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0-3-31 08:40 编辑
新冠行将结束，人们大有劫后余生之感，与新冠并行的《方方日记》也划上了句号，显然，《方方日记》的争议并没有结束，甚至多年以后，人们在回忆武汉疫情的时候，至少在文学圈子，人们依然会提及《方方日记》。
并不夸张地讲，《方方日记》会和武汉疫情一道载入历史，至少是文学史。
《方方日记》从发端开始，点击率居高不下，累计一起，破亿是没有问题的。相应的争议也呈现两级化，好的说这是史实性的记录，是知识分子在疫情面前的责任与担当，方方充当了知识分子良知的角色；贬低说她心里阴暗，居心不良，帽子很多也很大，看了让人脊背发凉。
更有意味的是，很多文学精英阶层选择了沉默。两个意思，一个是众多作家或者知识分子的笔触绕过了这次疫情，要么讳莫如深，要么无关痛痒，喊喊口号；第二个意思是，对于方方日记的争论多停留在草根阶层，评论也只停留在吹捧或漫骂的水平上，真正的专业性的评论不多，圈内人基本上不予评论。
单就这点，方方身居武汉，以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身份写出一系列的东西，不负时代，就难得的可贵，要比沉默的大多数更对得住作家这个身份。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个时候不写写，什么时候写呢？写什么呢？
非要到多少年以后，再掺杂什么“魔幻现实主义”或者什么“神实主义”来信笔由缰吗？因为时间会过滤很多，到那时，人们对于真相一来兴趣不大，二来真相已非真相。
历史就是当时当世发生的事情，当时没有最准确的记录，到后来还指望考古不成？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浩如烟海的史料信度一直是存疑的，试图还原真相总是要通过其他途径，比如文学作品、笔记小说还有朝贡体系下国外的一些资料，如《李朝实录》之类。要不是看到马嘎尔尼来华的一些记录，我们还以为乾隆王朝我们该有多兴盛！那个跟着马嘎尔尼来华并且相当受乾隆喜欢的小斯丹东揭开了虚假繁荣的遮羞布，长大以后竭力促成英军的侵华，距今不超过二百年。
翻开我们的文学作品，非虚构的很少，其中有影响的就更是少之又少，像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切尔诺贝利的《关于死亡和爱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我的阅读体验当中，引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仅仅是因为她的真实和力度。而那无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切尔诺贝利发生时和发生后的灾难性后果，她的着眼点是人，各式各样的人，大量的普通人，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方方身处武汉，自始至终见证了在武汉发生的一切，她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秉承真实的原则，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下来，这几乎是出自于一个作家的本能，或者说有动笔习惯人的本能，当真就应该扛下那么多恐吓和谩骂吗？
按照我的阅读理解，《方方日记》的初衷根本不是想写成一本什么样有影响力的作品，甚至都可以说，都谈不上是文学作品，起初就是私人化的记录，什么布局谋篇乃至于错别字都没怎么细讲究。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就是起初喜欢玩微博，微博被删，就发到了公众号上，然后大家都喜欢看，也就一发不可收，终成现在的影响。从删除的角度来讲，试想一下，如果一开始就不动她的微博，没准根本就没有后续的日记，还是应验了那句话，堵不如疏。
是读者推动了《方方日记》成为现象。读者之所以如此趋之若鹜，一来如前所言，类似的东西很少，能写的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二来方方毕竟是方方，她出色的行文能力、她的普通人视角，她的敢言敢说暗合了太多人的希求。人们喜欢看写得好的东西，人们更关注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人们在疫情过程中也有些疑问和自己的情绪需要出口，这些《方方日记》刚好符合，所以，不火都难。
还有一种反推力，就是不断的争议甚至是升级版的谩骂和攻击又会促动更多的人去关注，起初好好奇心，后来是同盟者。
我对于方方的了解是很粗浅的，最早是因为她在担任作协主席时对某位已故诗人拉票行径的实名举报，结果好像败诉了，但我总觉得她讲的可能是实情。一个体制内的女子向着体制内开炮，精神可嘉，至于败诉，多半只是因为不懂法而已；第二个事情是她那本已经下架的小说，当时我花了一个完整的半天仔细读了，读完之后，心里堵得慌，姑且诸如精准的白描之类的艺术功底不论，就那样的创作至少是对于那段历史是一个补充的资料，对于在离乱当中人性的挖掘是相当之深刻的。文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人是善变的，有多少种外在，就有多少种人性，理性的读者读完之后做得更应该是反思。
我还看了根据她同名小说《万箭穿心》改编的电影，颜丙燕演得可真好！当然，原著写得好肯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方方可能是善于反思的，如果以这样的立场来看现在的《方方日记》，也不至于产生歧义的判断。比如，在疫情初期，她指责某专家说的八个字“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结果那名专家自己还感染到了。这样的指责不需要吗？当然需要，太草率了，专家们难道不知道自己一句话会让多少人放松警惕而恶果该有多大，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姿态吗？还有对于百步亭万人宴的批评，不该吗？12月31日报告都出来了，文件都发了，李文亮都被约谈了，都到了这个份上了，还能儿戏吗？回过头来想想韩国的大型聚会，越想越后怕！如果大家都不说话，一味地开脱甚至说好，真要是那粒灰砸到了你头上，你岂不悔之晚矣？
对于没有切肤之痛的人来讲，每天也会关心疫情的数字，可那也只停留在数字的层面上，而对于有关联的人来讲，那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是第一天谈笑风生第二天便撒手人寰的惨剧。这时候，喊喊“加油”，鼓励鼓励“坚持到底”其实是很苍白的，最应该做的恰恰就是更更多的人警觉，更多的人服从安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多的人减少感染的机会。如果，此时撒泼打滚能挽救人的话，我倒是宁愿撒泼打滚，而不是在一边指点江山，故作云淡风轻的样子。无知者痛骂方方是泼妇，我说如果泼妇能救人，那么这个泼妇就是好样的。
同样的道理，不少人认为，如果发布不当，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话说得轻巧，这个恐慌是“不必要”的吗？是必要的！还是那句话，恐慌如果能挽救生命，恐慌无过。
方方记录（我不觉得是写）了很多普通人在疫情期间的事情，有被无处可去的农民工，有隔离在家的孩子，有住不上医院始终在排队的感染者，有不甘心的老先生们，有先后离去的同学熟人，有骂骂咧咧的殡仪馆工作人员。这些情况的记录让很多人不舒服，臆断为居心不良，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是不是实际存在的？显然没有捏造，都对的上，常凯作为知名导演，都没能等得到住院而全家离世，说明情况的确比较严重。如果我们全然漠视，那么与撒谎有什么区别？只有把这些情况写出来，让更多的人注意，寻找对策，减少之后类似的事情发生才是该做的事情。后来，防疫的设施逐步到位了，全国的医护人员支援去了，方舱医院建起来了，隔离期间的民生问题也有了保障，民众的怨声少了许多，所有居民服从管理，配合防疫，让武汉有了英雄城市的气量，《方方日记》相关的内容也就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看《方方日记》要完整地来看，她是有变化的，先是愤怒、质疑、批评、问责，到了好转的时候，转而热爱和赞扬，尤其是对于外来支援的白衣战士和下沉社区服务的工作人员，她的歌颂是不遗余力的。如果仅仅根据某些描写就断定她心态是灰色的，是在展示我们的阴暗面，我只能说是这些人的心理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关于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这本是任何一个作者的立足点，与其他无关。作家的使命就是给苍生代言的，良知是写作的基调，真实是基石，孤独是宿命。关注弱小，心存悲悯是天性使然。作家有幸被定性为“人类灵魂等等工程师”，如果不能脚踩大地，岂不愧对河山？
更深刻地描写当时的事情，让决策者获得在场感，甚至还会为决策者提供第一手材料，服务决策。后来，湖北官场走马换将，效果立竿见影，既有上面雷霆手段，也是下面的呼声使然。如今，疫情在全球肆掠，回头再看看我们做得已然相当之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白衣天使的逆行奋战，公务人员的连续鏖战，普通百姓的全力配合自然首当其中，方方的日记或反思、或问责、或呼吁也是有其意义的。
这里只是方方而不是方方们，因为同道中人不多。唯此，《方方日记》不可或缺。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审视文学也应该有历史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至于方方与人的争论，我不想再多说。我只说一个例子，昨天晚上，我在翻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郭老在文化层面上是个大才，通才，绝对的才子。然而在分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因为诗中“忍能对面为盗贼”的句子，便觉得杜甫骂不谙世事的小孩为盗贼，是人民的敌人，是个绝对的地主阶级，我就有哑然失笑了。对面来个小孩，在我车上划了一下，我大骂：小兔仔子！那么我岂不是人民的敌人？时代烙印太明显了。因为有阶级意识先入为主，所以不管什么样的字眼便和阶级挂上钩了，这属于有色眼镜。
我视力很好，看视力表总是再往后退一米，然后指认最后一排最小的，所以我不需要配眼镜。然而我个头中等，赤脚一米七四多一点点，无奈总是看得不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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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30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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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30 13:15
楼主
，她写的当然比这些日记好许多，一个了不起的女作家，如果我们之前没有一些污名化的东西支配自己，单纯读她的书还是很见功力的。在日记中，她更扮演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不是单纯的作家。你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是严谨务实的表现，多半也是理工男
通常的前提往往是没有看她的日记，所以很难有自己独立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