为官任上,也不忘自己肩头的使命,处理政务从不懈怠,关注民生从不失职,惩恶扬善意志坚定。不说别的,单说在杭州任上,当面对灾情严重时,他及时上书朝廷,请求调拨赈灾物资,以解百姓生活的之急,以助群众恢复生产,重建新的家园。往小里说,像疏浚西湖淤泥,加固修筑苏堤的事,虽然算不少浩大工程,却为当地增添了一道人文景观,也为后世留下了一处精神财富。即使后来被当权者一贬再贬,并且被限制人身自由,在那一段时期,黄州成为他的生活之处,更是他精神的寄托和皈依之所。可是,他都能豁达视之,对仕途从不挂心,反而能苦中作乐,结茅而居,手持农具,开荒种田,丰衣足食,享受闲适;他也往往从湖中捉鱼,改善生活,却创造了颇有东坡风味的美食;更从和邻居村人、和尚贤达、文人墨客的交往中,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至纯至真的情感,也从参禅礼佛的过程中汲取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幸福。不管命运对他多么不友善,他都用一生把世人的苟且活成了旷世的潇洒,这也是我对他由衷敬仰和顶礼膜拜的主要根源。
在我看来,苏轼的一生是浸泡着难以稀释的辛酸的,对我的感觉犹如锥形的“倒立”那般不易。而他,却活出了超凡脱俗的人生格局,以他的诗才、书画和留给后世的丰厚的精神瑰宝,在更多的人心中活得高大伟岸、光芒灼然和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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