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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的主要作家作品及其成就
在两汉四百余年中,赋一直是文人创作的主要形式。期间曾涌现了大批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贾谊和枚乘是西汉初期辞赋的代表作家。前者著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抒写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内容偏于抒情言事,与屈原《离骚》等作颇近似,形式也基本相仿,惟《鵩鸟》一赋采用问答形式,并间有散句,可以看作骚体与散文的结合。后者以《七发》著称,其文多散句,以反复问答演成叙事形式。它通过对音乐、饮食、车马、巡游、田猎、观涛等一系列事物的恣意铺写,陈述了奢侈淫逸必然危及身心的道理,具有一定的讽喻作用。它的富于夸张、工于状物以及长篇巨制的散文体式,都为汉赋,尤其是大赋的成型和发展奠定基础。
武宣元成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期。《汉书 艺文志》载赋作家六十余人,作品九百余篇,十之八九出于此时。其主要作家有司马相如、淮南群臣、东方朔和王褒、扬雄等人。其中司马相如的成就最高。他的《子虚》《上林》二赋借子虚、乌有、亡是三人对话,对诸侯与天子的宫苑游猎之盛作了极力铺张,末归于节俭,略具讽谏之义。二赋模山范水,逞辞驰才,结构宏大,历来被认为是汉赋的代表作。司马相如另有《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诸赋,或写神仙,或抒宫怨,或状美女,或吊古人,其题材之广、才情之富,足为一代翘楚。另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答客难》等,虽未以赋名,而都是以铺写或讽刺见长的赋作,且各具特色。宣帝时王褒作有《洞箫赋》,对洞箫的声音、形状、功用等作了精巧周全的描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一篇体制完备、摹绘出色的咏物赋,它的骈句偶辞已开六朝骈俪之风。扬雄是西汉末年的大家。他的《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四赋系讽成帝广宫室、溺游猎而作,大体依仿《子虚》《上林》而更具讽喻之义。他另有《蜀都赋》与《逐贫赋》等作,前者为现存最早的以都邑为题材的作品,后者自述家贫之状、安贫之志,在汉赋中均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东汉赋在题材方面有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京都、咏物赋的大量创作和抒情为主的小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的《两都赋》、傅毅的《舞赋》、张衡的《二京》《归田》二赋,以及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和祢衡的《鹦鹉赋》可为这一时期赋作内容和艺术成就的代表。班固《两都》为迁都洛阳而作,其对长安、洛阳的地理环境、城市格局、人物风情等均有详细描写,内容已非西汉游猎赋中有关宫苑的描写所及,但其体制,则全仿《子虚》《上林》。张衡的《二京》也大致相同,不过取材更为广泛,对社会风俗,尤其是对民间百戏杂技表演的摹写,为《两都》所不备。除京都大赋外,东汉咏物赋也很兴盛。傅毅有《舞赋》摹绘舞女的装束、容貌和舞姿,文采富丽流动,形象鲜明优美;马融《长笛赋》也是继王褒《洞箫》之后以乐器、音乐为题材的名作。
最可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抒写个人情怀的小赋开始逐步占据赋坛。张衡首先在赋中抒发了厌倦仕途、向往归隐的意愿。他的《归田赋》以短小的篇幅、清丽的文字,抒写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归隐的怡然之乐,对后代诗词文赋中同类作品深具影响。汉末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则更以激切的言辞,尖锐抨击了汉末吏治的腐败无能、人情道德的势利败坏,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在汉赋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与其同时的蔡邕在辞赋创作中由多方面成就。他的《述行赋》虽然篇幅较长,但能在叙事记游、伤时念乱时表现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怀,在汉赋中亦属难得。而祢衡的《鹦鹉赋》也借物寓怀,表现了作者对汉末黑暗现实所采取的反抗精神。
清代学者王国维曾把赋作为有汉一代文学创作的代表,与唐诗、宋词和元曲并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汉代有些赋作,主要是游猎、京都大赋具有铺张过剩、形式呆板、文字堆砌和因袭模仿等缺点,但是它拥有汉代最有才华的作家和众多题材广阔、描写形象、形式多样的优秀作品,对我国古代的文学繁荣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前人曾把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和东汉的班固、祢衡称为汉赋四大家,纵观汉赋发展的整个历史,无论从思想内容的深广程度、艺术风格的全面多样,还是体制形式的不拘一格等方面来看,这个概括还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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