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寡言。 年轻的父亲,也曾走南闯北过,农闲时,走乡串寨,收破铜烂铁。父亲翻山越岭,去到更深更闭塞的山寨,看不见繁华高楼,也没有城里的月光。 父亲原本可以从山寨走出去,走向不一样的人生。曾身为县剧团台柱的小姑嫁给了飞行员,随了军。路途遥远,只逢年过节回家看看祖母兄长,车接车送来去匆匆。身为老师的叔叔也去过州府,到过省城,看过天安门,游过故宫。年少的父亲,成绩极好。可中学时,祖父因病去世,为给祖父治病家徒四壁,身为家中长子,父亲就是天天不吃饭光喝水都不能再念书,祖母因祖父的去世,元气大伤,卧病在床,叔叔小姑尚年幼,大姑也不过十来岁,十三四岁的父亲,只好卷起破被烂褥,红着眼睛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老师同学,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中的梁柱,和大姑一起,挑起照顾生病的祖母和抚养弟弟妹妹的重担。 父亲由此从文弱书生快速地成长为田地里的一把好手。插秧、种谷、割麦,样样不逊寨子里的青壮年,和寨子里的二十来岁的后生们,天蒙蒙亮就去爬酷暑天山巅上还有积雪的白云山,到杉木丛中去采蘑菇和猕猴桃、到茶田里去采茶叶,换回弟弟妹妹的学费和一家的生计,或者,和叔叔婶子们去后山的野竹林里砍青竹,剃尽枝叶,一捆一捆地背回家,与十来岁的大姑一起,用自己搓的棕绳编织竹席,卖到供销社,甚至,和寨子里的捉蛇好手学捉蛇,初生牛犊不怕虎,父亲专门捉那些有着巨毒的五花蛇和七步蛇,弄死晒干之后,可以卖个好价钱,一条五花蛇能顶小半亩水田的收入。我小时候,家里常常吃蛇肉,就是因为父亲能捉蛇。虽有几次,差点丧命,母亲劝过好几次,但父亲总说自己命大,蛇奈他不得,我行我素。 为了贴补家用,农闲时,大冬天,父亲穿山走寨,吆喝着收破铜烂铁,旧胶鞋底、旧塑料,为多卖一点钱,父亲舍弃近在山寨咫尺的乡供销社不卖,非穿着破了洞的袜子和鞋底磨得光滑的解放鞋,走两三个小时的山道,去镇上的供销社。父亲还养过蜂,油菜花开的季节,父亲带着他的蜂,离群索居,在油菜花开得密密层层的地方,寻一避风处,用杉木和茅草,搭一个遮风挡雨的茅草棚,睡觉吃饭都在里面。一个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山寨的时候,父亲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在大舅的引领下,父亲是第二个从山寨外面引进橘子树和沙田柚的人,和母亲一起,在老屋所倚的后山上,开辟了一大片荒山,种上橘子树、沙田柚,两三年的光景,枝繁叶茂,小有收成。父亲没事就喜欢在挂满半青半黄的桔园里转,怕谁偷摘了他的橘子,晚上,就睡在桔园里搭建的简陋窝棚里。靠着这片橘园、柚园,父亲将叔叔送进师范读书,毕业当了老师,不用像他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将小姑送到艺术学院,学她喜欢的舞蹈,让小姑能不必遵从古老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将儿女们相继送进大学,有能力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而父亲,为了陪伴年迈的祖母,连州府都不曾到过,舍不得花钱,也怕祖母无人伺候。 叔叔和姑姑们相继成家立业,祖母,也在九十五岁时寿终正寝。白发渐生的父亲在叔叔姑姑面前有绝对话语权,这是给他越来越密的白发和逐渐佝偻的脊梁的安慰和补偿。 如果不是因为母亲,我对父亲,也是绝对崇拜。因为母亲,我和父亲之间,隔海隔山。 年轻的父亲,也许是因为生活的重负无处宣泄排解,所有情绪的刀枪锋芒都对准了母亲,在母亲面前,父亲所有的修养都荡然无存。少年的文弱书生,瞬间成了一只凶横的狼。 由此,我小小的心里,年复一年,没有存下多少父爱,只有越积越深的怕与怨恨。尤其母亲在精神病院那三年,我跟父亲,像仇人。 后来,我离家远走,偶尔回家,看见卸下肩上的重担的父亲,性情大变,也许因为愧疚,对母亲,忽然变得无微不至、温存体贴,也没有了在母亲面前的说一不二。但我们之间,依然形同陌路。我回,我走,父亲似乎从来视而不见。善良的母亲早已原谅年轻父亲的血气方刚和鲁莽冲动。私底下,母亲对我说过很多父亲的好话,说父亲不容易,要理解他,说父亲是疼我的,他只是不说出来,说我每次离家,父亲都在院子里的老杏树下看着我,直到看不见我的背影。其实我明白,我是父母亲好不容易活下来的第三个孩子,父亲的心里,是珍视的。 不是没有触动。我是父亲的女儿,身体里,流着父亲的血液,和他一样地不善表达,和他一样地倔强,和他一样地不肯示弱,和他一样地即使心里潮起潮落,表面,却平如静湖,不生觳纹。 父亲读过中学。在乡下,算是识字人。父亲的字写得不错。偶尔还有乡邻让父亲带笔给远行的亲人写信。可是,父亲却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一字。十几岁离家,写给我的家书,都是不识字的母亲让别人带笔或者让弟弟写的。父亲的字,我是认得的。就跟父亲从不写信给我一样,我写给家里的信,也吝啬,从不在“父亲”这个称呼上落一笔。 我给家打电话的日子也不多,多半是母亲接。偶尔父亲接,听到是我的声音,会说:“我喊你娘。”然后大声地唤母亲过来。可每次,和母亲说完话,母亲都会问一句:“你爹在旁边呐。” 父亲在旁边。我却不吭声。挂断电话,眼里,总会蓦然生泪。 父亲,并非不写信给儿女。妹妹和父亲的感情最好,在外上大学时,虽然电话很方便,可一个学期,总会收到父亲几封信。虽然不多,也知道父亲其实不会写什么,无非是一些日常生活的问询和叮嘱,却足以让我羡慕。偶尔和妹妹通电话,听她开心地说起父亲,说父亲真罗嗦。我听得出来,虽然妹妹说父亲罗嗦,可甜甜的语气里是藏不住的幸福,我甚至能看到电话那端妹妹脸上的笑意。细细地听妹妹说着父亲的唠叨,在妹妹的话语里,感受父亲的爱。一直以为父亲是冰冷而坚硬的,却不知父亲还有着如此细腻温情的一面。在妹妹的叙述里,父亲,在我心中,一点点生长,不再隐形。 在潜意识里,很盼有一封父亲的家书,跟写给妹妹的一样,絮絮叨叨地叮咛,罗罗嗦嗦地嘱咐。可就跟父亲了解我的倔强一样,我也了解父亲的固执。从来没有奢望过父亲的家书。其实即便父亲写给了我,我也不一定能回信。 日子沉默地流动,经年在外,时光何时偷走了父亲的岁月,压弯了父亲挺直的脊梁?我一无所知。前些年,不服老的父亲,居然又种下一片板栗树,几年之后,栗树成林。到如今,属于父亲的家产越来越多:田地、桔园,板栗园,还有,新盖的几间瓦房。和瓦房四周,他抽空种下的果木:桃树、李树、枇杷树、梨树,还有一片青竹园。年轻时的父亲编织的背篓,名声广播十里八乡。 祖母去世后,随着山寨的搬迁撤移,父亲和母亲被弟弟接到了城里。 父亲住不惯城市,父亲说:城市里有啥好的,连喝口水都要花钱。还满嘴怪味儿。父亲不知道,城市里的自来水,会添加漂白过滤剂,即便这样,也不能直接饮用,要烧开,否则会闹肚子。哪里比得上他的土家山寨呢?随便在山里的哪个地方行走,都有清亮亮的泉水,从半山腰的山洞里一路叮叮咚咚,渴了,蹲下身,摘两片桐叶或者干脆用手,掬一捧,从舌尖甜到心,从心凉到肺。 父亲说:城市里的房子,是蜂箱,住在里面,喘气儿都费劲,憋得慌。城市里的房子哪里能像他的山寨啊,推门就是有着泥土清香的田野,抬眼,就能看见对面山上,他早年开荒的绿油油的桔园,门前,就是一条穿寨而过的河流,流水微声里,有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还有,和他一起,在光阴的流逝了花白了鬓发的老伙伴。 父亲还说:城里的车太多了,那么宽的马路,还你挤我我挤你,过来过去还得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城里闹哄哄的,晚上睡觉也能听到喇叭声,不安生。哪里像他的土家山寨呢?一条不宽的公路,父亲的水牛和鸭子就在路上将军一样踱着方步,大摇大摆,自在悠闲,到了夜晚,连小虫儿们都睡熟了,万籁俱静,一觉能睡到自然醒。 在城里住了几天,父亲就惦记着回乡下,弟弟再去接,父亲总能找到这样那样的理由不走。 60岁那年,父亲因为仰头打板栗,一颗板栗落下来,正好落在眼睛上,板栗壳上的刺扎进了眼睛里,看好之后,弟弟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再住山寨的老屋里。为了儿女们不担心,父亲如今也安然地住了下来。好在,离山寨并不远,想回去看看,两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年少时对父亲的怨恨,似乎在岁月渐生的白发里慢慢溶解消散。打给母亲电话里会问一句:爹呢?逢年过节回家,也会与父亲闲坐聊几句家常,仅仅是家常,不说我,也不问他。 今年夏天,妹妹利用年假,带着终于一身轻松的父亲和母亲转了个大圈。去了青岛,看了看海。回家的父亲很兴奋,逢人就说海。 冰心《繁星春水》第七十五首是写给父亲的诗:父亲呵,出来坐在月明里,我想听你说你的海。 在这首诗里辗转良久:不管如何与父亲恩怨,我的一生,都游弋在父亲的海里。我们,就是父亲的明月。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任烟台海军学校校长,参加过甲午战争,他心中的海,不知道冰心有没有听过。我的父亲,初中毕业,一生务农。但我想,父亲的心中也一定有他的海。 今年也翻修了老屋,虽然无人居住。但那是父亲的根。也许会有一个月明的夜晚,和父亲一起坐在老屋的院子里,听他说说青岛,说说他不止于青岛的海,说说他未来得及出港就折了桅杆不曾驶向远方的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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