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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日 古华的《芙蓉镇》是第一届“茅奖”获奖作品。以1963、1964、1969、1979年四个横截面，写“坐落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峡谷平地里”的芙蓉镇上几位小人物在特殊年代里的际遇，由地域、人物“个性”揭示时代“共性”。当时视之正常平常，且非如此不可；今日读来却“荒诞”离奇，难以理喻。 风中的雨：以前看过谢晋执导，刘晓庆、姜文主演的电影《芙蓉镇》。一直以为古华是四川人，以为芙蓉镇是川西的一个小镇，以为小说与《许茂和他的女儿》一样有四川方言。买新版的《芙蓉镇》，是想从中寻找一些四川方言的书证。结果翻开一看，古华却是湖南人，《芙蓉镇》所写的，也是湖南南部的一个小镇上的故事，与四川并没什么关系。《芙蓉镇》是部比较短小的长篇，所书所写仅限于芙蓉镇这个小场面和仅有的几个小人物身上，且不是连贯而是横截的手法，以“点”带“面”，以“个性”显“共性”，颇有可取之处。但终究是时代的产物，时代印痕太浓，显得单薄，亦较稚嫩。不过，湖南与四川都属于北方官话系统里的分支，在方言上亦有相通之处。读完这本短长篇，至少学到了一个方言：斢。斢，读作tiǎo，是换的意思，常与换一起组成“斢换”一词。只是，一直弄不明白，这个斢字是怎样被造出来的，其中的“黄”、“斗”与组合后的“斢”究竟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2020年3月3日 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简体字本”第一部，是《史记》卷一至卷十八（十二本纪、六表）。《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司马迁创制的“纪传体”是传统古史一直遵循的体例。此本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顾颉刚牵头的分段标点本，罗列旧注三家：刘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读来颇解谗。 风中的雨：手里的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简体字本”，是在1959年7月中华书局繁体字点校本基础上，“基本上遵循史记的原点校本体例，未作大的改动”，于1991年1月重新出版的简体字本，全套共63册。曾经陆续买过岳麓书社的《史记》（简体小字，1983年1版、1992年5月4印），中华书局的“中华国学文库”丛书之《汉书》（简体，颜古师注，2012年4月1版1印），《后汉书》（简体，李贤注，2012年4月1版1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三国志》（繁体竖排，卢弼集解，2009年6月1版，2012年6月2印）。有“前四史”，还不满足，觉得有时查其他朝代的历史、掌故虽可在网上找到，但总觉得没有纸质的舒服，犹豫很久还是买了这套“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以前，零星读过一些史籍原著，但除前一两年认真地读《三国志集解》（读了七卷，最后一卷还在读）外，还没从头到尾读过一部列于“二十四史”里的古史。近日，朋友编“《史记》选读”，问一些《史记》里的人物、故事，激起我通读《史记》的兴趣。结果一翻，就放不下来了。 风中的雨：此卷《史记》中有十二“本纪”、六“表”，其中前十一纪是司马迁的手笔，第十二卷《孝武本纪第十二》，应该是褚少孙续写补记的。此卷的重点在本纪，有人物，有故事，读来颇为精彩，颇能吸引眼球。读完“本纪”，虽不敢说已知朝代更迭之天道世理，但对中华古史却多了一分了解，以前一些似是而非的道听途说，演变成了司马迁笔下历历在目的文字。当然，司马迁的《史记》并不是“纯正”的历史，他的历史里有神话，有传说，有或许存在的想当然，有自以为是的猜测，更有文学化的铺陈表述。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会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虽一方面有历代史料积存，另一方面有父亲司马谈的资料积累，但史料经秦火后留存终究有限，资料凭一己之力不可能丰富，所以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要面对的，不仅有世人因受腐刑而来的冷眼偏见，也有无法亲自四出查证的切身痛楚，更有面对史料缺失的无奈，他坐在“蚕室”里，心心念念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后终于“成一家之言”，给我们传下一部今天无论怎么赞誉都不为过的《史记》。单从文字看，年代愈古，文字愈不好懂；越到司马迁的“近世”，文字越浅显，越接近今日之白话，读来越容易。读“表”也有收获，司马迁将他认为值得一记但却没有多少故事的事，罗列于表，令人对一些历史事实一目可观，了然于胸。虽简洁，却丰盈，也是一种别致的手法吧。 风中的雨：很遗憾，顾颉刚这样的大家点校、中华书局这样经典的出版社出版的《史记》依然有些可能是谬误的地方。1、16页注释③、17页注释④里，就有三个“嚚”没有印出来。2、47页正文有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48页正文里有句“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第一句话里的第一个句号，应该止于“狸”；而“织皮”应如第二句一样，放在“西倾”之前。3、139页缪公“乃誓于军曰”后有一段话，书里这段话的后引号在“则无所过”处，但其实后引号应该在“令后世以记余过”处。4、441页表右第五格“代翟，以重耳故。”“代”应该是“伐”。
2020年3月7日 车辐的《锦城旧事》被喻为“旧时成都的社会百科全书”。写民国时期成都的市井生活、三教九流，“从市街坊里到工商百业，从酒楼茶馆到烟寮赌场，从名厨佳肴到风味小吃，从剧场影城到街头卖艺，乃至监狱刑场，拉壮丁的黑栈窝等无所不有。”说是小说颇勉强，称其故事或可。虽无文学的内涵，但有文化的意义。 风中的雨：知道车辐，是因为流沙河。读流沙河书话《晚窗偷得读书灯》，其中有一篇《车先生外传》，副署为：“车辐《锦城旧事》序”。读这篇文，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段：“一九五五年……也就是这一年，大祸降临，被捕入狱。起初怕枪毙，吓得睡不着。三天后打听到同狱的‘反革命’多达数百人，皆属省级机关干部，他就吃了定心汤圆，放胆做体操，能吃能睡了。送回省文联，红光满面，还长胖了。补领十一个月工资，大喜过望，买酒痛饮，而且赋诗。记得其中两句，一是‘灵魂已压扁’，一是‘一身肥尕尕’。”只此一段，将车辐的性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见流沙河称车辐为“先生”、“前辈”，而且为他的作品《锦城旧事》作序，再看到车辐的诗里有“尕尕”一词，觉得颇为亲切。虽经梳理求证，觉得车辐笔下的“尕尕”应该写作“朒朒”，但依然想：车辐的《锦城旧事》里肯定有许多四川方言俚语，所以在网上搜到《锦城旧事》，买了回来。 风中的雨：《锦城旧事》以买唱艺人吴小秋的身世、经历为主线，重点写旧成都的琵琶艺人、袍哥文化。虽有主线和重点，但编排却复杂繁琐，内容丰富多变，涉及广泛，将旧成都的“下九流”一一写来，一个世俗得有些庸俗、贫贱得很是卑贱、混乱得颇为混蛋的旧世界逐次呈现出来，令人目不睱接。《锦城旧事》应该不是文学的虚构“编造”，而是文化的真切“实录”。实录得细致入微，精彩纷呈，世相世状纤悉无遗丝毫毕现，笔调笔法也是记者采访手记般的有一道一，有二说二，与文学有一定的距离。从文学的角度考察，《锦城旧事》并不是好作品，称其为小说好像不行，甚至说其故事也有些勉强。但它却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留下了一帧又一帧旧成都或有而现在已经看不到的真实精美图像，一句又一句虽是旧成都但现在却还鲜活的生动活泼的话语。流沙河在本书的序言里说：“论到小说章法，此书就谈不上。……但有一点，读者须知，此书太真实了，真实得近乎土。优点缺点，都在这点。”流沙河所谓“真实得近乎土”，是话里有话。话中之话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文学上无足观，文化上很有味。我读《锦城旧事》，目的也不是要看小说，甚至也不是要看故事，而是想在其中找到我喜欢的方言俚语。何满子在序二《序车辐〈锦城旧事〉》里说：“巴金的小说语言里较少成都方言；李劼人的小说里大抵只在人物对话中使用成都方言；车辐的小说连叙述中也尽可能使用成都方言。”的确，读《锦城旧事》，方言无处不在，有的是大众使用的“广”方言，有的是特殊行业使用的“狭”方言；有的是当下已经不太用的死方言，有的是现在依然流行的活方言。《锦城旧事》“修订本”因为大量使用方言俚语，而且这些方言俚语各有特色，所以这部“当代人所写的长篇小说需由当代人来加以校注”。曾智中、黄尚军二人为本书加的六百余条注释，也令人眼开。 风中的雨：《锦城旧事》有遗憾处：故事到吴小秋进入“新世界”却还未登台演出这一天而突然煞尾，显然没写完。《锦城旧事》有错乱处：吴小秋即将在“新世界”登台前三天化德被抓差点派到印度去作远征军，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应该是在抗战后期；但三天后吴小秋进入“新世界”即将登台演出时，写的却是解放大军入川，时间一下子跳到了民国末。这里，时间显然是混乱错乱的。插图不妥处：插图与内容脱节，比如第三章吴小秋的妈妈嫩豆花儿被杀，插图却插在第四章里。注释亦有不准确处：比如注“骚棒”为“痞子、流氓”。
2020年3月10日 胡阿祥的《吾国与吾名》，有个注释性的副署：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书分上中下三编，分别研究“中国历代国号”、“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旁征博引，融贯群言，以考代论，洞幽察隐，析疑辨异，尊重传统而不泥古，时有新见多自成一家之言。既寓学术味，又有普适性，读来开眼。 风中的雨：看到这个书名，就有点低看它：一个自信的人，一般不会借别人的书名来给自己的书打广告；林语堂有本《吾国与吾民》，胡阿祥就来本《吾国与吾名》，似乎有抄袭书名之嫌（音差不多全同，只一字之异）。所以，买回来颇久，一直不想去读。春节期间，疫情严重，宅在家里时间充足，选来选去，注释性的副标题吸引了我，把它抽出来读。读完，才觉得是本好书，很值得一读。胡阿祥在“后记”说：“本书题名为《吾国与吾名》，读者朋友应该马上会联想到林语堂先生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确，《吾国与吾名》是意在向《MyCountry and My People》致敬！”但尽管是好书，胡阿祥也说是向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致敬，但依然觉得这个书名不好，令我有说不出的不舒服。 风中的雨：胡阿祥《吾国与吾名》上、中、下三编的先后顺序，既有先后的逻辑关联，也是他书写及心目中的重轻演绎。但我阅读的时候，重点与喜爱却与他的重轻相反，呈倒序状：下、中、上。也就是说，我最在意、最喜欢的是第三编“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第一、二编的内容，较为熟悉。以前读历史时曾经遇到，自己已形成了自以为是的自我认知。这些认知或许偏颇无稽甚至与真正的知识距离千里万里，但它们却顽固地保留在脑子里，再好再对的新说，在它们面前都苍白无力，见到也就只是见到，看了也就只是看了，要调整脑子里以前的旧认知，形成与“新说”一致的新认知，很是不易，多有抵牾。第三编，少数听说过更多是第一次，且听说过的也只少知微解，差不多全是崭新的东西。彻底的新知，有它不同一般的吸附力，非同寻常支配力。以前是一片空白，完全茫然，今见之遇之，能解我疑惑，启我心智，自然就喜之乐之，爱之识之。若行山阴道中，沿途繁花丰树，茂草密林，蕙风和畅，鸟鸣啁啾，心里花香满满，脑里绿意葱茏，目悦心怡的同时，自然而然就记住了所见所闻，并有一些自己的所思所想。在第三编里，胡阿祥讲了六个专题：“China：失位的‘震旦’与变味的‘支那’”，“Scrice：神秘的丝国”，“Taugas：多民族国家的证明”，“Cathay：多民族国家的再次证明”，“汉唐与其他：各自的特征”，“龙与狮：传统文化与近代历程”。以前一直以为域外称中国为China，是因为我国广销全球的瓷器精美，令他国喜爱不已、印象深刻，乃用瓷器之china，指称生产瓷器之国家。经胡阿祥考证，才知道：一是因果弄反了，不是中国的China源自瓷器的china，而是因为瓷器来源中国，因此以生产瓷器的国度China来指称这种精美的物品；二是China一词或许来源于“秦”。Catha是“契丹”一词的音变；汉唐源于汉和唐两个朝代名称；龙狮的称谓也不陌生。较为生疏的是Scrice（较为统一地翻译为“赛里斯”）和Taugas（一般翻译为桃花石、陶格斯等）这两个称谓；Scrice与丝绸有关，Taugas或与源自“大汗”。虽然对其中的西方词源学考证一点也不懂，但却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一点也不抵触地认可他的考证与论述。虽不敢说这些考证和论述绝对正确，但其说自有其理，自成一家，在没有更新的考古发掘和古史资料出现前，最为恰当合适。当然，第一、二编里也有令人欣喜的收获：龙源于夏，凤源于商，秦与禾、马密切相关（秦起源于养马是知道的）；“释‘夏’释‘华’而及‘华夏’，释‘中’释‘国’而及‘中国’，合‘中国’与‘华夏’而为‘中华’。”总之，虽不喜欢《吾国与吾名》这个书名，但对书的内容却很喜欢：对于了解既往的历史，认识自己的国家，多有裨益，值得阅读、收藏。
2020年3月16日 吉田兼好的《徒然草》被周作人称为“在日本多用作古典文入门的读本，是读者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并称日本古典随笔“双璧”。其所言，看似随意，却有深意。虽多佛理，却不刻意，多信手拈来；虽多佛语，却不做作，均水到渠成。篇幅或长或短，皆顺其自然，是文学的，也是人文的。 风中的雨：手里的《徒然草》是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文东译本。买书时，大略看了一下书脊，有吉田兼好和周作人的名字，以为是周作人翻译的。买回来认真一看，才是“周作人序”。这是一种奇特的体例：一般来说，外国作品在国内翻译出版时，书脊的书名下应该并列著者和译者名；这本《徒然草》书脊的书名下却并列著者和序者周作人之名，其意无非是要误导读者。我就不小心上当了。只知道周作人、郁达夫曾经选译过《徒然草》，但周作人是否全译过，不得而知。如果周作人没有全译过《徒然草》，则可能是他认为《徒然草》没有《枕草子》好（因为他全译过《枕草子》）。日本的古典随笔，有“双璧说”：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三大说”：《枕草子》、《徒然草》和鸭长明的《方丈记》。以前，考虑到不懂日文，只能读译本，而译本是否保有原作的韵味又无法确定，再加之血气方刚、孜孜矻矻于世俗红尘，哪有心思读日本的“双璧”、“三大”。现在，年岁渐长，心态已变，翻读周作人读到他的赞叹，才拿起来读读。读了，说有多大的收获说不上，说没有收获也不确然。但真要说个一二三，似乎力有不逮。只能说：读过。
2020年3月18日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三卷《隋唐定局》，写隋再造统一、创新管理、奠鼎后制，唐承续其后、底定四域、海纳百川，成就大唐气象。对短暂而亡的隋朝、特别是被后世视为荒淫无度的隋炀帝杨广有客观中肯的评述，甚至暗含褒奖。对中央集权下的三省六部制进行详尽的阐释，虽有过誉，却也清晰。草草读完，收获虽有却少。 风中的雨：隋朝是被严重低估的朝代。隋朝虽二世而亡，却若秦：前结束长期分裂，后启大气象之帝国。对隋的评价多是负面的，特别是对隋炀帝的评介几乎一面倒，差不多没有好话。少有人将隋与秦相提并论，即使提到也只提它们一样的“短命”，而不提它们一样的事功与影响。隋其历虽短，却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隋之功，一在结束分裂再造统一，一在创新制度、完善管理：创立管理国家的三省六部制和选拔人才的科举制。此两项制度，经唐宋完善，一直延续到清末（虽有元之短暂间断，却并不影响其延续性），管理我们这个国家千余年。近年来，对隋的评价渐渐客观中肯，易中天亦如此，不吝赞语。就是对隋炀帝征高句丽、建东都大运河等之劳民伤财，也多有辩解。唐朝是被视为“天朝”的朝代，唐太宗甚至被周边羁糜之民心甘情愿地称为“天可汗”。这些，我都略知一二。读《隋唐定局》，我最期待的是易中天对玄武门之变和李建成的评判，特别是后者。很可惜，易中天几乎没提到李建成在唐的建立和初唐时期的作用。私下一直认为，李渊是雄才大略之人，立李建成为太子虽有嫡长子为祀的原因，但肯定也是认为李建成有承大统的才干与胸襟。这一点，或许从魏征的选择可以看出。魏征颇有不忠一人忠于事、不效一姓效于国的士大夫情怀。他之所以愿意跟随李建成，为其出谋划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李建成是值得他辅佐的人。平定刘黑闼一役，虽有李世民的前功，但李建成却是竟其功者，比之李世民打散刘黑闼、刘黑闼逃而复返重成气候，李建成招抚其部下、彻底平定刘黑闼之患的方略，并不输到哪里。李建成并不是窝囊废，也不只是有太子其名、无治国之才的蠢笨者。唐太宗之雄才大略、治事之能自不容怀疑，贞观之治的千古佳话也并不因玄武门之变而受多少影响。但我只希望从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之缝隙，一窥李建成的真容，让历史更真实，更生动，更有可读可信性。但这，在易中天的书里没有得到；从他的书写风格看，也得不到。因为，他并不愿意花过多的精力去研究史实，而是要用他喜欢的文化之经纬串起他的历史。在他看来：真相或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假相混杂的史实里的文化密码。就连所谓的文化，也多抄录前人，少自己的发现。比如：隋之守关陇、开江南理念之争，所承的是陈寅恪之说；唐的时代风貌、人文特性的许多书写，均来源于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所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之《隋唐时代：绚烂的世界帝国》。更有胜者：第74页竟然出现一句：“贵族时代也有四个阶段：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候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战国是士的时代。”这样的话语，令人眼镜大跌，拾之不再。
2020年3月22日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四卷《禅宗兴起》，将罗马帝国之基督教的变化、阿拉伯之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唐际佛教的演进相结合，概括出三大宗教的基本教理、教义、教仪。对佛教传入后如何渐进吸纳本土儒道文化，逐步适应大一统农耕文明，进而彻底中华化为禅宗的过程，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历史为载体，文化是底里。 风中的雨：按易中天的说法，禅宗是与中华文化和国民生活结合得最为紧密，完全彻底中华化，与传统的印度佛教几无关联的佛教宗派。“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的确，对于有喜欢挦章摘句、将文字的寓意发挥到极致的儒家文化底子，事事顺其自然、追求简单平淡的道家思想基础的国人，禅宗或许是最好的“信仰”。虽然个人并无宗教情绪，更无宗教信仰，历来都是将宗教文本当文化看，但禅宗的一些公案、公案里的机锋、机锋里的深意，还是颇吸引我。虽然对其中的哲学内涵、佛学意义并无深知，只能似恍似惚地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三（其实这“其然”、“一”也是自以为知）；但其字音韵律、语句形式却别出心裁，将汉字汉语之要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令我过目难忘，回味不已。易中天介绍禅宗文化的内容，都引自《五灯会元》。《五灯会元》这书，早已买回家一套，却没认真去看，偶尔查查，看一则两则，既觉得富含智慧、深得中华文化之精髓，但也觉得太过机巧、有为机锋而机锋的味道（其实应该是自己没有慧根，无法理解其内涵，深入不到哲理的层面），读多了或许会觉得不过如此。 风中的雨：书里有一处错误。在第152页，易中天说：“更有趣怪的是，饮茶甚至跟科举和禅宗一样，也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坐禅的僧人带头喝茶，禅宗流行后成为风气，最后在德宗时代有了陆羽的《茶经》。”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易中天列了一个题为“科学、茶与禅”的表，介绍“唐高宗时期”、“唐玄宗时期”、“唐德宗时期”三个不同阶段的“科学制度”、“茶道”、“禅”的相关情况，但却将“唐德宗时期”写成了“唐玄宗时期”。这，不可能是易中天的问题，而应是排版印刷的问题。
2020年3月25日 周恺的《苔》，以富商李普福、桑家刘基业两家的际遇为主线，串起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废除科举、同盟会起义等重大事件，写晚清四川嘉定的商人、袍哥、士人及普通民众，在末世、变局里的命运起伏，对晚清末世文化、四川袍哥文化、乐山地域文化有较为精彩的描绘。通篇乐山方言，读来耳目为开，会心不已。 风中的雨：四川作家写晚清题材最为著名的，应该是李劼人。这类作品中最为经典的，应该是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从时间上看，《苔》之所写，与李劼人“大河三部曲”前两部的基本一致；从空间看，《苔》的主要场景在嘉定即今天的乐山，涉及到嘉定周边与重庆，而李劼人所写在成都；从具体地域看，《苔》主体写乡村，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在乡村，后面的主要在城市里；从语言特色看，虽然《苔》用乐山方言，李劼人主要用成都方言，但它们都属于四川方言甚至都属于川西方言的范畴。尽管生在川东，平时接触到的都是川东方言，但读周恺的《苔》，依然觉得亲切有加，为自己写的《方言与识字》找到了不少书证。但有些方言的书写却值得商榷。比如，四川人常说的，有强迫、逼迫义的“gūdǎo”一词，周恺写作“鼓到”，个人觉得应该写作“估倒”。又比如，四川人常说的，有干活偷奸、耍滑躲懒义的“suō边边”一词，周恺写作“趖边边”，个人觉得应该写作“梭边边”。 风中的雨：周恺是四川乐山人，《苔》是写四川乐山晚清时期的小说，很有四川特色。四川人写四川事的小说，由四川的出版社来出版，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与颜歌的《我们家》不是四川的出版社出版的一样，周恺的《苔》也不是四川的出版社出版，而是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不知是四川的出版社没注意到周恺，还是觉得周恺的小说没达到它们的出版标准？不知是周恺没有将这部小说投到四川的出版社，还是周恺不愿意让四川的出版社来出版他的小说？总之，由一个与四川八杆子打不着的出版社来出版这部四川作家写四川的小说，是一个遗憾；不论是作家的原因还是出版社的原因，现在这样的结果，是令我觉得颇为遗憾的事情。
2020年3月28日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五卷《女皇武则天》，以武则天之夺宫、弄权、血洗、变脸、无字碑为经，讲述唐太宗之后至唐玄宗登基这段谓之为“大唐”、又穿插着“武周”的历史。所有人物、事件都围绕中国历史上唯一称制、名符其实的女性皇帝武则天而展开、行进。将其定位于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的过渡，颇有道理。 风中的雨：武则天，是个对其评价不管上升到什么高度都不为过的女人。几千年中华史里，真正临朝称制、名正言顺成为皇帝的女人，她是唯一的一个。正因为这个唯一，男人主导的世界对她有许多污名化的描绘，比如为诬陷王皇后而杀死自己的女儿，比如因欲建立武周而杀死自己的儿子李弘。对于她寻觅、收纳面首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更是令许多人津津不已，成为她淫乱无行的证据。武则天颠覆了男人的世界，颠覆了男人的观念，令许多男人对她既敬又怕也恨。易中天似乎也是这样的心态，在《女皇武则天》里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武则天为确立自己的地位、创建武周朝，对于反对者无所不用其极，任何人即使是自己的亲骨肉只要挡道就不放过，其杀伐血腥不让于历史上任何一位雄猜之主。其实，对于武则天这样所谓“欲成大事”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不可用平常人的情感、心胸去忖度。如果他们都如我们一样，面对血腥心惊不已、面无人色，面对家人亲情连脸都不愿红、重话都不说，那么，她就不是武则天，而只是市井随处可见的小女人、平常人。所以，评价武则天，应该看她主政、在位期间，大唐也好、武周也好的整体形势是向上还是向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这样的评价标准，与“不管红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言说，应出一辙，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视角看武则天，她的面目就更清晰，我们对她的评判就更准确，对她的定位就更符合大历史的规范与要求。在我的观念里，不管人们怎么说武则天，从古到今最令我佩服的国人，就是武则天，她永远是我心目中大写的人。
2020年3月29日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民歌三种》，辑冯梦龙编纂的《挂枝儿》、《山歌》和创作的《夹竹桃》于一书，将明季民歌“一网打尽”。这些口口相传流行于民间，反映平民日常情感与生活的诗歌，唯“真”是依，多写男欢女爱你情我愿，表露真性情真感受真情态，虽有的较为鄙陋粗俗甚至淫秽露骨，但读来解谗解颐。 风中的雨：关于山歌、民歌，有许多话要说，但似乎都被冯梦龙的《叙山歌》说得差不多了。《叙山歌》很短，现录于此，算是保存资料。“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剌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卫衙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想补充一点：山歌也好，民歌也好，并非彻底的“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而大多经过文人的修饰润色。有些甚至全是文人的比拟创作，比如《民歌三种》里的《夹竹桃》便是冯梦龙“拟民间文学的著作”。反之，历代的一些经典诗歌，其实就是民歌、山歌，比如《诗经》里的《国风》就是如此。所以，民歌、山歌与文学类别里的诗歌，并非壁垒分明而是相通相融的。 风中的雨：书里有印刷错误。一、《挂枝儿·私部一卷》之《自矢》下冯梦龙的评注有“‘有如日’，‘有如水’，俱指日前立誓”句，但《自矢》里却不见“有如日”，“有如水”的字样，应该是错了。二、《挂枝儿·谑部九卷》之《者妓》下冯梦龙的评注有“毕竟者到休时了”句，但《者妓》里的原文却是“看你者到何时了”，应该是错了。三、《夹竹桃·月钩初上》歌里最末一句为“再是月钓初上此薇花”，按《夹竹桃》的体例，每首歌的歌题都是最后一句的倒数第七六五四字。月可如钩，但少说如钓，所以歌里的“月钓初上”应该是“月钩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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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9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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