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灵魂深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散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尤其是“新散文”的出现,使得散文技巧在“跨界”诸方面发生了巨大爆发力,散文的本身,也非常接近了“生活”的本身,由过去的代大众说话,回到抒发个人的心曲,倾诉个人化的感愫。当然,很多作者倾诉个人日复一日的繁复生活,日久令人郁闷,甚至尴尬。
尴尬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散文写作需要灵魂,而眼下的风起云涌的散文写作大潮,大部分写得太随意了。很多散文是写儿时记忆的,一旦写到记忆,总是写童年生活甜蜜那一面;有的作者故作风雅,品茗赏景,谈论的却是股市风暴和发财密诀。有的写亲情,就把亲人写得没有任何缺点;有的搞文化虚无,在散文中写几个历史事件,好像就很深刻了,其实散文深刻不深刻,不在于取材写什么,而在于你是否写出了灵魂的深度。
何为灵魂的深度?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认为一定要有思索个体人生的困境或个体精神所遇到的难题。”(谢有顺的话)。这确实是有难度的。鲁迅先生在《野草》中抒发了个人的痛苦和彷徨,局外人未必能解其中三味。张爱玲的小说写了人与人的疏离感,很多人却认为她的小说小家子气。甚至以为她死于美国是生活的悲剧。谢有顺讲的确实有难度,但个人化的精神与人类生存相遇,总会冲撞出火花,即使有火花,可能会显得“离奇”,很难为当下的读者所接受,因此就造成了写作的艰难以及尴尬。
我们大部分人习惯于务实,习惯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乐观主义)。懒得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及存在的价值,没有勇气像鲁迅那样向中国和世界进行决绝式的持续追问(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以及后来的王小波),我们已习惯于在“向生活和解”幌子下,向周遭的一切和解,用于换来暂时安稳的物质生活和人际关系。可是真正有价值的散文,往往是在拷问的过程中产生的。许多人生的真相,不像政治家描写的那么美好,回而“需要沿着作品中那条狭小的精神路径一直走下去,走到心灵的深渊,把一切伪装的饰物揭开”(谢有顺的话),只有揭开了饰物,才能找到灵魂的根以及相应的文字。用这个标准去阅读大量当代散文的作品是尴尬的,因为大多数散文是就事论事,缺少灵魂内核,或者偷梁换柱,把伪灵魂当作灵魂。
在这里有一个奇特现象,我们阅读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可以发现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个人的气质和文化成长不同。一个写作者的气质和文化积淀不同,一个作者的文学语言已和本人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与当代作家非常不同,当代散文作家大都追求类同,当年出了个余秋雨,大家都一窝蜂去模仿他;后来出了一个刘亮程,大家又去模仿刘亮程……现在这两位难于持续上升,很多作者又不知道该去模仿谁了。其实一个作家最应该模仿的是他自己。尽管每个作家成长的道路不同,有的成长缓慢,甚至走弯路,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脑袋安装在自己的脖子上,否则只能越走越窄,被时间湮灭。
作家不是神,会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烦恼。生活的强硬可能把作家冲撞得一败涂地,一如作家沈从文在某一段岁月中,放弃了写作而选择了中国古代服装史的研究。上海作家陈村是笔者所尊敬的作家,他不赶风头,默默地写自己的小说。他写的小说《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通过写案件逼仄出人物心底的风景,而风景又激发出了人们的拯救意识。对负责的作家而言,在作品中作家需要对人的尊严和价值做出属于自己的回答。
凡是有灵魂的散文,必然涉笔到人类当下的生存状况以及人性状态一一这虽然有难度,但相对还容易一些;有难度的是设想人类将来能够做什么?人性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嬗变?在这里,我必须做一个合理的纠正,通俗哲学中有所谓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就成为当下的各种花花绿绿的“存在”穿上了合理外衣,难道当下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吗?一切全是合理了,人类就无法进步了。
最近笔者看了甘肃台的《灵与肉》,其中右派分子许灵均饱受苦难,但在劳改时期依然享受到来自百姓中的暖。窃以为作家在写作之前,要学会做一个有敬畏之心的人:敬天,敬地,敬畏祖先。存有敬畏之心,才能写出灵魂的亮度,不然的话,至多是一个狂妄之徒罢了。中国在民间讲因果,讲来世……即是对人性恶的约束。我们在中学课本中曾经有过《东郭先生》,此先生是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这本是人性中的美德,却被人当做了迂腐,实在荒诞。
综上所述,写出有灵魂深度的作品是有难度的,但不能成为止步不前的理由,写出有灵魂深度的作品,才可以体现一个作家的价值,这也是有担当意识的写作者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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