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1-5-10 08:26 编辑
在中国现代史上，陈独秀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
而显然，陈独秀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非但一般平头百姓对其知之甚少，即便是党内人士乃至于专业人士对于他的了解要么非常肤浅，要么也是谨言慎行。相当长的时间内，陈独秀研究是个禁区，陈独秀身上迷雾重重，陈独秀评价不断变化。人们很难走进真正的陈独秀，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家庭生活，他的思想变化，他的是非功过。
这是一个太大的课题，一个很难结题的课题。作为一般读者，不妨远离专业的学术架构，曲折的革命历程，起伏的思想变化，抓住一些他切实的言行和人生的零星片断，兴许就能知道一些更多的陈独秀，而这也是他慢慢走向公众的起点。
简单梳理一下他的人生历程。陈独秀，排行老二，故名仲甫，1879年出生，安徽安庆人，家境较好，祖上十几代都以教授私塾为生，一面教书，一面考功名，日子过得还不错。到他的上一代，芝麻开花，叔叔陈昔凡获取了功名，官做得不小，且很会经营生意，钱也赚了很多，重要的是这个叔叔是陈独秀父亲教育出来的，且没有男孩，既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的侵扰兼有感恩的因素，就将陈独秀过继到门下，如此一来，他就是正儿八经的官二代兼富二代，北京都有自家的店铺（陈昔凡可能还收了另外一个著名的干儿子——张作霖，是在东北做官时收的），可他不买这个账，后来在北京有一次经过他的店铺，伙计上赶着喊东家少爷，他头都没回，问题是他当时的日子过得很拮据，且不说他那俩儿子做苦力，即便是他夫人高君曼治病经济都相当紧张。后来陈昔凡家道中落，和外国人做生意，相当于被阴阳合同所欺骗，一下子折了，不过他对于这个并不大在意。包括对儿子，他并非如电视剧一般，后来关系缓和，应该没有，他就是认为孩子们就应该吃苦，自强自立，理论上不错，可实际上总觉得有些不大近人情。
可能是基因里的倔强。综观其一生，都是宁折不弯，任性到底的，在他的字典里很少能看到“妥协”两个字，只是很少，也不是绝对，后面再说。他并不认这个叔父父亲，叔父也给他气得迷迷瞪瞪的，因为他太离经叛道了。小时候读书，爷爷亲自教他（爷爷也是个私塾先生），因为觉得这个孩子资质太好了，爷爷恨不得一口吃一个胖子，让他一年把《四书五经》给背熟，不成就死揍，体罚极其厉害，其他人自然不能干预。所以陈独秀一方面幼年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国学底子，另一方面又极其厌恶经史子集之类。自顾自的时候，他却一头钻进了《昭明文选》里，对于文选上的东西特别感兴趣，自称“选学妖孽”，爷爷知道了除了继续揍他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发狠般地说道：这小子长大之后，要么是龙，要么是蛇。老人家还是很有眼光的。十七岁考科举，这个特立独行的孩子又玩起了狂生的派头，如金圣叹唐伯虎之流，拿到题目故意偏题，一张好好的应试八股试卷，他七拼八揍了很多文选上的内容，结果也不知是主考官慧眼识才还是判题失误，他竟然考中了秀才，还让主考官把闺女嫁给了他。这事情一来他自己觉得不大可信，以后也经常说道这事，颇为得意，但另一方面，他的学历也就封顶了——秀才。
这次考试也给他带来了另外一个很尴尬的结果，一个让人对其私德有芥蒂的结果，因为他和主考官的大女儿高晓岚（也有说其实没有名字）结婚了。高目不识丁，和他一起的共同语言自然很少，不过也为他生了三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和陈松林，先头的哥俩年轻轻的为革命捐躯，成为烈士；他对小儿子说，你就学个木匠吧，给陈家还能留个后。陈松林后来也就成了一个普通的木匠。这都没问题，问题是在他到北京之后，又和高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妻妹高君曼，一个北师大毕业的新女性俩人好上了，还生下了陈鹤年和陈子美。老家的那个为他孝敬父母，抚养孩子，他连个离婚手续都没有，公然重婚，而且还是小姨子，的确让很多人不适，也是陈延年、陈乔年始终和他疏远的原因。他的老父亲气得将他逐出家门，也没能改变这一切。
说到私生活，我们不能拿现代人的标准约束过去人，比如人们津津乐道于他曾经逛过八大胡同的事情，这事在当时最多也就是个道德问题，问题是道德问题和君子的身份也不妥帖，他被出走北大也就是因为这个把柄的，算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再者，他走得确实比较远，在他已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候，有一次他玩起了失踪，他的同志们都以为他牺牲了，结果他又冒出来了。真实情况是他生病期间，和一个施姓护士好上了，还生了一个女儿：陈虹，也是过眼的姻缘。至于他最后娶的潘兰珍倒没什么的，潘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就是心甘情愿地跟了这个比他将近大三十多岁的落魄老人，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不过还有一个瑕疵是，因为人们敬重于他的身份，坐牢的时候，给他单间，让他看书写文，还让潘去探视他。有一次，监狱长对于另外一个看望他的人说，陈先生是我们尊敬的长者，可不该……不该什么？不该在监狱里和潘兰珍同房。这事连陈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后来再也没有发生。
这就是陈独秀，他可能是个好的思想家，革命家乃至于才子，可实在谈不上是个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他太自我了，敢想也敢说也敢做，哪怕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所不惜，在他声望最高的时候，他近乎一言九鼎，很多事情他认定之后，便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很多人拿他没有办法，而这份任性似乎也预示着他不大可能会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尽管，那才是他心心向往的。
不过，他并不是什么风流才子，和这个不沾边，他也没精力或者没兴趣去倒腾什么风花雪月。他是一个一直向前的人，他的学习和思考是终身的，只不过，康梁变法之后，他就中止了旧学，转投新学。先是到杭州求是学院学习，因赞成康梁的变法被学校开除，后五次辗转日本学习和探索革命之路。准确地讲，他会使用四国语言，精通日语和英语，法语也行。在生活窘困之际，他其实主要靠的是编写的英语学习教材所得的稿费维系用度的，而他对于文字学的造诣也是非常之精深，有相关论著存世；文学上他的强项应该是古体诗。很有趣的事情，他再怎么提倡新文化运动，可是古体诗却写得很好，没办法，童子功太好了。即便是古体诗而言，他也少了很多拘束，有的七律还写成了八句，他是怎么畅快怎么来，遵了几年大牢，写了一批优秀的古典诗，以《金粉泪》为名集结传世，也有“香草美人”的路子，让人折服。与别人论战，讲究个短平快，稳准狠。于是他几乎是最早写的杂文，还有三两百字的小品。对于杂文，他实际上是开风气的，以杂文和小品为架构的《独秀文存》这本集子的稿费也一直贴补着他的开支。就杂文而言，人们会想到鲁迅，而鲁迅显然受其影响很深，甚至于鲁迅的小说都是他启发并且不断催促而成的。所以，单仅仅从学术上来讲，说他打通了古今中外，并不为过。 如他那般气魄的人是不会在意什么学历的，别入也不会用学历这个东西来评价他。蔡元培聘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的时候，不但不以学历衡量，还处处帮他圆，说他曾经做过中学的校长。陈自己主持北大文科的时候，胡适博士也没毕业，他同样积极揽才，招致麾下；而青年毛主席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湖南青年的身份给《新青年》投稿，他也选择刊登，要知道那时候的新青年主笔都是什么人：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易白沙等等，群星璀璨。这是毛主席的骄傲，也是陈独秀的慧眼。主席曾经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力非常大，那时候是思想界的明星。
这是一个被革命遮蔽了的学者，也是一个无心插柳浑然而成的学者。他的学术只会告诉别人，对于有些人，只要他愿意，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学者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哪怕他无心当中画一幅画，都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应该成为一个画家或者美术鉴赏家。他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朋友——刘海粟，刘先生作画，他题诗，是很正常的事情。他提给海粟先生有一句：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依然是大气和豪迈；他走得相当近的一个同学潘赞化有一个著名的老婆——潘玉良，更感觉陈独秀是其知音，潘先生的画作里，也有不少陈独秀的题诗。他数次入狱都会引得一众大咖的奔走营救，包括被他反复挤兑和老牌学究们。除了他独特的魅力之外，他的学术成就同样也感染着一众粉丝。
还有他的书法，他的书法也是令众多人吹捧的。每次坐牢，会有一众人等排队请他题字。沈尹默先生刚到新青年的时候，陈独秀的评价是文章不错，字不行——字怎么可能不行呢？只是骨力弱了一些，也只是陈独秀的眼光独到了一些，这反到激发了沈先生，终成书法大家。对于书法，他有很多言论，比如用通俗的话讲，他不赞成别人写字笔画太长，意思是你单笔如果太长的话，你是没有那个能力驾驭的。
文艺鉴赏需要独到的眼光，而独到的眼光和深沉的爱国救国情怀显然又不是区区文艺所能让其纵横驰骋的。尽管他相当早地和革命党人接触，也有过革命的实践，在安徽领导过拒俄运动，在日本率先剪辫子等等，甚至还在柏文蔚主政的安徽省，做过事实上的政务负责人——民政长（也相当于省长），政务尤其是教育搞得很不错，但他并没有加入同盟会。在当时，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他敬重也配合但不完全认同同盟会的做法，比如吴越的刺杀，徐锡麟的刺杀，包括蔡元培埋炸弹，他觉得暗杀只能震慑，不是出路，还是从思想上改造国民更为实际，城头变化大王旗的事情，历史上司空见惯，所以他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写文章，编刊物，发小册子，宣传和提倡白话文，让更多的人尤其年轻人接受教育改造思想，直至推进新文化运动和创办《新青年》，让他走上人生的第一个巅峰时刻。当年轻的胡适在美国提倡新文化的时候，他不遗余力请到北大，作为战友，共同推进新文化运动，而他的措辞显然比胡适更激烈，他的论战比胡适更有杀伤力，胡适终究是个斯文人，他才是战士。尽管新旧文化厮杀焦灼，但是新文化最终站到了前台，旧文化沦为小众。至于《新青年》则是一本真正的现代意识的杂志，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科学和民主在中国的摇篮和发端者。他的《敬告青年书》指明了近代青年该有的素质，从此一大批青年才俊走向前台。后来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没受到《新青年》的影响。没有《新青年》，可能就没有五四运动或者说五四运动有可能会延缓，如毛主席所言，虽然陈独秀犯过错误，但是五四运动，陈独秀是真正的领导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对于中国革命是有过贡献的。
他当然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连续五届的总书记，曾经党内的绝对权威。在巴黎和会中国遭遇耻辱之后，他改变了自己十年不从事政治运动的诺言，毅然走进了革命的洪流，为此和胡适在道路上分道扬镳，当然私人友谊并未受损。和李大钊走到一起，时称南陈北李。并且共同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成为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光时刻。在之后的历程当中，他不断战斗，不断坐牢，他无所畏惧，声称研究室和监狱都是一样的战场，监狱也是研究室。在他五次坐牢的经历中，狱卒们很诧异，竟然在坐牢的路上他能酣然大睡，类似现象似乎只有苏东坡有过。
不过，真正地走进革命，他发现事实上这不仅仅是前无古人的一项伟业，更是一条荆棘丛生的曲折道路。从区区五十几个党员开始，怎样建立全新的马列主义政党，让全国人民翻天覆地，这实在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力。那个时候，似乎也只有依靠苏联的经验和实际上的帮助。中共中央也成了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尽管陈独秀本人希望中共是独立的，也一直努力地保持独立，可事实上对于共产国际是没有办法撇开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有几个外国人来决定的，马林、鲍罗廷、维经斯基悉数登场。他们的好恶影响着革命的走向，比如马林比较理性，建党时扶持很大，可因为是荷兰人的身份被召回；鲍罗廷倾向于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员要全部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国共合作，陈独秀一再反对，但这次他的叛逆没有效果，最后无奈地选择了妥协，其实也是选择了悲剧命运的开始，尽管这个天生的叛逆者还是最后把鲍罗廷挤兑了回去，但很多事情也很难改变；和维经斯基倒是很投机，维经斯基也被召回。在斯大林面前，他的固执能量是很小的。我们不愿意过多地剖析那段时间的历史，也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苏联人，因为一来新生的共产党确实需要指导和帮助，他们的理论基础很薄弱，这也是在苏联教过理论的瞿秋白先生回来迅速进入决策层并且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的重要原因；二来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批中共领导人着眼点一直在城市、在工人身上，而这些都让他们觉得短期之内似乎很难改观，反倒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力更强，更有希望。在此背景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意愿，开展国共合作几乎是无法更替的出路，他不能蛮干。
那一段的历史很复杂，陈独秀尽管曾经可以挥动如椽大笔肆意文章，但面对局势和人心所不再游刃有余。在共产国际尤其是斯大林的干预下，在国民党西山派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欺骗和屠杀下，损失太大，城市暴动也是失败连连，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他办法不多。而以瞿秋白和李立三包括后来的王明等这些斯大林的学生们以崭新的身份取得了事实上的领导权，推进更为激进的教条主义，陈独秀的中共领袖地位结束。
当然，崭新的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的领导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党员队伍得到了迅猛的壮大；以工人为主体吸纳农民包括小资产阶级扩大队伍构建联合战线的理念开始萌芽；陈独秀本人也脱下西装，真正地走到工人当中去；团级组织也开始搭建完毕；发动了几次工人暴动；有力地协助了北伐军扫除旧军阀等等。如果我们完全漠视陈独秀的努力，就不是用历史的眼光再看问题。
陈独秀本人也有弱点，或者说后来一直言称的右倾投降主义或机会主义的错误，指的也就是这段时间。这个留给专业学者去讨论，因为至今都没有完全彻底定性。我们只能说，按照他的初衷和个性，他不是一个很容易屈服的人，和投降不大搭边；其次，任何一个初生的生命总要经历过一阵阵痛，责任全部交给个人也不大科学；再者，政治不同于文章，他最多想到了蒋介石会背叛大革命，可谁能想到那个“引刀成一快”的汪精卫能那般疯狂地屠杀共产党呢？他们是有过宣言的；又有谁能想到那个和他有几十年过从的吴稚晖竟然能落井下石把他儿子陈延年直接送上了刑场？鲁迅曾经比较过陈独秀和胡适，说同样一道门，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以鲁迅的犀利，我们大约就能猜出陈独秀搞革命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但陈独秀的声望太高了，他依然是党的总书记，瞿秋白可能会在白天开会声讨陈政策的不合理，晚上还要进他屋子里和他解释，可能会让他离开领导核心，不至于会想到换掉陈独秀，只能是共产国际的决策。他开罪共产国际的一个导火索是中共新的领导人们提出了在国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就是所谓中东路事件。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宣布全部废除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是好事。可不知怎么的，后来改了，把在东北的铁路权划掉。弱国无外交，中国当权者只能自吞苦果。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让张学良出兵收回中东路铁路，打的是一张民族主义的牌子，顺便也消耗一下刚刚易帜的张学良，可谓一石数鸟，心思缜密。李立三等人在苏联的影响下，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陈独秀是断然不会同意的。一来，这里面有民族感情，谁不希望自己的铁路归自己？其次，只要是在中国打仗，受遭殃的只能是中国的老百姓。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显然要比李立三这些年轻人看得更为深刻，这样一来，直接得罪了苏联，包括对他一直信赖有加的托洛茨基，都是苏联的本位主义者。这样，陈独秀直接被离开，开除出党。而后来解密的文件显示，连共产国际都不打算给他以开除出党的处分，是国内的新锐们急不可待了。王明是最为积极的吹鼓手。如果上述材料真实的话，在这件事上，陈独秀是冤枉的。
一般历史关于陈独秀的叙述也就到此为止了。事实上，直到他去世的一九四二年，他一直没有疏远中国革命，并没有一刻躲在书斋，即便坐牢，也开始做起了学问——他的强项文字学，也开始写自传。不过，他已经和当时的中共高层渐行渐远了，面对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先后领导的中共中央，他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他们过激的政策，并且受托洛茨基影响，尝试另起炉灶，组织反对党，也就是中国托派。但是，面对那样一群盲动骄傲的年轻人，尽管他倾其所有，睡地板，躲警察更成为家常便饭，也成了中国托派的领袖，但轨迹不过是吵来吵去，一盘散沙，派系林立，几无组织性和纪律性可言，难成气候。搞笑的是他的追随者刘仁静（也是一大成员）一赌气，夫妻两人都组成了一派，更像是夫妻店。这样如果算是政党的话，也自然无法走得更远，托派成员散落在中外各地。后来陈独秀坐牢，喝托派实质上的联系近乎中止，等他出狱的时候，抗战爆发，陈进入晚年，精力更多地放在了抗日身上。
后来的党史也承认中国托派也是抗日的，更不认为陈独秀有汉奸的嫌疑，至于每月从日本人领取三百大洋更是无稽之谈。那是王明的诬告，全世界都不相信陈独秀会是汉奸。抗战爆发之后，舆论汹涌，要求蒋介石无条件释放陈独秀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司法总长出身的章士钊更是无条件为陈独秀辩护，而倔强如陈独秀偏还就不采用章士钊的辩论，说自己还就是想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推翻国民党和爱不爱国是两个概念，弄得蒋介石自己都骑虎难下，还是找了一个台阶把他放了。
陈独秀对于蒋介石是切齿痛恨的，既有蒋屠杀共产党的大仇，也有蒋介石杀戮自己儿子的私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抓，他老泪纵横，喝酒庆祝，说张学良为自己儿子报仇了，是他家的恩人。蒋介石后来送钱过来的时候，他咬牙切齿般地说，他杀了我两个儿子，我怎么能用他的钱？不过，抗战期间，从民族大义出发，他放下了私人仇恨，认为只要抗日的都应该支持，写文章呼吁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全国人民都要联合起来抗日。这是他人数的最后高光时刻，尽管后期他迷茫过，觉得中国的力量不行，但是抗日的旗帜和信念一直没有倒。晚年谪居四川江津，寄居人下，靠零星的稿费户口，家徒四壁，依然冠盖云集，接济不断，人们冲的是他这个人，这是一个大写的人。
如果说陈独秀有明显缺点的话，那是他前期的眼光很超前，所以成就了前期的伟业；后期的思想是滞后的，尽管他不断探索，而他的探索却又因为对托洛茨基本人的神交和信任走到了托派的小圈子里，没有看到隐含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和最广大的农民当中蕴含的巨大力量，从而头破血流，成为一个相当尴尬的角色。不过，他坚守了自己的初衷，在普罗大众面前，民族大义面前，他依然还是那个爱国救国的铁血男儿。
周公留言恐惧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我经常想，如果汪精卫在刺杀载沣身亡，那么他何尝不是一个偶像般的青年烈士，然而，他终挫骨扬灰；如果陈独秀的历史截止于一九二一年，那么他必定被高高扬起；而如果截止于一九三七年，他又能被更深地污名化；不过结局是他结束于抗战之际，人们开始又看到了一个抗日爱国的陈独秀，他幸运地还是到达了自己最后的精神彼岸，他的人生最终完整而充盈。
历史并不是什么任人打扮的姑娘，历史就是用时间为代价不断还原真相。如今，陈独秀的面纱也逐渐揭开，曾经在他身上的诸多标签绝大部分正在被一一揭开。人们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激情飞扬、痛快淋漓的他怎样四处奔走呼号；又看到了那个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穿梭的焦灼和果敢；又看到了在监狱当中不失风度的斗士；又看到了潦倒不失傲骨的江津老者。
即便是通俗的影视作品，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开天辟地》、《建党伟业》和《觉醒年代》。如斯，他足可欣慰。
备注：主要素材来源于唐宝林先生所著《陈独秀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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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8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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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8 12:33
这不是伸手就点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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