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生，他的乐观
森然
“一个无药可救的乐天派”，这是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对苏轼的第一条评价，我认为是对苏轼一生最完美的诠释。
纵观历史长河，任何普通的事情，常见的品质，出现在不普通的人身上时，那便不普通了。所以，传说中夺一山之灵气，如文星降世的苏轼，他的乐观便与常人不同了。当我们把苏轼生平与其作品结合起来时，我们可能会发出一声惊叹“世间安能有此人尔”。
在苏轼人生的前四十五年，他的人生并未波澜，二十二岁中进士，初仕八品判官，一路高升，青云之上，历任杭州通判、密州太守、湖州太守。同时，以其超人的文学才识，此时的苏轼已在当时文坛占有极大的话语权。位极人臣，拥护者众多，一展抱负的机会近在眼前。如古往今来那些青年才俊一般化为时代的一块墙砖。但上天似乎不是很想让他就这样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一位中国史上的精神巨人就在公元1079年诞生了。四十五岁的苏轼因其出身，与欧阳修、司马光等旧党人士私交甚密。自然而然的站在了与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对立面。一场莫须有的“乌台诗案”让宋神宗不得不将其下方黄州。而黄州，也是他真正开始可以被称为“苏轼”的地方。
在黄州任团练的前两年，这个用其精神感染中国将近一千年的男子与多数人无异，大难之后对未来人抱有憧憬。在游清泉寺后写下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三句充满希望的词句。但这是人之常情，不足以表现出苏轼的光茫。同年七月，苏轼第一次游览赤壁矶。当他登上岸头，迎风挺立。滚滚而来的江水瞬间冲进了他的胸膛，将其对人生的最后一丝希望之火熄灭。他品味着慢慢历史长河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他由赤壁一名想到了周公瑾的雄姿英发，他似乎也想于这山水之间，来一场属于自己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建一番不世功业 。幻想总是让现实更加可悲，想到自己已而立之年，仍然毫无建树，心中郁结更胜。但转念一想“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人生本就如大梦一场，与其自怨自艾，不如与这江月共饮此杯，将那前尘都放下吧。如此的旷达，如此让人惊叹，“苏式”乐观的光辉尽览无余，这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不羁，而是面对挫折时的坦然，让常人所不能及的坦然。
赤壁矶太美，美的让苏轼魂牵梦萦。七月十五的那天，他又与友人划着小船，泛舟于此。这一次游玩，触发了苏东坡对人生、对生命与对大自然的第一次真正真正的思考，写下了一篇极具道教思想色彩的文章—《前赤壁赋》。他似乎看见深不见底的水下游蛟龙在乱舞，远处飘零的小船上传了寡妇的呜咽。悲景必引悲情，他想到了当年的那个青衫司马，也想到了自己。他看着赤壁矶头，曹孟德“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枭雄之姿浮现在他眼前。可即便是如此人物，也不过落得一个“而今安在哉”。或许自己等人也只不过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与这绵绵不绝的江水相比，似乎顷刻之间便消失于历史长廊。他想要终“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但这都是不可能的，无奈下只能将这念想随着箫声归散与天地间。若此次游玩就这样以悲观无奈收场，那便不是苏轼。他开始对生命与大自然进行了辨证的思考。“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事物易变的一面看，天地间没有一瞬间不发生变化；从事物不变的一面看，万物与自己的生命同样无穷无尽，那有什还需羡慕的吗？四十三岁的苏轼渐渐“成熟”，他不再“哀吾生之须臾。”，而是在这取之无尽的大自然中自得其乐，逍遥自在。他的人生与生命在此处超脱了，建功立业已不再那么迷人，他那无可救药的乐观有了雏形。
第四年春，苏轼还是那个天真烂漫的苏轼，他浑然不知今宋朝那个热衷改革的明君将要离世，自己也将脱离苦海。他穿得像一个乡间老翁，竹杖芒鞋，漫步于乡野之中，没有一丝宋时士子的质感。但当他在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时，我们便知道，这是宋朝最伟大的文人。一个真真正正的精神巨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疯子”来了。
苏轼的归来，并不是如他的词中那样“也无风雨也无晴”般的平淡。仁宗年幼，太后听政，那位同样名垂青史的司马相公重新执掌朝野。苏轼作为“元佑重臣”直升三品。此时的苏轼已不是四年前那般盲目抵制新法了，他明白新法的良弊。对自己的上司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的政策提出反对，最终无果之下，他自请离开京师，前往自己心中的养老之地——杭州。
此时的杭州与柳永“归去凤池夸”时的模样已大相径庭。严重的沼泽化使杭州的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人民生活和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受到了威胁。杭州作为宋朝的特大城市，一旦奔溃，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挽回的。苏轼深知其中利害，立马重提十六年前疏浚西湖的建议于朝廷。在其无数次的上表之后，朝廷终于答应。苏轼开始了他人生中的一大政绩。
这次工程的规模是巨大的，苏轼的工程师天赋也在此时展露无余，西湖问题的到了全面的整改。他下令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在今湖心亭一带全湖景深之处，建立了石塔三座，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淀。又仿效那个和自己仿佛有着不解之缘的白居易，用湖中淤泥在湖中建筑了一条沟通西湖南北岸的长堤。堤上修建了六座石桥以流通湖水，全堤遍植芙蓉、杨柳和各种花草。于是，六桥烟柳的景色，使西湖平添了无限妍媚。西湖疏浚以后，全湖又充满了一泓碧水，苏工程师便在运河与西湖沟通之处建筑闸堰，使纵贯城市中心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与江潮隔绝，而使城市东郊的茆山运河专受江潮，两河互不干扰，做到了潮不入市。与此同时，苏东坡还征用士兵及民工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六井通，西湖畅，杭州百姓摆脱了盐水之患。
疏浚西湖，整治水道，治灾施米布药，这一系列的实事让乱成一锅粥的宋朝第一大城市杭州逐渐恢复稳定，也让苏轼在民间的名望瞬间达到一个高峰。民间的呼声加上高太后的青睐，苏轼在后来的几年中虽然不停在上下浮动，但也算过的安稳。这样的生活就在苏轼五十九岁的时候结束了。公元1903年9月，高太后离世，隐忍近九年的仁宗掌权，他开始了对元佑党人的疯狂政治反扑，对他的老师苏轼进行了明面贬谪，实则流放的报复。也正是这一次的流放，让苏轼那无懈可击、近乎妖孽的乐观处世的态度大方异彩，感染众人，也成了苏轼对那些阴暗角落里的小人的最有力还击。
惠州在宋朝的位置我们可以从“天涯海角”一词大概猜想而知。经历了长途跋涉后，苏轼一行人终于抵达了这里，不同于柳宗元、白居易那般意志消沉，在来到惠州的第一天就沉州的的四年，苏轼前前后后写下了160首诗词与几十篇文章，让惠州名扬天下。同时有大力推行教育，传播文明，以至于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聚于惠地，大办书院，兴盛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杰出的贡献，百姓的爱戴，罗浮山上可以一探自己的养生大道，每天荔枝美酒。天真烂漫的苏轼似乎爱上了这个地方，丝毫没有身为贬谪之人的惶恐。为了纪念这段美好的时光，他写下了一首极具他晚年风格的诗《惠州一绝|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诗风向田园派的转变，代表了苏轼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大起大落后那颗逐渐中正平和的心，他并没有因生活给予他那么多磨难憎恨，反而更爱生活。苏轼这种乐观向上的态度让他的政敌们害怕了，他们要让苏轼永无翻身之地。于是，苏轼开始最后的人生之旅——儋州。
家破人亡的苏轼带着幼子登上了这片仍未开化的土地，这时的苏轼已经老了，是心灵上的衰老。“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此间居无室，食无肉，病无药。”从这些语句之中，我们大可推测这位风华绝代的文坛巨人当时的无奈与沧桑。不过儋州的老百姓可不这么想，他们知道，改变儋州的人来了。没有住处，儋州百姓便帮他搭了三间茅屋，没有肉，猎户便送她肉，不过至于药，儋州还真的没有药。苏轼那乐观的本性一下子就回来了，他为自己的茅屋取名“桄榔庵”，还写了篇《桄榔庵铭》来纪念。混杂着报答百姓的情感，苏轼在这里除了大兴教育以外，还大力传播科学、医学。劝导当地土著摒弃一生病就杀牛的做法。在看到当地汉黎两族的矛盾之深后，他首次提出了民族平等这个概念，大力推广农业开发。儋州四年，苏轼用自己独特的人道主义光辉对当地人民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教化，也用自己即将枯萎的生命做出了对文学最大贡献，作《书传》一部，完成了对《易传》与论语的修订。
苏轼的一生，与他的乐观密不可分。他的作品完美展示了这种积极向上而有坦然接受现实的人生态度，一扫晚唐颓靡之文风，与欧阳修、司马光和曾巩等人树立了一个堪比魏晋风流的宋人风骨。四十年的漂泊，两任妻子的离世，磨难并没有让他倒下，反而让他变得越来越中厚，越来越豪放。他用他的乐观，用他的豁达，让那些阴暗小人瑟瑟发抖。苏轼，一个浑身散发光芒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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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3 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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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8-12-3 1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