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rsjby 于 2019-6-25 21:50 编辑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为抗议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北京八十多所学校共约五千余人，在北京临时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临时执政府卫队竟然开枪射杀，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
这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件事，被周作人称为“民国史上最大污点之一”。
惨案发生后，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粗略检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卷，有十余篇：事发当天，周作人写了《关于大残杀的感想》；第二天，写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第三天，写了《可哀与可怕》；第五天，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其后，还陆续写了《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恕府卫》、《新中国的女子》、《关于〈整顿学风文件〉的通信》、《洋铁水壶与通缉令》、《恕陈源》、《死法》……
这些文章，有两个主题。
一是公开点名的谴责。被周作人点名的人，有临时政府执政段琪瑞、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贾德耀、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临时政府秘书长章士钊、京畿卫戍司令代理警察厅长李鸣钟、临时政府卫队旅旅长宋玉珍、《现代评论》杂志“闲话”栏目主编陈源……不管这些人后来怎样，但当时确实都是“三·一八惨案”的重要当事人和言语维护者、舆论拥趸者，与“三·一八惨案”脱不了干系。周作人对他们的谴责，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二是对死者深切的悼念。在周作人文章中留名的死难者，有北京女子师大的刘和珍、杨德群，中法大学的胡锡爵……周作人的悼念，夹杂着强烈的愤懑。他的悼念、愤懑之情，主要体现在他引入文章里的三副挽联中。“殉难者全体追悼会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联”：“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二十五日女师大开追悼会，我胡乱做了一副挽联送去”：“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中法大学“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了一副”：“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得成仙！”这三副挽联，虽不很“工”，却深得其兄鲁迅犀利、尖锐之风，读着令人解恨。
“三·一八惨案”发生一百日，周作人又写了一篇《六月二十八日》：“回想三月十八日已是一百天前的事了。这在乡间称作‘百日’，是对于死者的一个大纪念，前清时男子服父母之丧，在这期间不剃头发，通称‘百日头’。这三月十八日死难诸人的百日，在我们也应当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纪念日。”周作人希望人们记住这个“极有意义”的日子，因为“三·一八”是有民国之名的北洋军人政府屠杀学生的“纪念日”。
关于“三·一八惨案”的文章，最著名的恐怕是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被选入中学课本，一般民众心目中的“三·一八惨案”印象，多从由此得来。
和鲁迅的犀利、尖锐比起来，周作人关于“三·一八惨案”的文章整体上显得比较平和。平和，是周作人文章最显著的特点，即使有愤懑，也不喜欢直接控诉，而是用“春秋笔法”表达。但再“曲折”，也无法遮蔽他的愤懑，隐藏在平和之后的愤懑，不经意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令人一读就感觉得到。平和里的愤懑比单纯的愤懑更为深沉，这深沉体现在周作人文章的讥诮里。讥诮，是周作人“三·一八惨案”文章的另一个重要特点。绵里藏针，是文人惯用手法，外圆内方，是许多文人的性格特征。喜欢用“曲笔”，就讥讽诮骂，心里有愤懑，就正话反说。这，比直抒胸意更有味道，有令人深思。
读周作人关于“三·一八惨案”的文章，看得见一个充满正义感、对世事有自己思考的文人形象。他看似谦和，其实也固执；他的文笔看似风清云淡，其实情绪却激越慷慨。读着他这些文，对他不得不生出“一分为二”的评判：不但人是人，文是文；而且前期是前期，后来是后来。既不能因为他的文字而忘记他的附逆，也不能因为的附逆而一棍子把他“打死”，还“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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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3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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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为二。周作人的散文，是平和淡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