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头顶有一朵云
——读刘年的诗《大寒》有感
低眉/文
不怎么关注诗坛。向来都是我活我的。偶尔读点诗,那是为了写别的东西渡口气。再偶然写句吧句,不过是为了怡情。诗坛是一个春天,成千上万的蜜蜂嘤嘤飞。这么热潮,不适合我的了。偶然读到一首刘年的诗,也有话要说。
诗不长,看上去非常简单,十二句:
“裹得严严实实
绒帽,口罩,手套
等身的棉衣
大妈提着鬼头鱼
像灭绝师太
提着屠龙刀
零下三十度的东北
什么都硬了起来
柳条,草,大地,水
有个学生将黄老师
按在地上,砸破了头
用半斤猪肝”
刘年将这首诗,命名为《大寒》。老实讲,这是一首不起眼的诗。我们来看,这首诗非常简单啊。写的什么呢,天气。寒啊,冷啊,零下三十几度的鱼,都冻僵了,像一把刀。这样的冷,在北方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吧。听人说,大寒的天气出门,如果不戴帽子,耳朵也是不能摸的了,一摸就要掉。一个人把自己的耳朵摸掉下来的那个瞬间,比一个大妈提着鬼头鱼的样子有冲击力多了。所以,写出这样的句子,有甚稀奇呢?很多人也能写啊。节奏啊,手感啊,排兵布阵,织锦织缎,绣花盘扣,这些活计,有很多人,干得都比刘年还漂亮。
但是写诗,岂是一句漂亮就打发得了的呢!奇就奇在这个结尾。我们来看这个结尾:“有个学生将黄老师/按在地上,砸破了头/用半斤猪肝”。结尾的这三句话,看起来也是平淡无奇的。写的是什么呢?天气。半斤猪肝有多大?想象中,大概有一块红砖那么大?那么,换成红砖,可以吗?不可以。因为红砖本来就是硬的,用猪肝砸头,说明猪肝已经被冻成红砖那样硬的东西了,天气冷得很呢!再换成猪脚爪,行不行?可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换成猪脚爪,刘年就不是刘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打老师是事关“肝脏”的一件事。一个人,要他的肝,变成了猪的,才会做出砸老师的事!你看啊,猪肝变成了砸老师的凶器……这得要多么硬的肝,多么冷的心。他这写的真的是天气吗,其实是人心!
一个学生,砸老师,他长的不是猪肝又是什么呢?这个砸老师的手,根本就不是学生的手。他就是一只猪。他的作为人的肝脏,坏掉了。却原来,世道人心和季节啊,都进化到学生可以砸老师的时代了。等我读懂这一句的时候,彻骨的寒意从后背森森地升起,蛰蛰而行。果真是一个大寒的尘世,用来砸脑袋的猪肝,紫红的,冻成了冰,又硬,又僵……这人世,想必是一个乱世了。大寒的乱世。
多么绝妙的比喻,隐匿得这么深的叙事人。这些意象,就像一件普通的衣裳,棉的,麻布的,不华美,没有绣花的,甚至是突头突脑的。比起丝织的华服来,它太普通啦,不是绫罗绸缎,没有绣花,没有盘扣,没有贝壳玉石装饰。那又怎样呢?再美的衣裳,不过就是一件衣裳。而这些句子,它里头包裹着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包裹在这衣服里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有时候不过就是一个做绸缎衣裳的裁缝。而有些人,看上去好像是在缝着不起眼的土布,但是他们却凭靠句子里的手泽,完成了自己的滴血认亲。高手和庸者的区别,大概就在这里吧?我想。
刘年的诗,不靠距离,靠维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诗歌的意蕴,在一个平面上,而刘年诗的意蕴,在两个平面上。来看这首知名度更高一些的《离别辞》:“白岩寺空着两亩水,你若去了,请种上藕我会经常来有时看你,有时看莲我不带琴来,雨水那么多;我不带伞来,莲叶那么大。”这些诗句,水一样淌过荒野,河床。不把自己静成一丛草,一尾鱼,读不出荒野上吹过的风,河床上流过的水。有时他什么也不说。就比如这首《大寒》,里头一个“寒”字都没有啊。他让物像自己呈现。你不能因为河面的河水在平静流淌,就否认河底的漩涡激流和险滩。或者说,你根本就看不见河底的那些东西。事实上,你看到,看不到,它们都在那里。
有些诗人是演员。他们把油彩、脸谱、水墨、口红、乐器和床,都涂在脸上,背在身上。我不是说这样的表演不好。我只是说,刘年和他们不一样。他只有头顶的一朵云。他是沉静的,让万物自己开口说话,不出门。给他们一张有足够空间的白纸就行了。他们自己会行走,脚印只有几个字。
那么多的人想借隐喻、通感、意象、抒情、比兴,想借巴洛克的教堂、弗里达的头饰、梵高的向日葵、博尔赫斯万花筒里镜子一样繁殖的光、古埃及人像及他们艳后的妆容、罗马建筑、大赋、马尔克斯的乌尔苏拉、费加罗的咏叹调、树木的伤疤来说出的东西(包括我这篇其实很累赘的文章),刘年只用朱耷的一只鱼眼白就说了出来。
刘年的美学是古中国的,非西方的。“刘年并不信奉西方诗歌的玄奥体。他的美学,是一种本土化的生成。”(陶发美语)。他用民间的,接地气的,有亲和力的,及物的,日常的言语,接通了中国古典诗词里的意境、留白、画面。用最有亲和力的活在当下的口语,写出了普通民众都能看懂的、具有中国古典审美品质的诗。大概,这就是刘年的神奇之处。也是刘年在当代诗坛存在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