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冷晰子 于 2019-5-8 14:01 编辑
前些日子读完了周汝昌校注的《石头记》。山笛说怎么不趁热打铁,写点什么。想了又想,委实没什么好写的。止庵在他的《六丑笔记》的新序里说:“读书可能鼓励你写,也可能鼓励你不写,因为你由此知道人家已经写过了,而且写得比你将写的好。说到底我们只好讲讲旧闻,然而我们未必不能说出些许新意,如果真有这个把握,那就不妨一写;如果没有,则还是藏拙为幸”权且当做对自己不写的宽慰:藏拙为幸。
重读《石头记》是因为与夫君争论87版的《红楼梦》和10版的《红楼梦》哪一个拍得好,哪一个更接近原著。我喜欢老版,他喜欢新版。论不出所以然。索性再读一次。周汝昌校注的《石头记》只有前八十回,我选读这个版本的原因是尽量贴近曹雪芹的写作思想,不想受后四十回的影响。 没有写点什么的原因还有一个:《石头记》里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可喜欢的,黛玉么,品貌一流,才冠众芳,可尖酸了些,说话总是弦外之音,宝钗么,其他地方我看着都好,单扑蝶那段,让人不齿:拿黛玉当了垫背的。晴雯么,刚烈的性子我喜欢,傲娇了些,小姐的做派丫鬟的命。凤姐么,过于泼辣了,在对待尤二姐的那件事情上,委实狠毒,但细思起来,如何能怪得她?要怪也是贾琏有错在先。如单看表面,反袭人平儿招人喜欢。对宝玉的腹诽最多:既喜欢黛玉,就该远离莺莺燕燕,偏偏喜欢在脂粉堆里打滚,见着宝钗的一段玉臂也想入非非,路边见着一个小丫头也生些不相干的情谊,按现代的标准看,简直就是个渣男么。
当然《石头记》不是这么读的,红楼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如此释读,会雷倒一片红学家。曹雪芹的伟大,便在于此。《石头记》里每个人物的姓名,一句诗词,一帖药方都有隐喻。所以,《红学》才前赴后继,经年不衰。 《石头记》的话题,似与周作人的有趣十万八千里。但周作人却是地地道道的被埋没和隐藏的红学家。在对红楼人物的评鉴很是有自己的独到心得。周作人与红学专家俞平伯师生之谊匪浅,私下的他们有没有对红学作出过辩论亦或是讨论?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有没有周作人的些许影响?都不好说。
周作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散文和翻译,两者相较,散文更胜。读他的散文,和读《石头记》一样,不能单看表象,寡淡如白开水,有什么好读的。可是,和各种饮料相比,白开水最养身。再读深一点,是白开水里加了茉莉或者碧螺春,唇舌之间的回味,淡香满萦。有人赞周作人后期的散文:“性情渐隐,声色大开”。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文抄公体。不见文字,也难睹自我性情,却“声色大开”,跌宕开阔。
对此,深以为然,亦表赞同,并有切身体会之念:如今习文,也多不愿以“我”为中心,更愿荡开,找不到看不见“我”。少时文章,一如少年烈酒般的情爱,蜜意浓情,奋不顾身。年纪渐长,更喜平凡夫妻的细水长流,淡茶清香,情深似海也云淡风轻。
前段时间和山笛论过同题:无趣的周作人。那是表象,周作人不无趣么?无趣,写个月亮,完全没有月之诗意,写个梅兰竹菊么,拿个棉衣裳做比,太不诗情画意了么。
读过周作人的《看云集》,却想写写周作人的有趣。周作人是个讲笑话的高手,他尚正襟危坐,听的人却已前仰后合。《虱子》一章,周作人一句“我记得我们东方文明的选手辜鸿铭先生来了”,又一句“晋朝的王猛的名誉,一半固然在于他的经济的事业,他的捉虱子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再谈到古人王介甫王禹玉一同侍朝时,虱子在王介甫的胡须上爬,王禹玉取笑要作诗一首的故事,着实让人捧腹。周作人的博学,让他的散文,不拘泥,不做作,自然天成,荡得开,放得远,又收得自如稳当。《哑巴礼赞》、《麻醉礼赞》以举重若轻之笔,说了观点,抨了时事,也抒了胸怀。
《金鱼》一章,也甚合我意:“我觉得天下文章共有两种,一种是有题目的,一种是没有题目的,普通做文章大都先有意思,却没有一定的题目,等到意思写出了之后,再把全篇总结一下,将题目补上。”也是哈哈一乐,颇有点得意:为自己常常天马行空的作文找得了理由。
讲笑话之外的周作人的趣,在他《笠翁与随园》里有自述:“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他认为的趣是:“雅、拙、朴、厚重、清朗、通达,中庸……”,嗯,周作人的趣,如他翩翩长衫的风度。
周作人在《草木鱼虫》小引里有这么一段话,摘抄如下:“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局肮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也不是没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罢。”倘若文字也可当做绘画看,周作人也是高手,寥寥几笔淡墨,大片留白,意蕴空阔而深远。如若以画比,周作人的文章像倪云林的画,空山寂寥,静月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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