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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文坛》 | 唐诗人 2021年05月24日08:36
20世纪80年代末，由王朔小说引发的讨论是新时期以来文学遭遇商业、走向市场时出现的一场重要的文学论争。最初引发争议的并非王朔小说的商业化取向，而是“反道德”问题。王朔小说“反道德”“反崇高”的表达非常多，他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与嘲讽，包括他各种自述、发言中毫无顾虑的“痞式”表达，制造话题式地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推崇的各种人文观念进行调侃，引发的争论持续多年。王朔的表达方式很“过瘾”，批判王朔的文字中，有一大片也是模仿王朔的口吻，大玩一种过嘴瘾的批判。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围绕着王朔的小说、电影及其相关言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调侃和批骂，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史上的一大事件。这一事件引发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一直是很多研究者的阐释对象。本文将辨析论争中的道德问题，借此探讨商业时代的文学伦理。 一 “王朔现象”中的道德论争 王朔小说论争始终伴随着道德层面的辩论。有论者说：“如果落实到伦理学层面，‘王朔现象’所敞开的问题的实质就是作为文明社会基本尺度与依托的伦理道德之维是否应该否弃？因为在王朔的小说叙事中，伦理道德不是痛苦之源，就是伪善之源，也就是仅有负面作用，而看不到正面价值。”①这种判断不一定准确，但直白地揭示了道德问题是王朔小说论争中的重要一面。 王朔从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到80年代末作品被改成电影、引起社会反响之后才真正得到评论界的重视。在1988年、1989年王朔多篇小说②改编成电影之前，1987年《作品与争鸣》第二期曾刊出两篇关于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小说的讨论，观点一正一反，其中陈一水的文章指认王朔这一小说是“性犯罪的教科书”，这是比较早的一个道德评判。1989开始，陈思和、陈晓明等人开始对王朔小说展开学术性评论，随后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参与进来。陈思和《黑色的颓废》对王朔小说的颓废特征给予了中肯评价，肯定了王朔小说很多方面的创新，但也认为王朔这种小说格调并不高。陈思和把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概括为一种“颓废文化心理”，是一种文化现象。“‘颓废文化心理’绝对是反对传统规范的，但它没有任何高尚的内容和悲剧的精神，只是用庸俗的方式去吞噬、消耗，甚而腐化社会机能，促使社会的传统规范在嘻嘻哈哈的闹剧中瓦解消散。”③这个概括点出了王朔小说批判者和赞赏者之间的分歧所在。批判者大多关注的是王朔小说的颓废内容对于传统规范的消解，赞赏者看重的也是王朔小说叙事中包含的针对传统规范的批判和解构。王朔小说对传统规范的嘲讽与批判，指向的是多方面的传统道德。包括王朔使用的市井语言、颓废风格、媚俗叙事、反讽笔法本身，以及王朔在表达文学观念等问题时所使用的策略性话术，都成为引发讨论的道德问题。 王朔小说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蔑视与拆解是非常清晰的，但这种批判和拆解引来的恰恰是读者的困惑和评论的分歧。认同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来自王蒙。在《躲避崇高》一文中，王蒙认指王朔的“玩文学”正是对那些“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认为王朔“亵渎神圣”的叙事是一种技巧，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王朔“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④。还有李扬也对王朔小说的“反文化”给予辩护说：“王朔不是把‘反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观来宣扬、推销的，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激励人们去思考这反文化表象背后的一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朔带给人们的是一种无害机智。”⑤陈娟则认为王朔的嬉笑怒骂背后有着清醒的精神姿态，她相信王朔虽是用调侃的语言来描摹人世百态，“却不完全用游戏的心态来对待人生”，认为王朔虽不在作品中提倡何种价值理念，但他的写作痛快地解构和嘲弄了现实生活中那些束缚人自由、压抑人性的传统规则，这就携带着积极的力量，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对于王朔小说中那些出格的和粗俗的内容，陈娟也从总体指向层面来理解，认为其“讽刺的矛头主要指向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以及思想意识中僵死的‘左’倾表现”⑥。 批判者方面，也有很多评论家可以理解但不能接受王朔这种毫无底线的“反崇高”和“痞子”化叙事。在王蒙发表《躲避崇高》之前，阎晶明的一篇批评文章很有代表性，文章对王朔的顽主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其表现出来的“反崇高”性质的价值选择表达了担忧和反思： 王朔通过他的顽主，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渗（惨）淡的社会图景，他在解剖顽主们的心理行为的同时，把现实社会的秩序、规范部分否定了。似乎真诚的全部内涵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死心塌地的纸醉金迷。除此，一切高尚的话题、崇高的信仰，美丽的理想，正常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不是虚伪，就是浅薄。然而，真诚的全部意义仅仅是赤裸裸的残酷与尽情地享乐吗？如果世人都如同顽主们一样解脱所有的社会制约进入人生时，适合就有救了吗？王朔对此避而不谈。他更多的是依此来为顽主们的现实状态寻找社会根由，为他们的种种行径寻找人性依据。⑦ 阎晶明批评的是王朔小说中那种“近乎偏执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他对王朔小说中“顽主”形象的解读，指出“顽主”们把崇高通通视作虚伪的外表，把信仰看作骗人的谎言，把追求理想当作一种可笑的、浅薄的行为，“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持完全反叛的态度”：“当他们厌弃了高尚、否定了信仰、嘲弄了理想、破坏了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呢？王朔为他的顽主找到的，是一种丝毫不带注释的真诚。于是，在顽主们和社会之间，从根本上成了真诚与虚伪的对立。”⑧从价值观和人生观层面对王朔小说进行批判，这是比较致命的。 批评者中，还有戴阿宝对王朔小说“痞子”形象引发的思考。戴阿宝深入分析了王朔小说“痞子”形象背后的文化问题，文章最后指认这些“痞子”是以社会道德为对立面，而王朔把“痞子”内心那些被压抑的社会潜意识揭示出来，就是对正义、道德的蔑视。“王朔小说的这一极端的文化视角所形成的冲击波是惊世骇俗的：它在为‘痞子’的真实存在和存在的真实而由衷叹喟，它要为‘痞子’的人性价值树碑立传。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对社会的纯洁、真诚的背叛。在王朔的小说中，已无所谓崇高正义使命可言。”⑨王朔小说怀疑传统的伦理道德，这对于很多人而言，的确会觉得这种作品容易带来颓废和虚无。为此有论者从王朔小说看到道德虚无主义问题也是情理之中：“在王朔的小说中邪恶压倒了正统。”⑩还有论者指认王朔这种否定传统的写作是一种思维误区，导致的是作者和读者都无法摆脱道德逆向反应：作品没有超越性，现实中的读者也陷入无路可走的颓废之境⑪。1998年，贺仲明对王朔小说的反传统思想进行过概括分析，其中第二个反传统表现就是反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虚无与物欲倾向必然导致道德上的极端个人主义。”“在他们眼里，自己的享乐是惟一的生活原则，其他人的生命价值、传统的是非道德观都不屑一顾。于是，很自然的，‘恶’就堂而皇之地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以非常骄傲的姿态在‘边缘人’的生活世界中肆掠，并得到他们一致的欢迎。”⑫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批判性的观点，并不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道德批评那般只是维护传统的文学规矩。80年代末开始转入了学院化的文学批评，排除一些报纸上的情绪表达之外，大多数文章都表现得更为专业，是深入文本、理解了王朔小说内在精神特征之后、尊重作品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得出的观点。比如阎晶明的批评中，主要是针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问题，文章最后一段也补充解释了作品与作家的关系：“我在论述中常常把作家王朔同他的顽主人物混为一谈，这是不符文学创作虚构性的特点的。不过，幸好王朔自己承认‘我写东西都从我个人实例出发。’而且由此也可见出，王朔尽管在创作过程中尽量采取‘不带评判’的态度，但本质上他并不绝对客观，常常倒向顽主一边，通过他们的眼光打量人生。”⑬这些补充解释，可以感受到论者展开道德批评的小心翼翼。在贺仲明的文章里，也阐述了王朔反传统态度背后的复杂性，指出王朔小说对传统的反抗是和绝望相伴生的，带着强烈的反思性——“所以，在王朔的作品中，‘文化边缘人’们向传统挑战的行为最终大多走向对自己心灵的自戕，他们终结的生活场景往往是绝对的空虚和无聊。”⑭还比如署名老愚的酷评文章，把王朔的作品视作“毒蜘蛛”，但也能从王朔小说指向的时代性问题来展开：“王朔是一个没有受勋的中国‘当代英雄’。既然不能通过秩序、法律、道德、良知实现我的欲望，那么，我就彻底堕落，我就不承认准则和良心。王朔说出了众多受挫乃至失意的中国人的心里话，他用笑施暴一切——政治、伟人、性、爱情、价值，他用他的政治思维发动了一切空前绝后的‘痞子革命’……”⑮这是一种由王朔小说而延伸出来的时代性道德奔溃想象，他在文中表达的不是针对王朔其人其文的指责，而是针对王朔所表现的那种社会道德现实的忧虑。 二 王朔小说的道德逻辑 通观各种观点，评论家对于王朔小说道德问题的意见分歧，从表面看是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根本而言，依然是王朔小说的内在逻辑问题导致的。王朔的写作表现得新颖，除开语言特征的新颖之外，还有就是他不在小说中提供希望，作者在小说中展示的道德态度是模糊的、暧昧的，甚至是阎晶明所言的“倒向顽主一边”。所以，王朔的批判者基本是针对这种叙事上的问题，或者是从这种模糊暧昧中批评王朔的道德态度有问题，而这种道德想象往往又从王朔姿态性、表演性的自述中得到印证。 就小说叙事上的道德问题而言，王朔的反对传统规范，除语言表述的“痞子”范之外，比较明显的叙事特征是不在作品中提供惯常的写作所需要的故事升华。结尾没有理想的美学提升，这就更加突出了小说的消解力量，剥除了那些可以给人精神安慰的积极情感。没有希望，不给读者最终的心理慰藉，就会被认为这是作家颓废情绪的直接表达，甚至是宣扬虚无。这种写作，对于绝大多数读者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王朔与老霞的一次对话中曾说起过自己与时为人民出版社编辑、作家秦兆阳的创作交流： 王朔：……我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他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而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动笔时就不知道，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他当时说的话好像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我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我似乎明白了点儿，我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我就只能编了，那个结尾（指《顽主》的结尾——引者）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怎么让他升华呢？……我也想过能不能让他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不也是一个升华，最后他想自己再不能这么活下去了，浑浑噩噩的，反正要下决心改变自己……也等于给读者有个交待。而实际上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那东西，没升华这回事。⑯ 王朔虽然接受了意见，但他的小说结尾，大多数也是轻型的，基本难以挽回故事整体上的“不道德”嫌疑以及颓废感、绝望感。《顽主》的结尾在阅读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其不可靠性，这种“升华”既不是小说叙事逻辑内自然生长出来的，也不是现实生活中“顽主”们必然选择的，它起不到实质性的精神抚慰效果。而且，《顽主》这个小说的价值也并不在于结尾，而在于小说所呈现的“顽主”们的生活状态，在于小说表现出来的精神现实，以及由这些“真实”而来的更深度的精神反思，它重在解构，建构必须由读者自行来完成。 对于这些问题，黄式宪较早就指出：“王朔电影里的主人公，与现存的社会秩序具有深刻的不和谐性，属于反叛传统、破坏文化却不参与建设的颓废的一代。”针对《顽主》：“远远谈不到艺术家主体对所描绘矛盾和人物的超然，更谈不到透过喜剧性矛盾的发掘而显示出艺术构造（重铸现实）的力量，大约只能将观众的认同和审美价值判断，降格到与于观式的现代‘顽主’们的彼此彼此的地步罢了。”⑰很明显，这是对王朔小说只有负面的颓废情绪、没有正面的意义寄托和价值建构的批判。黄式宪从文学叙事问题上展开的反思，不是纯粹外部的道德要求，这种批评思维可以代表很多批判者的思维方式。如张德祥对王朔小说的不满之处，也是他欠缺建构面：“人类需要解构人类自己建立的种种模式和规范，需要消解种种自我设置的‘意义’障碍，不消解就不能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消解是历史的必然。但消解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最终目的，解构是为了建设，消解是为了创新，因为人类走到今天，是不断建设和创新的结果，而不是没有建设和创造、只有消解和拆除的结果，如果是那样，世界早就荒芜一片，或者从一开始就是荒芜一片，根本不存在结构和拆除，也没有什么可供消解的。”⑱ 不在作品中提供光明尾巴，这本身就是一个小说叙事学问题，是表现在伦理态度上的现代叙事与传统叙事的一种差异。对于这种道德态度上的暧昧，陈思和《黑色的颓废》一文还特意表达了欣赏：“更令我感兴趣的，还不在于王朔写了这么一些颓废者的心态，而是王朔对他的笔下人物全部存一点儿价值判断的心思，他以一种悠（优）哉悠（游）哉的态度，冷漠地描写着那些被玩得轰轰烈烈的人生游戏。这种生活方式被写成天经地义的，跟官员每天上班一样无可厚非。我是说，王朔对他所写的颓废生活场景抱颓废的态度，这才够意思。要不，义愤填膺地写张明糟蹋女大学生或者写南方犯罪集团的倒卖汽车，王朔就不成其为王朔了。”⑲明显，陈思和看重的正是王朔的“不道德”，这种“不道德”叙事，才是王朔小说最为突出的特色所在。 王朔这种“不道德”叙事到底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恐怕是个难有定论的问题。从反讽的效果来看，王朔这样的写作技巧就是合乎道德的。以反讽修辞来理解，王朔小说所呈现的就是他所要反对的，这也是很多读者都能领会到的一种叙事特征，评论者对这一叙事技术也有很多的阐述。陈思和还特意区别了王朔的反讽与李晓等人的反讽叙事的差别：“王朔走的是李晓一路的风格，可他反映的社会层次、艺术格调都要明显低于李晓，——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李晓的小说视作纯文学而把王朔的小说视作通俗文学的缘故。但王朔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终于摆脱了李晓这一代作家比较优雅比较老派的现代主义风格，也摆脱了知青文学所不免的追怀人生的伤感和忧郁。”⑳南帆针对王朔的反讽也有分析：“我相信，王朔的反讽引出的哄笑已经说明了王朔小说的深度；或许可以进一步说，反讽成了王朔小说之中最为犀利的部分。由于反讽，王朔小说的嬉皮笑脸出现了反抗色彩。反讽包含了对权威意识形态的嘲讽和解构。”㉑能够从反讽视角来理解王朔小说的话，也就可把握王朔小说内在的道德逻辑——不是不道德，也不是没有道德，而是王朔这种“痞子”视角的叙事呈现道德的方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有了很大的不同。 理解王朔的反讽，首先需要的是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是能够以及愿意正视王朔反讽叙事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很多论者对王朔小说的分析都指向80年代转型期的青年心理状态，把小说的道德问题归入现实社会的道德问题，而对王朔小说这种只有消解、没有建构的故事特征予以理解，包括其语言方面的粗俗、调侃特征，都视作时代性情绪的直接表现。“因为王朔所描写、所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低文化层次的‘无业游民’阶层，所状绘的是都市社会中的浪子浪女们的生活，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把他们的语言特征带进作品。这就使街头上、胡同里的口头语大量进入作品，既鲜活，富于表现力，又‘侃’味十足。”㉒这是语言上的现实，还有精神层面的颓废状况。“伴随转型期各种新旧价值观念不断地变化、更迭和碰撞，青年们的思想和心态也不断地迷茫、困惑。正是由于社会处于一个转型、过渡和改革的时代，青年们的心态才不断地捉摸不定。”“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都市青年这种流浪心态，才使王朔、刘恒的作品找到了现实生活的源泉。”㉓王朔写的是历史转型期底层人、边缘青年的绝望情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普遍有这种绝望特征。新写实、新状态小说等，都是呈现一种残酷或者无聊生活，普遍是以悲剧性的故事特征来引发震惊的或惊奇的美学效果，以实现一种悖反性的伦理反思。王朔小说与新写实、新状态小说不同，新写实、新状态小说的故事是沉重的，而王朔是以一种轻盈的、调侃的、戏谑的方式来表现沉重。就故事层面而言，王朔小说的悲剧性不够，故事最后也难以有更多的精神升华，最多是引发一些悲伤的感慨，这不是悲剧，但带有悲剧性气息——“你可以评论王朔的东西是通俗的、消极的东西，但你一定不能否认他的东西实际上笑几声后并不能让人轻松，那里边有一种渗透了整个王朔作品的浓重的悲剧气息。”㉔王朔小说虽然只有“悲伤”“悲剧气息”，但比起很多走向极端的悲剧性故事来，其实是更有现实基础，更贴近世俗世界的日常遭遇。对于王朔小说，我们的确可以如阎晶明批评王朔文章最后提醒的那样，把小说人物和作家自述的真实心理结合起来，相信这些虚构的人物形象其实有着作家的现实生活体验作为基础。有了这种现实根基，针对王朔小说所表现的冒犯性，很多评论家也能够理解和宽恕，起码相信王朔小说有很高的认识价值。雷达比较早的判断中，就说王朔与王朔事件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其认识价值高于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王朔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写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心态而已㉕。白烨也说王朔小说“具有体认生活和了解时代的认识性功能”㉖。 从王朔写出了历史转型期青年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况而言，即便呈现的状态是不健康的、有道德问题的，这些问题的根由也不在小说，而在于现实。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攻击作家的现象，对于很多不希望把批判矛头指向作家的评论家而言，与其批判王朔的小说，不如借王朔的小说来展开文化批判。为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评论王朔小说的文章，都是针对时代道德，而非针对王朔其人，甚至不是只谈其文。王朔小说与“王朔热”“仅仅是商品经济的产物”㉗而已，更大的问题在于商品经济、金钱欲望时代给文化、文学带来了新的叙事法则和伦理观念。 三 商业时代的文学伦理 话说回来，尽管王朔的写作可以从反讽叙事、从小说的真实逻辑来理解和规避直接的道德批判，但我们还是会对王朔的写作抱持怀疑，也即这种写作可以存在，但从理想的文学生态而言，这种写作也值得反思。正如陈思和虽然对王朔小说的创造性表示了欣赏，但也指认这种写作“格调不高”：“但王朔不是一个格调很高的作家。虽然他的创作不带什么具体的政治功利目的，但他的教养和环境决定了他反对传统的观念充满了现实的政治意义和粗俗的平民意识，反讽作为一种语言特征，在他的小说里不具备纯净的技巧意义，倒是在修辞效果上暗示了平民心理，他成功地选择了北京市民作为他的主要读者，相当敏锐地捕捉这一阶层中年轻人的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情绪所使用的特殊语言方式。”㉘这里所表达的，是承认王朔有才华，但却价值有限。其中的犹豫，指向的是王朔小说伦理与商业时代文化伦理的关系问题。作为作家，应该有一种理想性的人文情怀，在面对商业利益的时候，作家的伦理立场何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如何表现出作家的人文精神？对此问题，也是当时、包括后来很多批评家所探讨的要点所在。 从商业时代的文化伦理需求出发来批评王朔的写作，90年代初金惠敏、蔡翔都有过很犀利的观点： 作者出场了，作家退隐了，作者替代作家行使写作权利。文学的人道主义者所确定的作家中心地位被来自生活的作者颠覆了。作者不再追求超越个人的精神境界和情感境界，津津地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不再刻意借取自身以外的社会规范，把自我异化成社会的代言人、人类的化身。我就是我，坐不改姓，行不更名，我在生活中的存在就是我在艺术中的存在。㉙ 王朔拒绝了所有传统或现代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性指点，而以纯粹的“个人角色”出现，那种知识分子所熟悉的思想背景（精英文化）已被无情驱逐，而转换成一种商业性的文化背景。在王朔的作品中，没有“道理”（知识分子化的）。王朔嘲弄所有知识分子化的精神或思想（传统或者现代），唯一存在的是个人现世们的野心和欲望，这种欲望排除了任何一种精神性的装饰，而与个人在商业社会的经济赤裸裸地直接遭遇，王朔毫不掩饰自己对商业性“成功”的向往。㉚ 金惠敏的批评不是针对王朔个人，她针对的是90年代初文学走向了纯粹个人叙事这种普遍现象。蔡翔是从王朔的创作姿态上展开批评，不满意于王朔这种赤裸裸追求商业成功的创作理念。类似批判还有很多，直到90年代末还有人认为王朔的写作是“绝不承担责任风险的名利追求”，认为“王朔面对和关心的仅仅是一己的名利追求，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性的因素”㉛。这些批评对于王朔的创作而言不一定有效，但却代表着一种面对商业利益侵蚀时评论家们在文化伦理意义上的文学期待。 商业时代，不再追求超越个人的精神境界和情感境界的创作，真的行得通吗？隔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可以回答了。一方面，商业时代，个人写作有它的自由空间，只满足于讲述个人的生活故事的写作普遍存在。王朔的风格在今天已不新鲜，更不是最极端的商业写作，还有更多更粗俗、更媚俗的作品存在。但是这些都已经不能成为文化事件，也不再能触动评论家内心的道德之弦。这种纯粹为商业收益而展开的写作基本上已从纯文学写作中分流出去，独自成为商业链中的一环。另一方面，王朔的反讽是一种特立独行，语义模糊得令人难以看清他的真实面目，而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虚无和颓废，更是难以被文学史接受。如后来黄平指出的：“当代文学史无法接受王朔，在于我们的当代文学史无论怎样重写，内化着‘单一视镜’，只是不同时期追求不同的目标。故而，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在形式维度上无法接受反讽，在精神维度上无法接受虚无，在文化维度上无法接纳个人，在范畴维度上无法接受城市。当代文学史始终有‘一体化’的面向，侧重建构性的、集体化的、偏重乡土的文学。而相反的一面，都可以归溯到王朔的出现。”㉜从这两方面来看，王朔小说的问题其实不是太商业化，而是不够商业或者不够纯文学，他的小说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尴尬位置。 在商业写作与纯文学创作之间，这一尴尬处境，在今天看来或许正是王朔小说最大的价值所在。今天的严肃文学创作离大众读者越来越远，而大众化的、商业化的写作又越来越粗制滥造，处于“中间”的作品非常稀有。如此，或许可以换一种视角来重新理解王朔小说的价值，思考这种“中间”性质的写作蕴含着怎样的叙事伦理问题。我们可以从个人叙事、民间视角两个方面来理解。 王朔小说是当代小说进入了极端化个人叙事的开端性标志，这个“开端”不是说王朔是最早，而是说他的出现让个人叙事真正作为一种潮流而被认知。王朔关于小说创作的自述，基本都强调“我”。在《我的小说》里，王朔说：“我写东西都从我个人实例出发。”㉝在《我看王朔》的自我剖白里：“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基本上没有想象力，或者说想象力能达到的长度不超过身体……”㉞自述可以从侧面说明，王朔的写作忠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现实感受，不是从概念出发。概念往往是知识性的，是非个人化的、来自外部的创作要求。王朔曾反思自己有一段时间的写作也是从概念出发的写作，为此失去了自我：“被概念彻底驯服的人是写不出好小说的。我指的好小说是那些能最大限度再现生活表相的。”㉟摆脱概念之后再求最大限度地再现生活表象，这种叙事所展示的就是作家个人的生活见闻和真实感受，而非某种概念化的、非个人意义上的价值观或哲学理念。王朔这里作为“我”的个人，区别于80年代“现代派”写作中的“个人”。“现代派”也是个人叙事，但这个“个人”不是叙事、故事层面的局限于作家自身的“我”，而是从启蒙、从现代性视域去表达新的历史背景下所需要的普遍性“个人”，这是现代主体。王朔的“个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自我限定为叙事人意义上的“个人”。90年代之后很多作家坚持的个人叙事，往往是滑入了一个自我限定的逻辑，只写自己的见闻、感受，对他人的生活关注不够，逐渐也就局限自己的写作视野，容易导致自我重复。1988年，王鸿生就对王朔人物形象有一个概括： 不知人们是否已注意到，王朔作品的所有主人公几乎都遵循着特定社交圈内的言语习惯。无论其是男是女是“顽主”是“橡皮人”，也不管他们叫方言、高洋、刘炎或别的什么，仅凭说话人的口气、表情、节奏直到常见句式、惯用语码及其所负载的心理内涵，你都很难对他们作出个性化的区分，这即是说，这些人物的私人言语已高度类型化。这个现象饶有趣味，它揭示出王朔叙事语言中“自述”与“仿述”相同一的特征，同时也表明，他笔下的大部分语言主体实质上可以归为一个——“我”！㊱ 个人的生活体验是有限的，如果不从知识的层面拓展生活经验，不对更多与作家自身生活无关的人、事、物进行研究和书写，这种写作就注定了难以持续。90年代中后期，王朔基本已不再写他的“顽主”故事，而是全心投入影视行业。这种停滞，或许有着文学方面的失望，但更主要的还是他自身的创造力问题，他要维护的那些文学信条，他自身已无法在创作中继续。 个人叙事在王朔这里是一种需要反思的品质，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不是王朔很多自述中表达的限于作家自身这一单独个体的“个人”，而是文学创作学意义上的一种叙事方法上的“个人叙事”。作为叙事学意义上的“个人”，它并不排斥比个人更广阔的世界，也不排斥非作家个人生活经历的社会经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朔还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市井、民间生活记录者。王朔用自己的视角，看到的是边缘化人群的生活群像，所以从民间视角来看，王朔的“个人叙事”就是他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民间视角。在80年代这种历史转型期，作家普遍关心重大的精神问题的时候，王朔把视角转移到民间，去观察并书写边缘群体的生活现实，自然可以带来很多新鲜的东西。“王朔的作品，多取材于当代城市生活，表现了一群城市青年在社会变革时代的人生经历和心理状态。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较少正面意义的改革弄潮儿，多是一些失业（待业）、失意、失足的所谓‘三失’青年。他精心塑造的，是处于社会转型期中一类反叛的‘介乎于思想解放和放荡不羁之间的’青年典型，并把他们始终置于作品的主体地位，表现了作品从历史的、社会的、哲学的层次把握这些人物品格的主题意向。”㊲这种视角的叙事方式，包括由这一视角所看到的、讲述出来的青年状况，对于80年代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积极昂扬的时代而言，“三失”就是一种被漠视的民间生活状态，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现实，但却又是八九十年代里大多数人有过切身感受的、或许正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现实。王朔的小说，包括其小说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写出了这个历史转型阶段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现实遭遇和内心情绪。 可以说，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王朔最早把“大众”的心理情绪和阅读趣味推到了知识分子面前，逼迫着知识人士从经典、从西方、从历史中翻醒过来，去直面当代这种不理想、不美好的民间生存现实。同时，大众或者说作为理想主义时代的80年代的那些失败者、边缘青年的生活状况，也是第一次被纳入了文学的书写对象、并引起真正的关注。刘震云、刘恒、方方等人的“新写实”小说，虽然也是关注当时社会边缘处的个体生活，但本质上还是知识分子的视角在审视着普通人、落魄者的庸常日子，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情怀性、理想化光芒。而王朔的写作则把这些“高高在上”的光环全部揭掉了，把自己也设置为失败者、落魄者，甚至把自己流氓化、痞子化，从语言到内在的心理逻辑都靠向了“三失”青年的状态。“在这个运作式的生存世界中，王朔给诸多徘徊在高尚与卑微、清纯与浑浊、美好与丑陋之间的小人物透了口气。生存是艰难的，人生的光芒与理想主义的家园无时无刻不在被腐蚀与毁灭。而生活在重重文明与道德囹圄的人们又不甘或不敢轻易堕落。王朔的出现，无疑给他们矛盾的心理寻求到了一种慰藉与平衡：原来也有人这样活。”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对王朔的接受，这种热潮是一种阶段性的文化伦理现象。或许，从民间性特征而言，王朔可以类比于赵树理，他完成的是八九十年代的大众化写作。㊴ 当然，决定王朔小说能够走近大众、成为商业成功者的，还有其作品由调侃等修辞方式所带来的幽默特征。王朔以“小我”为叙事视角，以社会边缘人物的调侃式口吻作为小说语言，所讲述的故事也都是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通俗小事，这些特征构成了王朔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之后可以实现一种轻喜剧的艺术效果——在嬉笑调侃中延伸出对生活、对道德等传统观念的深沉思索，最终以一种话语解构的方式完成情绪发泄与伤痕表达，小说的伦理效用也在这个时刻得到彰显。有论者曾讲述自己为何喜欢阅读王朔小说：“公正地说，他在文章中所回忆的过往都不是我所能够接受并欣赏的。他以及他的经历都与我长期以来接触的教育（书本上的和父母长辈的）有相当的差距或是干脆说是抵触的地方。然而，文章一如既往的朴实风格和幽默而略带调侃的语言无疑给我枯燥封闭的学生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它宛如一阵夏日清爽的微风，在恼人的化学方程式和无聊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间润泽着我年少不解愁绪的心怀。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会喜欢王朔的小说应该跟此一点是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的。”㊵这段阅读感受，直接说明了王朔作品的叙事特征和伦理效果，它用一种朴实的、幽默而略带调侃的叙述带给读者愉悦，这种愉悦可以抚慰愁绪，同时也通过这种愉悦，不自觉地完成了一种生活伦理和生命哲学的更新——不一定是直接完成，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通过个人叙事来完成一种伦理观念层面的潜移默化，这似乎指向了刘小枫总结的自由伦理的叙事伦理特征：“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让每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㊶ 总而言之，商业时代所需要的文学伦理，不是一本正经地宣教某种传统道德规矩，也不是毫无节操地迎合消费逻辑，而是在这之间，寻找到最适合的伦理立场和价值尺度。何谓“最适合的”，王朔的历史遭遇和创作现状可以说明这并不指向某种恒久不变的“中间位置”，这个“位置”会随着社会发展、市场环境的变化而逐渐调整。无法铆定这个“位置”，但可以从王朔小说的批评论争史中总结出一些基本启示，比如说要有个人化但不褊狭化的叙事立场，作品要表现时代性的最宽广意义上的民间生活现实，还要有贴合民间人物话语方式的朴实语言，以及能感染人、抚慰人进而影响人、完善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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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24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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