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9-7-24 16:26 编辑
零五年我去普陀山，在普济寺的正前方，看到一棵树上面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余秋雨马兰”的字眼，意思是这棵树就是他俩栽的。对于这个事情，好几年了，我还有些印象。一个戏剧学院的教授、院长和一个优秀的黄梅戏演员组合倒也和谐，毕竟马兰很漂亮，余秋雨也算是才名远播，再不善遣词造句的人大约都会想到“郎才女貌”这个词语，似乎是为他俩量身定做。
而且，余秋雨应该很得意于自己的这个第二次婚姻。我还见过另外一篇文章似乎写到他在合肥——也就是马兰的家乡结过庐，名字就叫“兰室雨轩”。此事真假不知，就像余秋雨本人说的，很多写他的东西都是不实的，很多据说是他写的文章或讲的话跟他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尤其是这种貌似文艺其实多少有些俗气的字眼放在一个习惯性被称为“大师”的人身上，也确实不大妥帖。
没办法，他太出名了！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这个文质彬彬、慢条斯理的中年男人几乎成了万千追捧的偶像，也最大幅度地出现在所有的聚焦场合上。我们几乎总是能见到他一手托着眼镜架，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出诸如文化、碎片、伤痕、阵痛、意向、哲学、深度、反刍、寻根等等这些我们似曾相识但确实又不怎么会使用的词语组合，同时又配合着最为得体的手势和体态语，真是让人肃然起敬、欲罢不能。切记得连续好几年的青歌赛，那么高水平的歌唱比赛风头竟然会被枯燥的文化知识考评抢过去了，唯一原因就是因为那儿坐的是余秋雨。
这也是实力！
可人一旦出名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之后又有人传出他经常会出现一些知识性的错误，还有人怀疑他在年轻时的一些行为，他自己似乎还在非常自觉地做着文化普及和传承的工作，但响应的不多，据说近年来又写起了长篇小说，评价不低，价格也不低，但卖得较少。
最近——最近他应该有七十了吧？他又出现在一些音频节目上，依然在孜孜不倦第传播着他所认定的中国文化。当然，需要什么“喜点”——也就是收费。我依然相信他绝对不会是因为钱，也不会为名，因为似乎该有的都有了。他耍的是情怀，当然也没有必要拒绝名利上的东西，为什么呢？事实上，如果真正地配合听的话，依然会有即时性的收获，如同我们每天只要睁开眼就会有有所收获一样，问题是他已不是唯一，不仅仅是已经疏离的年轻人，也包括曾经年轻的我们。
他曾经尽管不是唯一，但是确实曾经在九十年代的文坛上挥洒过仅仅属于他的惊鸿一瞥，那就是《文化苦旅》。
就散文而言，《文化苦旅》的轰动已然构成了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反响空前，这种反响甚至超过了作者本人的预期。就是这本书的发端，让余先生本人完成了从行走的思想者到“青年导师”的转化。此后，他顺势从幕后走向台前，从象牙塔面对普罗大众，也走向了风口浪尖，走向了中国作家富豪榜。在那个榜单上，他好像还连续几年都位居前列。终于引发审美疲劳，终于相对寂静，如同他自己最喜欢讲历史一样，在文化层面上，他其实也走进了历史，尽管他似乎并不大甘心。
我很佩服沈从文，小说写不下去那就不写，另辟蹊径搞搞服饰文化未尝不是取得柳暗花明的意外之喜。同样，我认为余秋雨先生为文化推广的贡献也有过，还不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调节一下。作为一个散文家、学者，一本《文化苦旅》已经足够让他登堂入室了。
按照现在的说法，《文化苦旅》属于现象级的图书。出了多少个版本我不清楚，卖了多少本虽然不清楚，但绝对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这种数字只会不断增加，甚至这本书会影响到多少年多少代都很难说，毕竟，它是各类教材选编的常客，也是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你不买行吗？
而且，《文化苦旅》应该能配得上！
它为什么会成为现象？
最主要的还是他采用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我们可以描述成“行走的思考”，它本质是一篇篇游记的合集，但又不同于我们曾经见过的诸如《徐霞客游记》之类，就是客观地记录，精确华丽的描写，很少能看到作者本人的呼吸和心跳。即便是曾经教材上选用的刘白羽《长江三日》这样的文字虽然可以看到作者感情宣泄，也仅仅是单向的，没有深度思考和剖析。也难怪，刘白羽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实际掌门人（另外还有一个是严文井），春风得意，无论是官方的背景还是他个人的视角范围甚至是文化储备，似乎都不足以让他把三峡写得既有表层的绚丽，又有深层的文化和哲学意味。
他只是一个作家，而余秋雨却是一个学者，余秋雨广博的知识储备足以让他有能力让他着眼的每个景点都打上属于他的烙印。
《道士塔》是这本书的开篇。敦煌的一个洞窟，被一个王姓的道士发现，里面藏有各类壁画、册页和经卷，具有极高的文化历史价值。但是王道士不懂，要么把壁画漂白，要么将经卷慷慨地送人，于是，这些国宝被以斯坦因和斯文赫定这样的探险家要么盗走要么买走，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给后期我们自己的敦煌研究增添了很多困难，导致了“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不在中国”的尴尬。对于这样的尴尬，以往的叙述者会本能地释放出愤怒，会诅咒于这些外国掠夺者的贪婪和阴险，会将这样的事情简单归纳为列强对于我们的侵略和掠夺，而我们自己完全是无辜的，是委屈的受害者。但是，余秋雨开始对这样的事情作了相当理性的思考，他提出的另外一个假设是，如果没有斯坦因，那么那些宝藏就会完好无损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回到那个场景，愚昧的王道士哪里知道那是个无价之宝？你不能怪他的。他只会觉得碍眼，便轻巧地将壁画涂抹。当他发现这些东西还可以作为贿赂来孝敬上官的时候，他好像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慷慨无度一如散财童子；甚至当他发现这些东西居然可以变换现钱创造财富的时候，他的心里可能还对“洋大人”心存感激——一个小小的乡间道士哪里见得过洋大人的抬举呢？搞清楚哟，不是我们三比一给他当学伴的！
显然，余秋雨问到了问题的深处，我们的宝贝在当时我们当真有能力保管吗？这仅仅怪那个可怜的王道士？当然不能，一个巨大的文化宝藏和一个蒙昧的道士之间本身就有巨大的反差，是一个黑色幽默。如果说王道士的发现时一个偶然，那么那些沿途收受贿赂的官员们当真没有一个懂得这些宝贝的价值？当然不是，他们不乏文化上的精英，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文物的意识，也没有什么深沉的爱国情怀，包括我们当时的政府可能都懒得理会这些，毕竟在枪杆子说话算话的时代，那几卷破书算什么呢？
文章选用了一个青年诗人的诗句：我好恨，不能早生一百年，你拿着刀我拿着剑……来一场公平的决斗。诗人的情感是炙热的，代表了很多后来人的心扉。好在当代中国学者通过不遗余力地追赶和执着，取得了敦煌学的成功，捍卫了我们的尊严，体现了中国人的爱国和骨气，坚韧和才华，让大家终于可以欣慰。余秋雨到底告诉了我们这个光明的结局，可是谁都知道，我们本可以少走弯路。
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朱元璋在南京开国的时候，将全国的户籍资料以高度严密的网络化资料封存于玄武湖，后来不断流失散遗，到溥仪出宫的时候，还有很多库存就随便搁置准备当垃圾处理，无人问津。好在李济想方设法花巨资买下并库存于如今的故宫博物院。东西是留下来了，可据说经常翻阅这些材料以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居多，中国的青年学生置若罔闻。
这和外国列强的侵略有关系吗？
还有的，不说了。列强兴许并不可怕，而我们对于文化和遗产的忘恩负义才是真正的可怕。
余秋雨也提到了对于文化的另一种姿态，近乎偏执的膜拜。
《风雨天一阁》讲的是宁波范家世代藏书的故事。第一代藏书人范钦孜孜不倦藏书，并形成规模。在临终的时候，范钦将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藏书楼；而此后的家族继承都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行的。一份是财产，一份是使命，而使命的概念背后是家族的荣耀和坚守，如有闪失会自然而然联系到诸如“不肖子孙，辱没先人”这样的宗法大忌，接手人如何不是战战兢兢，心有余悸。他们进祖庙，定家规，朝圣一般看待着他家的藏书楼，生怕有所闪失，进一次藏书楼都需要家族当中好几把钥匙共同开启才行。就是用这种苛刻的方式将这份事业坚挺地流传下来，这里面有骄傲，有荣光，更有付出和屈辱。
知书识礼的钱秀芸小姐为了能在天一阁内看书，主动嫁到范家，然而等到成亲之后，她依然进不了天一阁，因为家规不允。失落的钱小姐境遇可想而知，她付出的可是一生的代价啊！
有人可以破例，黄宗羲可以，而且可以一待就是好长时间，因为他是大儒，他是抗清的义士。余秋雨这样的链接多少有些牵强，黄宗羲登楼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只是名气，黄宗羲知道了，整个学林就知道了，对于范家后人来说，这就是光耀门楣。一个藏书人毕竟只是藏书的，就像范钦并不是什么学者大儒，没有必要在文化意义上帮他们帖多少金。更何况，既然黄宗羲因为抗清就可以上楼，那么乾隆爷下令收书的时候，范家不是一样积极踊跃吗？道理上说不通。
显然，余秋雨对于这样的藏书方式，这样的家族是钦佩的，但是，他把范家藏书往文化的自觉传承上靠多少有些一厢情愿。偌大的一个国家，靠几个家族藏书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而这种只藏不读或者说禁读几乎就是把书籍物化了，和瓷器古董之类没什么区别。我倒并不是为钱小姐抱屈，我只想说你家守着万卷藏书却出不了一个大儒，就当真是完成了先人的遗愿？太偏执了！
结果呢？结果家里的媳妇看不了，人家小偷在梁上吃住读一条龙，待了好几个月，也许真学了不少干货。
我们把《道士塔》和《天一阁》放在一起看问题的话，就是两种现象，一个是家里有宝贝我们不认识，结果让人家截胡了，现在只能反过来走回头路，另一个是家里有宝贝我们也知道珍贵，结果死活不见天日，同样等同于废物一堆。有点像公园，景色再好，可谁有钱谁才能进去，你说还能有多少人说你好呢？不过，这点余先生不大可能有体会，别说是现在，即便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余秋雨想进天一阁那也是列队欢迎的，没办法，这也是中国文化。
我们未必完全认同余秋雨的所有观点，但是我们还是得感谢当年的余秋雨这样一边行走一边深层次的思考。无论是《道士塔》、《莫高窟》、《风雨天一阁》还是小书当中的其他诸如与王维、柳宗元、白居易、都江堰有关的原本纯粹自然的景点，因为有了他与历史的串接，立马就显得厚重和多元。他几乎引领当时的读者开启了另外一种思考方式，让我们的思考当中平添了一个历史元素、家国情怀和反思精神，这对于大众尤其时大中学生来讲时非常有益的。
即便是不再行走，他的其他一些文章也颇值得玩味儿，比如我本人就是《笔墨祭》的“受害者”。我那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现在也不大知道，大把的时间浪费都嫌多，没事就写写毛笔字，可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觉得他讲得还是有些道理的，书法再好，已然小众，耗费那么多的精力去摆弄高端的艺术对于一般人来讲有些不值当，再美好的事物有时也只能去祭奠。于是之后我还真就不练字了，开始多了一个胡思乱想的习惯。对于个人而言，多读了一点书，没什么损失。不过我发现他本人写的字相当漂亮——其实，我写得也不难看，我觉得不难看就可以了。
可见当时他真的很有影响力，而他更大的影响在于让我们的行走多了一个思考的习惯。多年之后，很多文艺类节目喜欢用真人秀的类型，回头再看，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就是一个先行的思想真人秀，因为是“秀”，所以准备得很充分，引发的关注度很高，秀的相当有价值，此后，我们的行走将不再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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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24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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