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莫雨莫雨 于 2019-8-23 23:35 编辑
一 为寻找苏东坡的足迹,我专程去过黄州——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市。 东坡赤壁离市区约一公里。去时正是七月天气,长长的甬道两旁,柳枝飘荡;荷池里,荷花正开得艳。赤壁下的小广场上,塑着东坡居士像。先生头戴子瞻帽,身着白布袍,神情坦然,仿佛正赤壁赋诗归来,又仿佛沙田遇雨后,面对一轮晚照,脱口而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景区内游人了了无几,赤壁尤在,但长江已退至一公里以外,曾经的“所居去江无十步”,“波流浸灌,与海相若”,都不复存在。“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的黄州东坡田园也已无迹可寻。千年的时光,烟尘漫漫,足够改变许多东西。 黄州因东坡而永远闪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隅,而东坡赤壁的冷冷清清,让我感到一种特别的孤独。 世人说起苏东坡,都极赞其豪放洒脱。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能随遇而安,乐观豁达。但这种豁达的底色,是他一生在仕途上的不得志,他与那个时代的格格不入。 有学者说“宋朝是中国历史最有品味的朝代”。北宋打破了唐代的门阀制度,取士不问世家,寒门子弟读而优则仕。宋朝又以文人治国,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盛赞北宋这种有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苏东坡正是赶上了这样的好时代,出身四川眉山普通耕读之家的他,在科举中却幸运遇上欧阳修这样赏才的老师,宋仁宗这样惜才的君主,他的人生应该春风得意,光华灼灼才对,事实上并不是。 二 苏东坡的一生处在北宋中晚期。公元1069年(宋神宗在位第二年)二月,苏东坡丁父忧后从四川回京还朝,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馆职,入选者为天下名流)。34岁的他风华正茂,而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也恰在这一年正式开始。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王安石被描写成一个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一样的妄想狂,易中天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对其变法也有犀利的批评,指出“(变法)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徽宗的乱政和亡国”。说实在,这样的批评如果放在当时,多少有点偏激,但由“变法”引发的党争,自此与苏东坡的后半生命运紧紧纠缠在了一起。 北宋中晚期,国库空虚,国力渐衰,变革势在必行。王安石推行新法,一心想“富国强兵”,解决朝廷危机。只是,他性格偏执,我行我素,是历史上有名的“拗相公”。 新法推行,朝廷中自然有不同政见的声音出现。这位“拗相公”却是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一意孤行将新法进行到底。他雷厉风行地排除异已,朝廷官员中,凡有一句批评新法不好的,不是被罢免便被贬谪流放。不久,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韩琦……一批德高望重的大臣先后离开朝廷,一再上书建议新法推行不得太急太快的苏轼自然也在此列。 公元1071年11月,37岁的苏轼离开汴京,外放到杭州,暂时离开朝廷党争的漩涡,到地方上任职。这一离开,直到五十岁,华发苍苍,才重新回到汴京,一路擢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成为哲宗的老师。 37岁到50岁,人生最成熟最有精力的时间里,苏轼一直流离在朝廷之外。怀才而不遇,多少豁达豪迈的诗词,庄子佛家的修身哲理背后,细细品味,不难察觉到他心头的寂寞。 三
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才开始填词。宋词也自苏轼起,“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以诗为词”的风格逐渐形成。《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填的第一首豪放词,最后两句写:“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冯唐是西汉大臣,曾劝诫汉武帝赦免大将魏尚,重新起用于他;苏轼借此典故,表达期盼被朝廷重用,担当国家栋梁之职,一展强国抱负之意一望而知。 苏轼的报国之心自小便有。传说小时曾读《范滂传》,读到范滂查办贪官污吏遭人陷害被判处极刑,临刑前与母亲告别一幕时,激动异常,问苏母:“倘若我也要做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苏母平静地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苏轼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如血液一般流淌在他身体里,他想为国为民做更多的事,并非求功名,而是要尽其才华,无憾此生。 但他又是犹豫的,《水调歌头》是他醉后所作,直言可鉴:“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琼楼玉宇,这不胜寒的高处,正是他想实施人生抱负的地方,但那里如今小人得道,党争纷纭,离他如此之远。 公元1079年,苏轼迎来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一份《湖州谢上表》引来了新党们的疯狂打击,此时的新党早已由变法之争演变为官场倾轧,而苏轼对新法实施的不满,在士林中不断上升的声望尤其让他们忌惮。于是,弹劾的奏章,苏轼口没遮拦语含讥讽的诗集,经沈括批注,都送到了神宗案头,乌台诗案由此而来。 四 苏轼在乌台关押受审长达一百三十天,经多方说情(其中包括王安石,曹太后),最终被流放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文。 黄州,北宋一个落后偏远的江边小镇,迎来了45岁华发早生的苏轼。初到黄州的苏轼,惶恐悲伤,四顾无人。乌台一案,牵连者众。司马光、张方平等师长好友被贬被罚,弟弟苏辙贬官筠州,苏轼与大儿子苏迈孤单单寄宿在定惠院的小庙里。 这是一种暗无天日的孤寂,苏轼好久都不能从这场打击中走出来。一代才子,才华卓绝,为官一方为国为民深得人心,却几乎冤死狱中。这样的委屈,任苏东坡再洒脱,也无法在一时间接受。他白日昏睡,晚上才出门散步。立于长江之畔,听江水滔滔,看残月疏桐,心头的凄凉并不是一首小词能囊括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有恨无人省,这种恨,是种多么深的遗憾与失落。或许一直以来他觉得不受神宗重用是碍于新党的阻挠;乌台一案,让他对神宗有了深深的失望。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孤雁,无可投奔,不知道哪里可以停下,哪里可以修整羽毛,重新振发。 哪怕豪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苏东坡借助道家的无为,佛家的出世哲学使自己的精神越发壮大的时候,“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一句,悲凉犹在。 我听过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用京剧念白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她念到“一樽还酹江月”时,声音悲亢悠长,瞬间将你带到千年前的长江边,才子迟暮,人生虚空如梦,叫人热泪盈眶。那时的苏东坡,绝计是想不到的,他还会有出头之日。他原想与长江之明月清风,共度余生罢了。 五 公元1085年,命运有了神奇的转变,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母改子政,新党被扫地出门,旧党精英重回朝廷。苏东坡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汴京。 可是,苏东坡仍旧和这个朝廷格格不入。这回是司马光。易中天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说:“司马光与王安石,称得上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截然相反,但要论固执已见和刚愎自用,却不相上下,如出一辙。”王安石实施新法时,肃壁清野,排除了所有反对者,以至朝廷为一群宵小之徒占据;现在司马光也使用了相同的一招,接近报复的心态,凡是新党统统贬官流放,凡是新法一律废除。 苏东坡却并非如此感情用事,多年地方为官的经历让他看到某些新法的合理之处,提出“施法以便民”,在是否废除“免役法”上与司马光政见不同,在朝廷上两人唇枪舌战,令司马光大为恼火。同时,苏东坡口无遮拦的毛病还让他得罪了朝廷上另一个重要人物——程颐,引发了程门弟子的集体不满。 新党退出了朝廷,朝廷却并未因此平静。以司马光门下为主的朔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东坡为中心的蜀党渐渐形成,党派之间相互弹劾,朝廷之上纷乱不堪。苏东坡纵有真识灼见,也不得以施展半步。蜀党每提一个政见,便会受到其他两党的抨击。 自公元1085年至1093年,高大后垂帘听政的8年里,苏东坡在地方与朝廷之间三进三出,先后请求外放杭州,颖州,扬州——他若在朝廷,立刻会成为党争的漩涡中心。 在杭州,他写过一首《行香子.述怀》:“……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他这是厌倦了官场的纷争,受够了政治上不得志的苦闷,一腔热情想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却是如此的难(或许此时,他才切身体会王安石变法的绝决与无奈),他渴望像老师欧阳修一样,做个六一居士,陶然于天地闲情之中,再不参与这无尽纠缠的争斗中去。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的确,这世界,不是你认为怎样的,就是怎样的。要以一人之力达成天下人的共识,谈何容易。 六 公元1094年,北宋的朝廷又迎来大反转。高大后去世,哲宗正式掌权,改国号为绍圣,意思是继承神宗的变法,将其发扬光大。旧党贬谪外放,新党重新登上舞台。 人生如戏,北宋晚期的政局更如戏台,一出未了,一出又登台来。被司马光流放了八年的章惇出任宰相,这回他不为维护新法而来,他要泄愤。 苏东坡原是章惇青年时期的好友,现在是旧党中最有影响力的精神领袖,自然被一再地贬谪远逐,从定州到惠州到琼州到儋州,一直被贬到了天涯海角。此时的东坡已是花甲老翁,带着小儿子苏过一起流落到海南岛这个蛮荒之地。这个离朝廷最远的地方,离人的记忆最远的地方。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西江月》写于东坡贬谪惠州之时,这一年,美丽多才的朝云卒于惠州,自此,东坡身边三个美丽贤惠的女人一一离他而去。中秋月圆之夜,把盏问酒,还有谁能共此明月光?六十岁的苏轼,老友多已离世,爱人都已离去,朝廷弃之不用,党人迫害不休……这中秋之夜,举杯面对明月,不知道他会想起些什么:是年少时意气风发的出川长途,是制举考试夺冠时的名满天下,是地方百性泪眼相别,还是黄州定惠院的那轮残月……“把盏凄然北望”,读来令人心酸。 这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七 公元1100年,哲宗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东坡等到了北归的日子。 他原本打算听从苏辙的建议,同居颖昌养老,但听到朝廷政局或又有变,种种不利于元祐诸臣的消息络绎传来,最终决定居住常州。 不幸的是,从海南至常州,水途遥远,又时逢暑季,河道秽气逼人,东坡病倒途中。公元1101年7月28日,一代文豪病逝于常州。“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 两个月前,东坡曾约朋友前往金山寺,登妙高台畅饮。金山寺里,有李公麟所画的苏轼像一幅,这次金山之行,东坡在画上自题一首六言绝句: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东坡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回想一生,从年少时的激情满怀到后来的遍体鳞伤,颠沛流离,如今身似槁木,心如死灰。而朝廷依旧是那个朝廷,理想中的盛世,从未有过真正的实现。此刻他早已放下追寻多年的梦想,完全看开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回首时光,对于苏东坡来说,政治追求上一生的不得志,且又何妨呢,“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最困苦的人生阶段,恰恰是他文化创作巅峰时期,浩浩荡荡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是他为后人留下的巨大文化遗产。 政治上的寂寞,对于一个才华卓越的文人来说,或是不幸,或是大幸运。 八 在中央电视台的《经典咏流传》栏目,曾经听黄绮珊唱东坡词《定风波》。唱前她说:“人生总是顺逆成败,荣辱祝福,我们要以平常的心去对待,读懂这句话,我用了整二十年。”她的歌声充满了东坡式的豪情,“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余音袅袅,一直回荡在我的心上。 苏东坡,身高七尺,脸上方下圆,鬓髯并不浓密,却也并非英俊秀才。他能背诵《汉书》,能填词作曲,能书写画画;上马能追穷寇,下田能栽禾秧。他是现代多少女子心中的男神。他唯一遗憾的是未能以已之力,改变朝廷纷乱现状。他的诗人气质使他直言相向,卷入党争无法自拔。 他自喻“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自诩“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但一生孤单流离再不能回到四川眉山的也是他。 他留下许多豪迈洒脱、豁达乐观的故事,散文,诗词,千古流传,成为滋养万千后人的巨大精神源泉。但这种豁达,乐观,洒脱,如果离开他内心的孤独煎熬,便少了强大的感染力。 孤独是一种修炼。于苏东坡是,于你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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