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彦林 于 2021-3-10 09:39 编辑
关注底层人群 曝光生存困境
——读三道长篇小说《天凉好个秋》随感
承蒙三道抬举，让我做了他的长篇小说《天凉好个秋》的第一读者。
刚迈进2021年的门槛，三道兄发来他的四万余字的中篇小说《散叶儿》，感觉告诉我是个很好的作品。一个月后，他又发来修改稿，并欣喜地说：“我觉得没收住，又加写了，写成了长篇。”才过半月，他发来终稿《天凉好个秋》，足足十三万二千字，甚感佩服！这部长篇小说，我从中读出了亲切感，读出了惊喜感，更读出了沉重感。亲切感就选题而言，惊喜感就情节而言，沉重感是就主题而言。
一、关注弱势人群，通过常态状况，呈现普遍性的低层生活
作者采取平民化观察视角，把摄取镜头对准社会底层人群，呈示他们的生活现状，直面他们的喜怒哀乐、挣扎诉求和希望憧憬。这些人物可以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农民身份，像吴大运的父母、蒋胜兵的哑巴母亲、卖花椒的女人等，他们扎根在穷乡僻壤、山大沟深的农村，一辈子在贫瘠的土地上耕作、播种、碾打和收获，辛勤地刨挖光阴、吃苦耐劳，获取的酬劳仅能解决温饱，经济拮据，衣食简朴，但他们坚韧、执着，不抱怨、不盲从，乐观、善良，省吃俭用地供孩子上学，使他们完成学业成为医生；到老年和身体出现重症，也不愿给子女增加负担。
第二类是工薪阶层，后河镇开发区的“水镇长”、“表忠心”，仕途春风得意又被纪委从会场带走的“猫县”、卫健局牛局长，医院的“鸟院长”、“母大虫”、林可、蒋胜兵，农技站何莲花，局机关的强主任、李副局长、毛丫头，以及派出所所长、干警等群体；这一群体又划分为两小类，一类人在仕途上意欲取得更重要的职位而劳心劳力、投机钻营：“猫县”、“水镇长”在基层党政部门工作期间，作为一方父母官，干过诸如修建商场、倡导优选玉米良种、栽花椒树等为民着想的好事，却有着令人不齿的污点，无视党纪国法，凭借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暗中干着受贿送礼、屈意奉承、溜须拍马、胡作非为的勾当，有人为了满足肉体私欲，和不少女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让人心生唾弃。另一类人因受排挤，才华难以施展，饱尝经济压力造成的焦虑，饱受多重心理困惑的煎熬：吴大运爱好文学，有理想，有憧憬，因对工作环境不满，调到县城机关单位，却因购房贷款导致家庭经济压力“山大”，在“随份子钱”的过程中，由于偷取“压箱钱”而和妻子红菊发生矛盾，造成家庭矛盾升级加码，心理陷入焦虑的深渊而忍气吞声，难以自拔；鸟院长和后继的院长“没情况”是医院的管理者，在本职工作上没有建树，却热衷于歪门邪道，甚至医德败坏。林可是这种管理体制下的牺牲品，不认真钻研业务，不在治病救人上耗费心血，热衷于做院长的“傀儡”，被“没情况”从中钻空子，自己把自己送进监狱。何莲花的身份特殊，先是“猫县”情人，后是“鸟院长”妻子，人格丧失，卖弄色相，不守妇道，男女关系混乱，很令人不齿。
第三类是身份尴尬的打工者，像红菊、张翠花，以及红菊的妹妹。她们为减轻家庭的经济重荷，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干起家政服务，干最脏的活，出最苦的力，流最多的汗，以卖劳动力赚取辛苦钱。主人公红菊，起初是企业员工，由于单位经营不善难以为继，走上自主创业的路子：最初零售苹果，本钱被劫后，在后河镇开办米皮店，认识医院职工吴大运，在交往中互相产生感情，最终进入婚姻殿堂，组成令人羡慕的夫妻。当吴大运调入机关后，她们合力购买商品房，由于还贷导致经济拮据，不得不干凭借自己力气获取报酬，可谓不辞辛劳、甘苦自知，对丈夫吴大运的怨气升级，导致家庭矛盾恶化，造成夫妻间关系越来越冷漠，婚姻处于飘摇不定的边缘地带。
这三类人，和我们没有年龄、地域等方面的鸿沟，给读者心理上的亲切感。此外，像贩卖假钞的犯罪分子等人，他们代表的是另一个阶层的群体。这几类人，被作者赋予不同使命，参与纷繁复杂的故事，共同组成了这部长篇有序出场的“人群”。
二、双线推进情节，通过细节场景，凸显原态性的故事
《天凉好个秋》采取两条线索，通过叙述视角转换，把故事讲述的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扑朔迷离和精彩纷呈。故事的主线，以“吴大运归还贷款”打头，引出故事发展的开端，随后逐渐铺展开来，讲述红菊和吴大运的相识、相爱、结婚、生子、买房，及至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故事的重点，被特意安置在吴大运和红菊的家庭矛盾上，看似呈现的是夫妻间的生活琐碎、争吵打闹，实则另辟蹊径、另有深意的预设。另一条主线，以后河镇开发区、后河医院为原点，向社会各个层面辐射，组成一张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网，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纵横交错、跌宕起伏，悬念迭起、引人入胜。
这两条主线不是并驾齐驱，而是有穿插，有交集，但互不混淆。故事的重头戏，是吴大运和红菊的矛盾冲突，表面现象是房贷造成的经济压力所致，实则是男女主人公性格上的差异和对待生活的观念难以趋同造成的。吴大运跳出农门后，先在医院工作，后调入机关单位，工作环境、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红菊出身农村，文化程度不高，从企业失业后，在自谋出路的过程中，锻炼出吃苦耐劳的品格，好强、倔强，不服输，不低头，把金钱看得过重，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对丈夫缺乏理解，致使矛盾一再升级，一度离家在省城打拼，实则缓解内心的徘徊，减轻心理重重的矛盾，因其本性善良，得知大运父亲患食道癌晚期，掩藏对大运的不满埋怨情绪，精心照料，好心劝解，真心尽孝，凸显出女性的博爱与悲悯。大运在经济精神双重压力下，和毛丫头产生情感纠葛，但没有陷入爱情深渊，没有造成家庭破裂的严重后果；尽管他对红菊的伤害更深，而红菊以女性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原谅了他，虽然家庭出现过飘摇，但终归会尘埃落定。另一条线索，比较复杂，却增强了故事的丰富性。“鸟院长”和何莲花的婚姻是个悲剧，都是他咎由自取造成的，何莲花以此作为要挟条件，这对夫妻的故事给小说增色不少。蒋胜兵和刘玲的矛盾，“鸟院长”是始作俑者，也是罪魁祸首。蒋胜兵出身寒门，性格孤僻、不善交际，遭受到鸟院长、母大虫等人排挤，在工作调动无望时，在县城办开办私人诊所，由于有民间神医马世一的密传，在治病救人上有主见有办法；在原来的岗位上，常常为病人着想，从不开大处方，当母大虫收治的病人出现生命危急时，他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治病救人，彰显了一个医生的高尚人格和良好的医德；在对待刘玲出轨问题上，虽然果断离婚，却同意刘玲住在家中，去南方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后回归故里，得知刘玲仍单身无依无靠时，依然选择复婚，其人格的光芒也教育了吴大运，使其强烈的离婚念头得到遏制。官场人“猫县”、“水镇长”、“表忠心”、牛局长等人，是穿插在其他人的故事中，被作为反面人物，为故事的发展推波助澜。张翠花是红菊的陪衬角色，她的贪婪自私、见钱眼开、见利忘义，在收购花椒中使用假钞，在捣毁贩卖假钞团伙中有立功表现，表明其仍葆有做人的基本道德素养。万元户、万元户的儿子、包工头等人，应该是“另类”，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出现偏差，虽然作者对他们用笔不多，但也不可或缺，和其他人物共同为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发挥着作用。
三、深入开掘主题，通过人物状况，反映社会转型时的症结
《天凉好个秋》聚焦社会转型时期，立足桓河县后河镇开发区的政治、经济、农业、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选取医院、镇政府、机关单位、乡村、市场、私人诊所等为人物出场点，人物涉及各行各业、男女老幼、美貌俊丑、性格脾气、道德品质等方面，通过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矛盾冲突，反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党政领导、机关干部、工薪阶层、企业员工、农民和无业游民的经济状况、人际关系、生活苦乐、心理变化等，揭示他们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各种负担、心理焦虑、精神重荷等困惑，其中的关键点则是中年人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境遇，生理和心理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失衡，中年困惑很具普遍性，也是全人类遇到的一项生存命题。在这种情况下，人最焦虑的问题是怎么办？到哪里去？人际关系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既棘手又没有科学的应对策略，导致人物忧心忡忡、手足无措、茫然若失，最终发挥关键作用的则是道德品质、人格尊严、良知责任等。其他次要人物的经历，也为凸显主题思想发挥了应有作用。官场人物的党性缺失、宗旨意识淡薄、放松自我要求，变得利欲熏心、以权谋私、道德被坏，这些不良现象是作者着意要抨击和鞭挞的。部分机关干部和医院医生，不钻研业务，不安心本职，在岗位上不思进取、推天混日，导致民怨四起，这也是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农民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科学种田推进困难重重，农民经济收入依然微薄，他们追求小康生活的希冀依然任重道远，征途漫漫。另有，万元户儿子、假钞贩子等人，他们有自身的劣根性，行为与社会不合拍，不谐调，生活观念发生偏颇，道德准绳难以凑效，常常举止鲁莽、不思后果，惹事生非、制造祸端，是和谐社会中的“杂音”，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几类人群，被作者巧妙编织成故事，共同搭建了这部真实性、可读性和艺术性兼备的长篇小说。
另外，在写作特色上，作者极力还原人物的真面目、真性情，不夸大，不变形，保持“原生态”，凸显出扎实的生活积累，丰富的素材沉淀，和对底层社会状况的了如指掌。作者对人物的形象并不特意精雕细刻，特意忽视人物的相貌、衣着等方面，给读者以更大的二次创造空间，由读者自己塑造人物的肖像，达到作者和读者双重创造的艺术效果；人物的语言和心理符合各自的身份、习惯和认知水平，如红菊的口头禅“散叶儿”，几乎成了她的代名词；后河人、前河人在“呆”和“滴”上的差异，在人物语言中有意渗透，也为故事增添了许多的亮色。
总之，三道的《天凉好个秋》因其现实性、社会性和艺术性融于一身，可以成为陇南长篇小说中的“山峰”，也会为新世纪以来的陇南文学增添一份较有分量的成果。真心希望这部长篇能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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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0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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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0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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