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野芒 于 2019-5-30 22:40 编辑
我要怎样的活法?
活法是可以选的吗?真的是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这么简单多好。很不幸,现实是,它从来不是一个选择题。充其量,它只能算个假想题。是的,我们没办法选择自己的活法。尽管,我们集体地向往“诗和远方”,但我们却不得不全部地“低头苟且”。
木心先生曾提出“知名度来自误解”的观点。误解之后呢,就是让我们觉得既然有成功的案例,似乎,我们就应该可以抑或能够随心所欲。事实上,那些所谓的“典型”,基本上都被以偏概全地异化了。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陶渊明,可谁知道,田园生活并不是陶公的理想国。甘于“采菊东篱下”,享受“悠然见南山”。这是人们对陶渊明最为普遍的印象。真实的情况,果真如此吗?不幸的是,从诗人后期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忙着打理田地,养活家小,夜深人静时也难免会陷入一种不确定中,对于出世入世的徘徊与纠结也在诗中时隐时现,而晚年甚至一度窘迫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还有那位写下《陋室铭》刘禹锡,在我们眼里无疑就是安贫乐道的楷模了。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篇名作是刘禹锡一气之下挥毫写成。很难说不是强颜欢笑,故作清高,或者包藏明志示主的用心。长庆四年(824年)夏,刘禹锡因革新失败,被德宗皇帝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按当时地方官府的规定,他本应住衙门三间三厦的官邸。可是,和州的知县是个势利之徒,他见刘禹锡贬官而来,便多般刁难。先是安排他住在县城南门,不久,又要他搬至北门,由原先的三间屋缩小到一间半,不久又要他搬居城中。半年之间,连搬三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狭小,一次比一次简陋,全家老小根本无法安身。刘禹锡觉得这县官欺人太甚,愤然提笔写下了《陋室铭》一文,并请大书法家柳公权书碑勒石,立于门前,以示“纪念”。但后来,当朝廷重新要启用他, 时年56岁的他马上就屁颠儿去赴任了 。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不随波逐流,我们不能不被动的选择站队,被动的站上起跑线,参与竞争。更有甚者,我们多数情况下自以为是的不同流合污,坚持自我,事后发现不过是一种逃避。
我的同事小梁,崇尚天性,与世无争,她信誓旦旦地说:我不要求我的孩子必须考高分,也不要求他一定要上名校,辅导班我儿子干嘛要上?!我要给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但她并没有坚持多久,没有经得住孩子座位不断后移的惩戒,和被老师对孩子刻意的疏远和冷漠,很快就乖乖就范了。
邻居张阿姨,早年离异。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儿子挺懂事,为了不增加妈妈的经济压力,和女朋友商量好婚礼简办,旅行结婚。但临近婚期,女方还是架不住诸如:随随便便就办个婚礼,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家的不尊重和敷衍?是不是显的女方有什么难言之隐?婚姻就这一次,多花点不行吗?这样一些来之父母和同事的压力。而男方呢,遇到的则是亲戚会说你没钱我掏钱总行吧?十八拜都拜了,还差这一哆嗦?面对,这些大部分都是善意的教唆,他同样也开始纠结,最后不得不咬咬牙,办了一个比别人更隆重的婚礼。
我刚踏入社会的时候,也曾经抱着“悠悠万事,吾从教”的情怀,但报道第一天,就被乡镇因缺人手而强掠了去。后来辗转几个部门,几乎没有一次天随人愿过。曾经,我并不苟同所谓关系,所谓朋友,所谓事在人为。但当遇到孩子上学,自己职称晋升,老婆找工作,甚至买车,购房这些早已是市场化的事情时,我不得不一再妥协。当别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超越别人而努力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淡定和从容。我才觉得同事说什么拼的都是资源是何其正确,没有关系,没有朋友,虽然不太会寸步难行,起码处处荆棘。
海子,梦想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他最终还是匍匐在冰冷的铁轨上结束。这个用心灵歌唱着的诗人,一直都在渴望倾听远离尘嚣的美丽回音,甚而一生都在企图摆脱尘世的羁绊与牵累,但最终他还是感到了疲惫。是的,生活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自己选择怎么活!
我们这就是一个假想,总行吧?对不起,请恕我不做这种无意(益)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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