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入一说便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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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周作人在“苦茶庵西厢”写了一则短简，于1938年6月24日以《读东山谈苑》为题刊载于《北平晨报》，后编入“周作人自编集”之《书房一角》卷四。其文曰：

    《东山谈苑》卷七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此语殊佳。余澹心记古人嘉言懿行，裒然成书八卷，以余观之，总无出此一条之右者矣。尝怪《世说新语》后所记何以率多陈腐，或歪曲远于情理，欲求如桓大司马树犹如此之语，难得一见。云林居士此言，可谓甚有意思，特别如余君所云，乱离之后，闭门深思，当更有感兴，如下一刀圭，岂止胜于吹竹弹丝而已哉。

    短简写就、发表之日，北平虽已陷敌手，但周作人还未附逆。周作人从《东山谈苑》里剔出“一说便俗”，大赞全书八卷“无出此一条之右者”，一方面或许真是对文人风骨心怀敬佩的遥望，对名士气度的由衷赞叹；另一方面也有以此语自许的意思，“此语殊佳”之后，若再加上“深得我心”，也并不奇怪，并无不妥。但“乱离之后，闭门深思，当更有感兴”一句，隐隐透露出周作人当时的心境。也就是说，周作人写这则短简，应有所指。“一说便俗”的“潜台词”很明显：不说。此时周作人认为“一说便俗”的，是什么呢？或许是滞留北平吧！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滞留北平的周作人曾收到一封信，信“乃是一首白话诗”。此诗是胡适于八月四月在伦敦所作：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胡适之意非常明显，劝周作人离开北平，“飘然一杖天南行”。虽然“南行万里”“太辛苦”，但作为“智者”的周作人应该“识得”去留北平的“重与轻”。许多年后的2011年1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岳南所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南渡》讲的便是日寇入侵后，北方、东部的学者纷纷南下、西进的历史。“南渡”虽然艰苦异常，但中华文人的风骨却在“南渡”里显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敬佩。

    周作人接到胡适“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作回答他。”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不离开北平，是因为家里有“好些老小”，不便远行，无法远行。他坚信自己“始终是个老僧”，不会改变，不会事敌。他充满信心，自己“将来见得居士的面”。一方面希望能活着与胡适再见，更重要是说自己不会做有辱斯文的事，将来肯定有脸面再见胡适。不知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与胡适是否见过，若见过周作人会不会想起他曾经“做了一首白话诗”。与周作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遭父丧、一眼失明的陈寅恪，不愿留在沦陷区教书，拖着一家大小逃离了北平。

    1940年5月29日，周作人作《辩解》一文，刊载于1940年7月1日出版的《中国文艺》2卷5期，后收入《药堂杂文》。文中有段文字，说辩解之无用、无益：

    乡下人抓到衙门里去，打板子殆是难免的事，高呼青天大老爷冤枉，即使侥幸老爷不更加生气，总还是丢下签来喝打，结果是于打一声屁股之外，加添了一段叩头乞恩，成为双料的小丑戏，正是何苦来呢。古来懂得这个意思的人，据我所知道的有一个倪云林。余澹心编《东山谈苑》卷七有一则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

    旧时犯人收监前，常被施以棒打，使其慑服，称“杀威棒”。《水浒传》第九回：“管营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入配军，须吃一百杀威棒。左右，与我驮起来。’”是不是“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不得而知。但后世的文学作品里多有提到“杀威棒”，可见其确实存在过。不仅犯人收监要打“杀威棒”，就是被抓进衙门还未判定有罪的人，也会被先打一顿板子，其意亦为“杀威”。一般小老百姓，一边挨打一边高呼冤枉，打完之后，还要“叩头乞恩”，成为“双料的小丑戏”。周作人认为这样的行径缺少“风骨”，“何苦来呢”？他赞佩“古来懂得这个意思的人”，即“绝口不言”、认为“一说便俗”的倪元镇。

    对于倪元镇所谓之俗，周作人有自己的解释：

    此所谓俗，本来虽是与雅对立，在这里的意思当稍有不同，略如吾乡里的方言里的“魇”字吧，或者近于江浙通行的“寿头”，勉强用普通话来解说，恐怕只能说不懂事，不漂亮。

    写作《辩解》时的周作人已不是在苦雨斋里恣意为文、自成一家的学者，而是出任伪职、乞食日寇的汉奸。此时周作人认为“一说便俗”的，是什么呢？或许是出任伪职吧！周作人的《辩解》并非泛泛而是有心之作，字里行间甚至标点符号里都有特别的深意。看似平常散淡，很看得开，认为一切都不需要辩解，也不为自己辩解。其实呢？却是不辩解的辩解，至少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许，周作人也知道附逆出任伪职是缺少风骨的行为，但既已为之，便由世人毁之，不为自己找理由，任人诟病而自安坐。这种态度，往好处说是自负，是自以为是，是不屑与人道；不褒不贬是放任，是以烂为烂，是破罐子破摔；往坏处说则是顽固，是不知羞耻，是“我是流氓我怕谁”。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问：“文人无行，信乎？”看周作人的行径，读他的《辩解》，答案不言自明。

    周作人晚年，应曹聚仁之约，从1960年12月起为香港《新晚报》撰写回忆录《药堂谈往》，1962年11月完稿后更名为《知堂回想录》。1974年4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知堂回想录》有于1961年12月10日撰写的《不辩解说上》《不辩解说下》两篇，除全文照录1940年5月29日的《辩解》一文外，特别说明：

    这篇论“辩解”的文章是民国二十九年里所写，是去今二十年前，那时只为要写一种感想，成功一篇文章，需要些作料，这里边的杨恽嵇康、梭格拉底以及林武师，其实都是肴馔的“垫底”，至于表面的“臛头”实在只是倪元镇这一点。这回讲到一九二三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馀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

    臛头，是浇盖在菜肴上面的佐料，它一般用腊肉、冬笋等烧制而成，与现在常说的臊子、浇头近似。宋代诗人石介《岁晏村居》一诗里，有“天寒酒脚落，春近臛头香”两句。相比于作为“肴馔的‘垫底’”的“杨恽嵇康、梭格拉底以及林武师”等，倪元镇才是周作人津津不已的“表面的‘臛头’”。

    周作人之所以要全引《辩解》一文，并特意说明倪元镇才是《辩解》一文的“表面的‘臛头’”，一方面是想抬出倪元镇那句“一说就俗”，另一方面“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辩解》的最后末后一节颇长，但最重要的似乎是最后两句：

    有人觉得被误解以致被损害侮辱都还不在乎，只不愿说话得宥恕而不免于俗，这样情形也往往有之，固然其难能可贵比不上云林居士，但是此种心情我们也总可以体谅的。人说误解不能免除，这话或者未免太近于消极，若说辩解不必，我想这不好算是没有道理吧。

    周作人与鲁迅失和交恶的原因，是现代文坛的一桩公案。虽似有定论：周作人误信妻子信子之言；但真相究竟如何？却不能妄下结论。鲁迅对此一言不发，周作人虽偶有提及却从不深说。但对写“回想录”的周作人来说，这桩公案却是不可回避、回避不了的。于是他顾左右而言他，写下了《不辩解说上》和《不辩解说下》看似两则、实为一篇的“回想”。此时周作人认为“一说便俗”的，是什么呢？明显是他与鲁迅失和的原因！

    周作人的文里，不止以上三处提及倪元镇的“一说便俗”。有时，是不想说，不愿说甚至于不屑说。这时的周作人，有其顽梗的一面：坚守自己的选择，坚信自己的正确，大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气概。但更多的时候，似乎却是不能说、不好说甚至于故意不说。这时的周作人，就显得颇为圆滑了：明知有错却不承认，把古人的一句“一说就俗”当成盔甲，躲在里面自说自话，混淆是非，不辨黑白，却自在自得，自以为是。

    最开初，周作人或许真是觉得“一说便俗”“此语殊佳”，站在旁观的立场，由衷地赞赏。但附逆侍敌后，“一说便俗”不再只是“殊佳”之语，而成为他掩饰投敌行为、进行自我安慰的挡箭牌。到最后，只要是他不想说的，便用“一说便俗”一言蔽之，既省心省事，又显得清高脱尘。只是，世间哪有如此便宜的事，逃到天涯海角都能被人发现，更别说遁入一句简单的古语了！“一说便俗”既非美丽画皮，遮不住周作人人生的痈疽；更非灵丹妙药，治不了周作人人性的沉疴。他越是津津于“一说便俗”，越会让人读出他平和散淡后面或许一直存在着的那一丝做作、伪善。

月牙

字母老师所做的一番历史的钩沉，立足于翔实的史料，深挖且融入独立思考。
“一说便俗”，以此为抓手，小中见大，抽丝剥茧地呈现，言之成理，读之受益。
也许时间的烟尘会湮没一些，但文字是沉默的证人，大是大非的问题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书话需要深入浅出的说道，也需要入木三分的深读。
这样的读+思+写，深得我心。至于论坛是否欣赏，可能也“一说便俗”罢。

rsjby

月牙 发表于 2020-11-3 22:31
字母老师所做的一番历史的钩沉，立足于翔实的史料，深挖且融入独立思考。
“一说便俗”，以此为抓手，小中 ...

不说也不代表不俗。俗不俗，旁人其实都看得很清楚。你说与不说，没多大影响。

草舍煮字

比较认同“知道附逆出任伪职是缺少风骨的行为，但既已为之，便由世人毁之，不为自己找理由，任人诟病而自安坐。”一说。
既已附逆，“不说也不代表不俗。俗不俗，旁人其实都看得很清楚。你说与不说，没多大影响。”其实，不仅说与不说没多大影响，自戕与不自戕恐怕也没有多大影响。观其做派，破罐破摔似乎没有，苟活于世倒是有的。

rsjby

草舍煮字 发表于 2020-11-5 09:05
比较认同“知道附逆出任伪职是缺少风骨的行为，但既已为之，便由世人毁之，不为自己找理由，任人诟病而自安 ...

据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一直不太承认自己投敌有错、更别说认罪了，但的确也几乎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种态度，的确颇值得玩味。虽人言人殊，可从好处、不好不坏处、坏处几个层面去想，但终究只是一种猜测，是否接近了周作人真正的想法，真说不清楚。虽然猜测终无益，但想想也还有趣。
的确，苟活于世一语，或可见其根柢。

草舍煮字

rsjby 发表于 2020-11-5 11:58
据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一直不太承认自己投敌有错、更别说认罪了，但的确也几乎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 ...

是的。他受托看守校产，有人证实。但出任伪职，即使在任职期间没有做坏事，即便有利于保护校产，但出任这件事本身就是认可了伪政府的“合法性”。作为著名文人，影响是恶劣的。
不过，相对而言，比胡兰成还好些。

rsjby

补充了一段胡适与周作人的两首诗，或许可以作为周作人留北平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