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Sean 于 2018-12-4 13:57 编辑
1
北宋神宗熙宁十年八月，徐州城笼罩在流言与恐慌的阴云之下。
上个月，八百里外，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黄河大堤决口。“澶”字所蕴含的水流柔静之意未能庇佑生民，浑水滔天，“灌郡县四十五，坏田三十万顷”，传闻此时正向徐州涌来。
人们看到城内汴河水位如常，乱心稍安。
刚到任三个多月的地方长官苏轼尚在陪弟弟苏辙四处游访，饮酒吟诗。这个名动天下的才子，年四十二，诗文虽好，却政声不著。
至月中，忽然连降暴雨，洪水席卷而来，受徐州城南山势横截，汇于城下。很快，水位高达两丈八尺，超过城中一丈有余，约两层楼高，悬于人们头顶。
迫于情势，苏轼勒令严禁意图逃灾的富民出城，以安民心。后急调五千民夫，并拄杖入军营求得禁军协助，开始加厚城基，加固城防，吃住于城墙之上，筑起长约千丈的堤防。
即便如此，大水依然破城而入。无奈，只好以城中附城为长堤，继续苦守。此时城外“飘庐舍，败冢墓”，无论老弱还是少壮，皆因无所食四散狂走，最终都“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城中粮食也渐趋断绝。
被困七十多天后，水才渐渐消退，徐州得以保全。
经此一役，苏轼既蒙皇帝恩赏，又深得人心。三年后，其移知湖州时，据说徐州百姓遮道拦马，追送数十里。此事传至京城官场，引起了一些注意和不安。
苏轼本不是心机深沉之人，又适逢春风拂面马蹄疾，惬情畅意都来不及，哪里会想到，一场更大的洪水正在远处蓄积，随时可能令貌似固若金汤的堤坝崩溃，向他扑来。
2
身处东京大内的神宗，内心正在经受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元丰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发难，呈当时流行的苏轼诗集一本，寻章摘句，以佐证苏轼三月到任湖州后循例所写的《谢上表》有妄自尊大，讥讽新法，侮辱朝廷百官的罪责。
七月二日，舒亶进奏，附四卷本苏轼诗集一套，从《谢上表》中精心择取文字片段，附会为“谤讪君上”。
同日，李宜之进奏，说不久前自己出差路过宿州，听一位秀才说起苏轼在他家写的一篇旧文，其中有讥讽新法之意，于大节有亏，需彻底清查法办。
七月三日，权御史中丞李定出手，奏苏轼四大该杀之罪，毁谤朝政其一，傲悖不悔其二，蛊惑人心其三，私愤犯公其四。字字诛心，指明苏轼怨恨讥讽之人，并非旁人，正是陛下本人。
要说神宗不爱苏轼之才，是假话。连宫中妃嫔都知道，能让皇帝看到废寝忘食，击节赞叹的，唯有苏轼的诗文。
但要说神宗对苏轼完全没有芥蒂，也是假话。
恐怕神宗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熙宁二年，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一，上《议学校贡举状》痛陈变法弊端。神宗召见，当面问苏轼对新政的评价，苏轼用了三句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听后悚然心惊。
早年间神宗欲效仿唐宗宋祖，又羽翼未丰，自然能容些异见，更何况有王安石挡在前头，担了那些个关于新法的明枪暗矢。
但今时已不同往日，王安石早已二次罢相，皇帝身前毫无遮拦，此时再妄议新法，让专权十二年的神宗，实在不想再耐那个烦了。
宋祖钦定了“不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一百多年来尚未有人因诗文获罪，想到此节，神宗忖度犹豫半晌之后，做了决定。
太常博士皇甫遵不日即奉领密令出了东京，遇驿站换良马，昼夜兼程，疾奔湖州而去。
3
想起十年前当着神宗的面，对新法率性直言，身陷诏狱的苏轼多少有了悔意。
苏洵对这个儿子早有忧虑，写《名二子说》时，评价苏轼过于锋芒毕露，每遇不入眼的事，总是“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怕是会在权谋倾轧之中，招惹祸事。
年轻气盛的苏轼不以为然，决心“危言危行，独立不回”。
入狱后，御史台就以审问死囚的程序相待，隔壁牢房的苏颂描述道：“诟辱通宵不忍闻”。侮辱谩骂无休无止，如那狱墙外阴森柏树上歇息的千只乌鸦，聒噪不已。
苏轼陷入囹圄不久，不堪忍受，便意欲绝食求死。神宗闻后，遣人来特别交待，才让狱吏有所收敛，不敢殴打虐待。
每天都由长子苏迈来送饭。看到苏迈忧戚的脸，其间隐隐有已故夫人王弗的影子，苏轼心里不禁忆念起因思念亡妻而写的那阙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苏迈跟父亲约定，平日只送蔬菜和肉，若闻凶讯，就送鱼，好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三十日；九月三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七日、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十月十二日、十六日；十一月二日。这些日子对审判官而言相当特别，对苏轼的审讯大有斩获。
至十一月三十日止，共收集苏轼承认有讥讽新政的诗五十二、文十，赋一。呈上苏轼供述两万余字。处理与其气味相投、往来频密的官员二十五人，其中包括神宗本人的亲妹夫王诜。
这期间某天，苏迈钱粮用尽，出城借贷，委托一位亲戚送饭，忘了交待和父亲的约定，亲戚送去了一条鱼。苏轼见到，自认死期已至。
4
神宗从未想过让苏轼死。用自己的骂名去成就别人的美名，皇帝还没有糊涂到这种程度。
把苏轼往死里整的那帮御史，背后的主使是丞相王珪——官场中著名的“三旨相公”，除了玩弄权术，论才干，只会三件事：请圣旨、得圣旨、传圣旨。
这些当年因拥护新法而平步青云的平庸之人，在王安石罢相后，把持了朝政，虽然司马光已回家闭门著书去了，但仍担心皇帝无人可用时，重用反对派，于是瞄上苏轼，先下手为强。
这倒真是应了苏轼对新政的批评，“进人太锐”。
但苏轼不明白的是，神宗心里一直有个大宋梦。
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夺帝位，认小自己十几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灭后唐，将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了辽。
宋祖赵匡胤代周立宋，先与辽通好，统一南方后，也打算趁机北伐，收复幽云要地，但两次均兵败，铩羽而归。
没了幽云十六州，无险可阻契丹铁骑，辽人要用兵，驰骋昼夜，即可饮马黄河。
真宗年间，耶律绪隆与萧太后攻宋，兵马直抵后来黄河决口的澶州，逼着真宗立了澶渊之盟，每年送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再后来，宋因忙着与西夏征战，辽趁机施压，每年又增加银、绢各十万。
神宗每每忆起这些前耻，想到契丹人喂不饱的狼子野心，都会耿耿于怀，甚至痛哭流涕。只可惜，自己即位之时，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冗兵、冗官、冗费，表面富丽堂皇，实则积弱已久。
因此，不得已的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是急于求成的，集权独断的做法，不免激起矛盾，留下隐患，但神宗义无反顾。
熙宁五年，辽又以宋在雄州（今河北雄县）建筑工事为名，陈兵拒马河。至熙宁七年，辽要求重新划定边界。
神宗自觉需先平西夏，与辽开战的时机不熟，咬牙忍让，弃地七百里。
后来苏辙把这笔烂账算到了王安石的头上，大概认为当初是王安石在背后指使新党诬苏轼下狱，心中不畅，抓住机会要为兄长报一箭之仇。
他哪里知道，在议边界之时，王安石行事早已处处掣肘，神宗不再需要王安石了。
5
苏辙还想错了一件事，皇帝要实现自己的热望和抱负，哪能让一个诗文遍传天下的人，拿文字来讥讽新法，这等动摇朝野舆论，影响宏图大计的事，于情于理都不可忍。
神宗不想让苏轼死，只想让他闭嘴，给天下心怀不满的人一个警告。那些下手的官僚，无非是猜中了皇帝的心思，想借刀杀人而已。
皇帝的目的达到了，苏轼流放黄州之后，神宗一朝，再也没听到任何非议。正如苏轼早先以诗托讽的那样，“但苦世论隘，聒噪如蜩蝉”，满世界只剩下一种声音，如蝉鸣般单调无趣。
元丰四年，神宗自认为准备妥当，趁西夏皇室内乱之机，调集三十五万大军，加民夫超过六十万人马，全力攻打西夏，结果惨败，死亡、溃散三十万。
神宗并不甘心 , 次年再集大军西征。九月，遭永乐覆军之耻 , 将士死亡、被俘计二十余万。败报传来 , 神宗彻夜绕室徘徊 , 难以入眠 , 次日面对朝臣痛哭不已。
战争、苛法、腐败等积弊发作，神宗治国期间，农民起义频发，大小约三十次 ，民怨沸腾。
元丰七年正月，神宗忽然想起了苏轼，亲书手札，其言也善：“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元丰八年，三十八岁的神宗抱恨而亡。
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全面否定熙宁变法，重新启用司马光等反对派，苏轼被当作旧党委以重任。
令旧党失望的是，苏轼却坚决反对全面清算前朝新法，认为有些措施值得保留，急了还骂司马光为“司马牛”。
不久，便遭到旧党排挤，又以言罪，再贬惠州。
在黄州好歹还有猪肉吃，到了惠州，苏轼只能买没人要的羊骨头，用水煮熟漉出，浸米酒、撒薄盐，微微烤焦，啃得津津有味。
他还给弟弟写信大谈感受：“意甚喜之，如食蟹鳌。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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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惠州也留下了一道长堤，与徐州苏堤、杭州苏堤一道，被后人称为“苏公三堤”。
这个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人，六十六岁客死常州之时，不知是否回想得起自己少年时在四川眉山的生活，那种多年来求之不得的田园之乐。
门前万杆竹，堂上四库书。
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
常呼赤脚婢，雨中撷园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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